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起底：过半富豪藏富海外，澳洲成最佳投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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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招商银行和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于6月20日第五次联合发布《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2017年的报告中写道：

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元，2014-2016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报告预计2017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到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4%。

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人民币，2014-201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1%；预计到2017年底，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188万亿人民币。

2016年，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158万人，2014-201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预计到2017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187万人，同比增长14%。

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翻了三番。2006年，国内高净值人群仅18万人，2016年已跃升至158万人，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天有接近400张“新面孔”跻身千万级以上财富人群。

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49万亿人民币；预计到2017年底，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58万亿人民币。

2016年，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5万人的省市共9个，分别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湖北和福建，其中东南沿海五省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率先超过10万人；全国22个省市高净值人数超过2万人，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

有了财富积累，可投资资产就需要相应的资产配置方式。我国的高净值人群将钱投向了何处？哪些投资标的受青睐？近期又出现了何种变化趋势？今天《澳洲财经见闻》将为您带来最新数据资料以及深度分析。

阅读导航

一、中国高净值人群分析

二、中国高净值人群境外资产配置

三、中国企业家海外投资，澳洲备受青睐

四、中国“造富工厂”暗藏隐忧

五、中国财富保卫战, “三方角逐”谁才是赢家？

一

中国高净值人群分析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提到：

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引擎驱动下，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逐年扩大。高净值人群的行业分布随着产业升级、大众创新等宏观经济重点变化，从传统制造行业逐渐拓展到新兴行业。

在2009年及2011年的调研中，“创造更多财富”均高居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目标首位。2013年，随着高净值人士初步完成辛苦打拼事业的奋斗期，愈发看重如何更好保障自己和家人今后的生活，“保证财富安全”首次跃升首要财富目标，同时“财富传承”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近年来，“保证财富安全”、“财富传承”和“子女教育”一直作为高净值人群最关注的财富目标，“创造更多财富”则被挤出前三位。

访谈过程中，不少高净值人士表示，随着财富原始积累和快速增长的阶段性目标达成，更多的财富对其生活的边际效益提升有限。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日渐上升，他们逐步意识到财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能够抵御经济下行和市场周期所带来的各种不可控的风险，保障财富安全并完成代际传承，进而实现长久、稳定的家业繁荣。

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创富方式也发生了转变，高净值人群细分日趋多元化。创富一代企业家比例已降至40%，二代继承人和职业金领的占比分别为10%和30%。而二代继承人主要从事制造、金融及建筑行业；职业金领则主要从事制造、信息及金融行业。

虽然同为高净值人群，15%的创富一代企业家资产规模在1亿，而达到这一资产规模的二代继承人、职业金领分别占比为15%和8%。

除去创富一代企业家中，二代继承人及职业金领主要集中在制造、信息、建筑及金融行业，相对于创造财富的渠道，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更值得财富管理行业关注。

“

随着市场投资品种不断丰富，同时高净值人士分散投资风险的意识提升，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呈现多元化趋势。

2009年，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集中配置于储蓄和现金、股票及投资性房地产，三者约占整体可投资资产的70%。

而在2017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的70%则包括储蓄及现金、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投资性房地产。其中，通过私人银行投资理财的占比约为50%，而在2009年，这一占比仅略高于10%。

二

中国高净值人群境外资产配置

2015-2016年回顾：随着中国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理念的提升，境外投资近年来持续增加。从资产类别来看，境外资产配置趋于多元化，其中现金、股票、债券和保险仍为资产配置大类。

从地域来看，资产配置全球化更加明显，香港作为境外投资首选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出于房地产投资的考虑，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受到更多关注。总体来看，2014-2016年个人境外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眼界更为开阔，他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境外市场。多区域、多币种、多形式的跨境多元化配置获得越来越多高净值人士的认可。

调研数据表明，高净值人士中拥有境外配置的人群占比由2011年的约19%上升至2017年的约56%。同时，人均境外资产配置占比自2013年起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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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虽然有境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的需求，但由于对境外市场不熟悉，对进一步增加境外配置比例较为审慎，将保持密切关注，顺势而为。

分散风险和捕捉投资机会仍是高净值人士参与境外投资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受访高净值人士中有超过80%认为分散风险是进行境外投资的首要原因，另有约50%的受访者表示捕捉境外市场投资机会是重要原因。相较2015年，这两个动因的提及率均呈现明显上升。

出于分散风险的首要目的，境外资产配置仍集中在现金、股票及债券；预期未来保险、房产及股票比例将上升。

“

从资产配置的类别来看，由于对境外市场的了解有限，高净值人士的境外资产配置仍然集中在储蓄和现金、股票 和债券类产品等主流投资类别；而资产规模越大的高净值人士境外资产配置越为分散。

”

