【纪念民革成立70周年】孙越崎：带领资源委员会员工起义
— 多党合作历史记忆篇 —
1949年5月30日，上海刚刚解放，陈毅领导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原国民政府部门移交的一大批物资：16000吨白糖、50000余桶原油、一套炼油厂的大部设备、钨锑锡等矿产品、大量钢材等。这批物资，对于即将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十分宝贵。这些物资隶属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一手策划移交的是孙越崎。
执掌资委会
孙越崎（1893 —1995）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名“毓麒”，是当时比较常见的传统名字。在上海读书期间，年纪轻轻的他有感于中国屡遭磨难，就自己更名为发音相近的“越崎”，寓意务使国家“越崎岖以达康庄”，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孙越崎被誉为“工矿泰斗”，是煤炭、石油工业名副其实的泰斗级人物。他大学毕业后，投身工矿生产建设第一线，30岁出头就将穆棱煤矿建设成当时东北非常先进的煤矿；在陕西延长，他打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口油井；在茫茫戈壁滩，他成功创办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矿，用石油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因为他的突出功绩，不仅获得了“煤、油大王”的称号，还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
1946年，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合影。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成立于 1935年 4月，由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而成。1938年，改隶国民政府经济部，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担任副主任委员。因为它实在是特别重要，1946年 5月，资委会独立出来，成为主管国企的正部级单位。翁文灏坚辞不就，于是钱昌照任主任委员，孙越崎任副主任委员（资委会始终仅 1个副职）。1947年 4月，钱离职，翁回来任委员长，孙越崎任副委员长。此时的资委会，空前庞大，辖 121个总公司，1000多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职员 32800多人，其中 40%为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人则有 20万，其中不乏技艺超群的技工。可以说，资委会集中了当时中国轻重工业绝大部分的建设和科研人才。作为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工矿事业机构，资委会垄断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包括钢铁、石油、机械、电力、煤炭、化工、造纸、制糖等一系列工业部门。它还拥有世界产量第一的钨、锑等矿产品专有出口权，享有外汇留成收入，经济实力居各部会之首。
1948年5月，翁文灏任行政院长，孙越崎升任资委会委员长，成为这个庞大部门的一把手。
南京秘密会议
抗战胜利后，一心怀抱工业报国梦想的孙越崎以为终于等来了和平建设年代，准备大干一场。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处心积虑地挑起内战，他的理想和抱负根本找不到施展的舞台。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他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反动本质，开始认真思考资源委员会和自己到底该如何抉择。
1946年，孙越崎视察吉林丰满发电厂。
1947年7月，孙越崎到华北及东北视察资委会所属工矿企业。到东北后，看到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士气高昂、深得人心、节节胜利，他认识到，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任，非共产党不能承担。
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孙越崎从回到北平的鞍钢公司人员口中得知，鞍山解放时，鞍钢公司员工无一人伤亡，公司协理和不少高级技术人员都被留下并受到优待，其他人员愿留者欢迎，愿走的发路条沿途放行。孙越崎大为感动和欣慰，从这件事情上，他了解了共产党对待资委会所属工矿企业工作人员的政策。他反复思考，认为共产党建立建设新中国，需要工矿企业和广大工人，只有跟共产党走，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众多工矿企业才能获得新生，广大的工人才不会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四处漂泊。
孙越崎担任资委会委员长不久，辽沈战役爆发，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关内的解放区也日益扩大，蒋管区一片混乱。孙越崎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日益失望，他决心运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将一个庞大的国民政府工业部级机构和资产完整地移送给新中国，使其充分发挥富强祖国、振兴民族的重任。
10月，国民政府全国工业总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孙越崎事前未与任何人商量，便以委员长的身份，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商议把资委会留在大陆。
会上，孙越崎明确表态：“我终于明白在国民党下面是没有出路的，去年我把东北一些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撤到关内是个错误，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企业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胜利在望，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个腐败政府一路走下去，跟他们一起毁灭吗？”他要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弃暗投明，“坚守岗位、维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还说，共产党执政后，一样要建设中国，一定会用我们，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的。孙越崎还让大家回去后向附近资委会所属厂矿负责人秘密转告。
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孙越崎敢于当众公开表示对政府的“叛逆”，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举。只要有一个人出卖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也确实有一个人当场提出了反对，但也没有去告密揭发。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大家都认为孙越崎的这个提议是正确的，是会受到所有职员和工人拥护的。
会后，孙越崎通过资委会财务处长季树农，找到了中共地下党潘汉年系统的关系，同中共地下党员季崇威取得联系。这样，在以后指导资委会起义的工作中，孙越崎就有了获得中共组织指导和帮助的可靠渠道。
拒绝将南京“五厂”迁台
1948年 11月 26日，翁文灏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孙科组阁，拟定吴尚鹰为资委会委员长，结果因蒋介石不同意，孙越崎职务未动。
12月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败局已定。就在孙越崎布置属下坚守岗位之时，蒋介石突然召见他，当面要孙越崎把在南京的资委会所属 5个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械厂全部拆迁到台湾去。
孙越崎说：“长江封江，轮船不好雇。”
蒋说：“京沪铁路畅通无阻，你可以把机器由铁路运到上海，再船运台湾。”
孙越崎说：“‘五厂’现在都有困难，拆、运、建都需要很多费用。”
蒋说：“你做个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并提出“限1月11日迁出南京”。
孙越崎让“五厂”的几位厂长编出一个高达 132亿法币的预算，希望蒋介石知难而退。没有想到，钱款很快到账了。孙越崎只好开始一点一点地拆迁，尽量拖延时间。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国共两党开始和谈。
借着这个机会，孙越崎马上下达了停迁令，将南京“五厂”集中在下关码头的机器设备搬回。同时，他组织留守职工，成立“留京员工励进会”。这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来电，“奉层峰（即蒋介石）令”催南京五厂迁台。孙越崎见蒋盯得太紧，就向李宗仁求助，说：现在你正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谈判，我如果从南京拆厂去台湾，不就显得政府没有诚意，对和谈不利吗？李宗仁权衡之后，答应说：“那就不要拆了。”但李宗仁在南京并无嫡系军队，生杀大权仍在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手中。孙越崎保护南京“五厂”的斗争经过几次艰险，最终将“五厂”成功留在了大陆。解放以后，这五个工厂中有四个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基础厂，后来四机部的许多工程师也出自这几个工厂。
2月，翁文灏应蒋介石约赴奉化溪口。蒋向翁说：“我要孙越崎拆迁南京的五个工厂，他一直没有迁，我看他是受了资源委员会里中共地下党的包围了，糊涂了。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你回去劝劝他，叫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告诉他不要失去信心。”孙越崎知道问题很严重，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宣读了汤恩伯的电报，以及翁和蒋的谈话。孙说：“尽量拖延吧……”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风险极大，有身家性命之忧，“迁厂组长”、电照厂长沈良骅主动要求分担孙的责任，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支持。孙越崎很感动，但他表示：拖延迁厂的责任还是由我承担。40年后，当见到厂长之一的王端镶时，孙越崎激动地和他紧紧拥抱，说：“我们是生死之交！”
汤恩伯督查搬迁事件平息后，孙越崎感到拒绝搬迁的风险和压力不断加大，他请季树农与季崇威联系，请求中共派正式代表见面，以指导今后的行动。
3月，中共代表与季树农见面，指示的大意是：共产党不做强人之难的事，汤恩伯既看重物资，那就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是第一，物资第二，保全人是最要紧的。
资源委员会是“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
为了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孙越崎与他的同仁不仅采用拖延战术，而且转守为攻。他们编造了两本清册，一本是《半年来已运台湾物资清册》，另一本是《急待抢运台湾物资清册》，并付文“恳切要求抢运”。他们知道，局面一团混乱，上海至台湾船运十分紧张，蒋介石的亲信们根本没法再顾及这些物资了。1949年 4月 21日，在隆隆的解放军渡江战役炮声中，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孙越崎则到达上海，帮助资源委员会各部门做好护厂护产工作。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资源委员会主管物资进出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设在这里。凡是资源委员会直接采购的物资，都由材料供应事务所办理进口和分配事宜，主要进口的有成套设备、五金材料、工具仪表以及美援物资。资委会主管出口钨、镁、汞、锡等的金属管理处和台湾十大公司驻上海营运处也在这里，还拥有各类物资的大小仓库 70余座，另外在高桥油库存储进口原油 10万吨，产自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的汽油 1800万加仑。为了便于集中力量保护，孙越崎经过深思熟虑，把资委会本部迁到了上海。