未来1-2年，受访的高净值人士对境外资产以分散风险、保值为主的诉求没有太大变化，故而对保险及投资性房地产等相对保值的品种表现 出更为强烈的偏好。在本次访谈中，不少高净值人士表示，由于对境外市场的不熟悉，目前会更偏向于投向一些 “看得懂”的投资品种，而对于复杂结构产品投资仍然较为谨慎。

“

考虑到子女教育、房地产投资机会以及温和的税收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境外投资热度显著升温,提及率相较于2015年均上升6-7%左右。

三

中国企业家海外投资，澳洲备受青睐

根据最新出炉的《澳中商业合作指数报告》，在最受中国企业家青睐的贸易伙伴国中，澳大利亚荣登榜首。

此外，近年来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的构成也颇为有趣。按投资金额计算，前三位依次是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

它们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数据所显示的过去八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流向，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已分别有八年、七年和六年的历史。

报告显示，有94%的中国企业家最青睐与澳大利亚企业家进行商业合作，其次是英国、美国、韩国及新西兰，54%的澳大利亚企业表示非常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中澳企业家们互视对方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其进口正在赶超出口，消费者正成为继工商业之后，又一个拉动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支出增长的火车头。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步追赶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学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预计到2017年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的一大净对外投资国。

接受EIU调查的投资者中，有37%的人将文化差异列为处理海外收购时面临的首要挑战。不过，文化差异难以衡量，其中之一无疑是语言障碍，但其中也包括营商文化中存在的一些更为微妙的差异。比如说，中国企业管理者经常抱怨的一点就是对于可接受的工作时数的理解存在不同。

文化接近性的量化指标包括华裔人口所占比例和中国出生的移民数量（代表汉语人口规模）。对于工商业而言，在当地拥有使用共同语言或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脉资源是一大有利因素。这一人际网络便于企业获取新客户，帮助新近进入这一市场的企业了解当地的风俗和禁忌，也可提供有用的人力资源库，让企业从中招募新员工。 

四

中国“造富工厂”暗藏隐忧

事实上，这份调研报告和近来其他财富调查结果相似：中国富人愈来愈富。

根据去年年底发布的2016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国目前有594位身家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超越美国。

中国富豪人数在过去10年里翻了将近9倍，其中更有约7成人仅用5年时间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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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中国富豪人数暴增的同时，暗藏了两大隐患，一是贫富悬殊矛盾增加了社会不安，二是富人大举海外移民，寻求安全生存环境，导致大量中国人才和资金外流。

此前，北京大学发表的研究也显示，最富有的1%家庭已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而最贫穷的25%家庭仅拥有全国1%的财产。

贫富差异大不仅会使社会动荡不安，还会使中国大量富人移居海外，造成大量人才资金外流，据海外媒体今年1月报导，由于安全和财富难以保障，外加环境污染、子女教育、食品安全、高居不下的房价等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层人士离开国土。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显示，最近几年，新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每年均15万人左右。

”

五

中国财富保卫战，“三方角逐”谁才是赢家？

2016年对中国拥有两套以上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发财年”。随着城市房价不断飙高，许多拥有多套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迅速膨胀，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中产家庭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财富保卫战”。

企业要保住资产，中产要保住家庭财富，他们向境外转移财富，导致大量资产外流、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而政府则想方设法阻止资产外移的滚滚洪流。在政府、企业、中产家庭三方之间的财富保卫战中，谁是赢家？这种三方较量是否会继续下去？

去年以来，企业和许多中产家庭都想把财富转移到境外，而政府则要阻止资本外流、保住外汇储备，前者与后者彼此杠上了。政府、企业、中产阶层这三方都各有一正一反两种想法：中产阶层和企业既想转移部分财富到境外，又怕中国经济真的大滑坡；政府既想实质上管制资本外流，又想维持外汇不管制的形象。

因此，在这场各自的财富保卫战当中，三方的角力不是玩命，而是既对立、又相互依存。

外汇维稳方面，中国政府深知目前有三个急欲套现的“假想敌”：

1

国内企业想将资产置于安全之地；

2

国内中产、富豪急于将房产等红利套现保值；

3

外资企业要套现抽走资金。

针对这三类套现者，央行已采取相应行动。

对于想借海外投资为名转移资金的企业，国家外汇管理局早就在11月28日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

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从新规颁布开始，一直到2017年9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且不属于中方核心业务的海外并购、以及国企在海外涉及10亿美元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都将不被批准。

对于想将已有利润套现的个人，新规则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严禁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人寿保险和投资性保险等未开放资本项目。为此特意设置了若干条款限制，比如银行购汇要与实际用途相符，以学费名义申请的，必须提供本人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才可以购汇；此外，申请表还强调，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当事人当年及以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