此时，汤恩伯等仍在轮番督促资委会搬迁到台湾。4月26日，为了使资源委员会手中的资源能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孙越崎在布置好资委会工作后，南下广州。凭着他的机智，取得了行政院长何应钦的同意，资源委员会及其管理下的大量物资仍旧留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30日，资委会将全体员工及大批机器与设备移交给军管会。陈毅曾对此作出评价：“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台湾，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及设备器材，几乎未走一人，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
此时，孙越崎已经受到怀疑。孙越崎给李宗仁、何应钦各写了一封辞职信，飞到香港。
到香港后，孙越崎立即与香港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北上抵京，参加新中国建设。陈毅谈及孙越崎时也说：“他是为国家事业而做官的，我们对他甚为谅解，请他即返上海。台湾及广州两地人才，也请他设法召回。 ”
孙越崎把从上海带来的 208万美元现金支票（按当时 1盎司黄金价 35美元现价约 1300美元折算，相当于现在的 7000多万美元），立即签名兑现成现金，把这笔现金发放给尚未解放地区的数十个资委会下属企业，供它们青黄不接时应急使用。这笔救济款大大稳定了厂矿员工的情绪，使“坚守岗位、维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成为可能。
在香港期间，孙越崎还想方设法，组织成立了“资委会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保护矿产委员会”，避免了价值数百万美元、重达 4000吨的矿产品被侵吞。1949年 11月 14日，事务所全体员工宣布起义，最终将这笔巨额资产完整地交到新中国手中。这一行动，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京秘密会议后，分散在全国的资委会各厂矿企业和32000余名职员及数十万技术工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军队百般周旋，最终全部留在原岗位，护厂护矿迎解放，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重工业家底和大批物资，如北京的石景山发电厂、上海的中国石油公司高桥油库、甘肃玉门油矿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毛泽东欢迎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电文
1980年中，孙越崎（右三）与邹明（右二）等人合影。
例如，国民党政府西北长官公署要求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即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炸毁油矿，以免落到解放军手中。邹明飞到香港，请孙越崎协助。孙立即联系在北平的同乡、老师邵力子等人，请解放军尽快进军玉门，以免油矿受损。邹明回到油矿后，组织武装护矿。1949年 9月 25日，玉门油矿迎来解放。我国唯一的石油基地就这样从资委会完好地移交到了新中国手中。
“论公，我没背叛国家”
孙越崎及他领导的资委会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极为恼怒。应新中国的邀请，1949年 11月 4日，孙越崎携夫人和幼子北上。孙所乘船的船主黄恕之与他同行，黄感到孙目标太大，就临时改变路线，没有走台湾海峡，改走台湾外海。他们后来得知，蒋介石曾派四艘小军舰在海峡企图拦截孙越崎，十分惊险。蒋介石没有抓到孙越崎，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直到蒋介石去世，通缉令也没有撤销。
孙越崎能到资委会委员长的高位，除了他具有能力超群、公而忘私等优秀品质之外，也离不开蒋介石这位老乡的器重和提携。孙越崎是知恩图报的人，但他没有“愚忠”思想，对他来说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人应该成就大我，不能局限于小我。他后来说：“论私，我背叛了蒋介石；论公，我没背叛国家。”
孙越崎辞去政府职务到香港后，便没有了收入。卢作孚十分了解孙的为人，就以民生公司顾问名义，每月给孙 1000元港币。孙越崎全家靠这笔钱，支撑到了回国的时候。
毛泽东签批的任命孙越崎为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的任命通知书
1949年11月，孙越崎携眷乘船到天津转回北京，担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次年 3月，邵力子介绍他加入民革。孙越崎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务。
李瑞环同志曾说：“孙越崎老所经历的 100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 100年。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孙越崎老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毅然站到党和人民大众一边，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孙越崎老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本文内容选自《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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