对于那些想将利润转移出境的外商，从11月底开始，跨国企业500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汇出，须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此外，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与外国附属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入汇出金额也面临更严格的限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如今各公司只能将相当于他们中国资产30%的金额汇出国外。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之前指引下的100%。

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后，大额现金交易，境内和跨境的报告标准均为人民币5万元以上、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需要汇报才行。

中国居民想要进行海外投资，也越发的艰难。据调查显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采取了多样化海外投资的形式，有经验的中国投资者开始通过投资海外证券市场获取短期回报。

在海外投资热潮中，房地产行业无疑是最受中国投资者欢迎的热门投资产品。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一直是中国人最喜爱去置业的热门地区之一。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人在最近两年在澳洲置业的金额总计高达1818亿人民币。此外，东南亚置业也越来越受到海外投资者的追捧。根据数据统计显示，澳大利亚在截至2015年6月的财年中总共批准了240亿澳元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占所有房地产批准的四分之一。中国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置业者，其次是美国人（70亿美元）。

中国富豪再来澳洲买房会难上加难，不但需要雄厚的资金，还需要能够把钱运出来的门路。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蚂蚁搬家”、利用贸易公司转移资金、地下钱庄汇出资金三种换汇路径已经很大程度被封堵。同时，外汇市场出境难题能否大幅缓解也引起业界关注。

一位熟悉民间换汇操作方法的人士透露，目前他们能使用的换汇灰色路径，不外乎三种：

一是新型蚂蚁搬家模式。即民间机构先寻找众多境外人士，在某个反洗钱监管措施相对薄弱的国家商业银行集中开户，然后组织家人尽可能多换汇，再以境外电商购物付款等名义分散划入这些境外人士的各个账户，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分期转移资金，再通过资金归集业务汇总到境内个人指定的一个境外账户，这种做法往往呈现“高频率、小额度”的特点，不易被监管部门察觉。

二是通过设立贸易公司向外转移资金。通常做法是先在香港设立一家窗口公司，先将商品卖给这个窗口公司，再由窗口公司卖给境外买家，由此窗口公司可以留存大量贸易资金，在境外换汇用于购房或金融投资。

三是通过地下钱庄的操作模式，即境内将人民币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其境外账户会存入相应等值的外币。

“坦白说，目前这三种操作模式都渐行渐难，因为监管部门已经对这些换汇漏洞进行从严监管。”这位知情人士直言。

近期他的多位客户通过上述“蚂蚁搬家”模式向境外转移资金用于购房或金融投资。

另外，2017年9月开始，中国个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在100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的银行账户信息（截至2016年底的信息）将会主动呈报于中国税务机关，其中包含众多投资者熟悉的离岸地以及欧洲国家和地区：百慕大、BVI、开曼群岛、塞舌尔、卢森堡、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香港、澳门等。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已正式实施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申报准则），国家税务局可以调查境外账户追缴各类非法避税、资金违规转移境外等行为。

而且，外汇管制不仅对个人海外投资有所影响，对企业海外并购同样造成威胁。

以前的考验在于中国买家是否能够在激烈竞争下把协议签下来。现在的考验是，鉴于目标市场的监管障碍加大和外汇管制收紧，在协议签订后，中国买家最终能否真正完成交易。

在20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自己的外汇监管部门成了中国企业寻求收购海外企业的最大障碍之一。

出于对中国企业利用跨国收购向境外转移资金的担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简称外管局）表示，将打击其认定为具有投机性质的收购。允许的是“战略”收购，即对收购方的国内业务起到配合作用的收购。 

12月，中国商务部称，正密切监控所有涉及收购土地、酒店、电影制作和娱乐资产的对外交易。

结语

中国的大多数富人有五怕：一怕房产价格下跌，财富缩水；二怕房子卖不掉，无法变现；三怕政府收房产税；四怕人民币贬值；五怕换汇难。所以想为自身财产寻求一块安全之地。

外企过去因人民币升值而将人民币利润留在中国。现在外企有三怕：一怕人民币贬值，利润缩水；二怕中国经济前景不佳，无利可图；三怕撤资和汇利润回国有困难。

本国企业则有三怕：一怕国内经济前景不佳；二怕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情况下用各种税费对企业“剪羊毛”；三怕以后政策收紧了，没机会转移资产。

企业除了资本安全的考虑之外，还因为中国的企业税负太高无法承受，希望另找发展机会。

过去两年是企业和富裕阶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高潮，已经成功转移资产的，成了财富保卫战的赢家，政府是输家。

但预计资本管制将进一步收紧，尤其是国内企业及金融机构海外借贷以及投资活动。

制图：Chloe

本文参考来源：《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招商银行 & 贝恩咨询），路透社、金融时报、VOA，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CROIC-IWEP，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普华永道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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