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亿人民币都去了哪？逃亡澳洲的中国“贪官”现形记

共6133字｜预计阅读时长6分钟

1. 

除了通缉令上黑体加粗的“闫永明”三个字之外——这个曾被称为“中国伟哥之父”、年仅21岁便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似乎还有很多个名字：

刘阳、Bill Liu、William Yan…

自称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的闫永明，其实还有3个身份证号、3个护照号，以及3个完全不同的出生日期。

他曾是那个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通化金马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不惜重金一掷3.18亿人民币、收购号称“中国伟哥”的壮阳药物奇圣胶囊；

但被质疑在任职期间“活活掏空”了这家公司，并携巨款潜逃海外的重大经济罪犯——

也正是他本人。

闫永明（这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资产上亿” ，与现在的“资产上亿”大有不同） / 来源：Greg Bowker

事实上，他本人的“发家史”，可称得上是一出好戏。

据曾在金马任职的某员工透露，金马曾在通化宾馆搞过经销权拍卖会，把“奇圣胶囊”吹得神乎其神，号称是某开国元勋也用过此药，并亲笔手写药名。

这些看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实际上都是在为后来的资本炒作铺垫。

收购“奇圣胶囊”短短两个月之后，金马发布公告，称公司在“奇圣胶囊”的支持下，将在2000年实现净利润达2.42亿元。而此前一年，这一数字才不过8000万。

此后金马的股价一路飙升，几个月内翻了几番，最高时达到33元，成为了当时风头无二的牛股。

三利化工成为通化金马持股比例达26.28%的控股股东。作为通化市最优质国有企业之一的金马药业，在历经八年改制之路之后成了闫永明的天下 / 来源：黑龙江广播电视报

然而，金马的红火只是昙花一现。

当闫永明控股占96%的三利化工控制该公司短短一年后，金马2001年的年报显示，业绩突然急转直下，当年只实现了1亿的营业收入，净亏损5.84亿。

金马的股价也随之一路暴跌至5元，众多迷信“神话”的投资者身陷泥淖。

与此同时，闫永明却突然“人间蒸发”。实际上，他用了另一个身份“刘阳”，侵占大量公款先后逃亡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闫永明曾辩解称，他的财富是通过合法经商获得；而他在海外所使用的两个身份（即闫永明和刘阳）都是有效的，因为在中国时，他曾被亲生父母送给他人领养。

2001年5月，他使用名为刘阳（Yang Liu）的护照抵达澳大利亚。

经历了不到一年的等待期，次年4月，化名为“刘阳”的闫永明便取得了澳大利亚永居签证。短短两个月之后，他又取得了新西兰永居签证。

与许多行踪低调的逃犯相比，闫永明虽然名列“百名红通人员”榜单上的第5号人物，却在出逃海外之后偏偏作风极其高调。豪赌成性的他，甚至曾经一度占据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媒体新闻头条：

“在82分钟之内输去500万新西兰元的豪赌客” 。

事实上，在2001年至2013年间，作为奥克兰“天空之城”赌场的VIP客户，闫永明的赌金合计高达5.63亿新西兰元，尽管他在此期间曾两次被禁止在两年内出入该赌场。

SkyCity赌场的VIP区 / 来源：Chris Skelton

“东窗事发”之后，闫永明的澳大利亚永居签证被取消。由于澳洲政府提供了司法互助，闫永明在澳大利亚的几个账户以“使用假名”为由被查封。

2007年11月，澳大利亚警方根据中国吉林省公安厅提供的证据材料，将闫永明转移至澳洲的赃款337.4万澳元移交中国警方。

虽然资金数量与他奢靡至极的海外生活相比，实在是寥寥无几。

但此次赃款追缴，是中澳自建交35年以来，澳洲政府首次向中国政府移交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赃款，也标志着中澳开展追赃合作的重大进展。

2.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中国的“贪官外逃”现象到达了高发期。

而澳大利亚因为其优美的自然风景与悠闲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成为了中国贪官们最青睐的“避罪天堂”之一。

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公布的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指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2005年8月，新华网刊发了文章《外逃贪官带走500亿美元——专家：多管齐下打击》。文中引述了商务部的调查报告数据：

“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虽然上述数据在2010年被商务部否认，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数据来源也遭到质疑，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出面澄清真实数据。这也导致了中国外逃贪官的真正数量和携带款项数目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一则复旦大学进行的研究调查了7300个中国贪腐官员案例，发现涉案金额中位数并不高，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巨贪” / 来源：Caixin

而贪官外逃的具体规划路线，也从早年间案例中的仓促出逃，慢慢进化成了一个计划极尽详密的过程。

根据调查统计，经济罪犯潜逃至澳大利亚，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常见途径：

1. 以“裸官”形式，先送子女家人去海外留学生活，然后以不同名义把钱从各种渠道寄去海外；钱到海外之后，再被转换为房产或者其他资产；再让家人获得澳大利亚身份，出逃后再以其家属身份在澳洲低调地生活；

2. 本人事先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成为合法公民；并在澳大利亚当地堂而皇之地成立公司、开办业务；

3. 作为国内企业的中澳合作项目负责人，多次借工作的名义赴澳考察并滞留不归，最终“音信全无”。

澳洲四大银行的一位华人客户经理曾称，他认识具有一个军方背景的中国客户，曾用私人飞机把大量现金带入澳大利亚。

而这则小道消息，也在2013年澳大利亚维州法院的文件中得到了验证——有中国商人用私人飞机一次性把80万澳元带入澳洲，并存在中国某银行在墨尔本的分行。

3.

曾任国有企业广东南海市置业公司经理的李继祥，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裸官”。

与闫永明不约而同的是，李继祥的出逃地也首选在了澳大利亚。事实上，在他出逃澳洲的整整4年之前，他的妻儿就已是澳洲公民。

李继祥 / 来源：互动百科

1997年4月，他在广州注册成立了下属公司广州保税区长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任该公司经理兼法定代表人。次年，他与李运南合伙在香港成立中汇有限公司。

“钱到了香港，就算是半只脚踏进了自由。” 

李继祥、李运南二人显然深谙此道。

在1998年6月至2001年5月期间，他们以“合作经营投资”的名义，分多次由长远公司向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借款的方式，非法挪用南海市政府住房基金。

李继祥转移资产的手段也十分典型：将挪用款项通过调汇公司、地下钱庄或随身携带等方式转往其他安全账户，再转往澳大利亚存入家属账户、购买别墅。

“世界知名”的离岸金融市场，香港 

根据澳洲联邦检察官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97到2003年间，李继祥伙同同伙以建造廉租房的名义，骗取金融机构8200万元人民币贷款，并将其中3000余万人民币以各种形式汇到香港，后来，他又将280万澳元分成七次汇到澳大利亚。

然后，李继祥为自己以及李运南，在澳大利亚著名的黄金海岸购买别墅3套、名车数辆。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是最受中国贪官欢迎的选择之一 / 来源：BookingHunterTV

罪行败露后，李继祥于2003年逃亡澳大利亚。凭借着非法转移的数千万资产，他到达澳洲之后住豪宅、开靓车，经常出入当地的知名高尔夫球场，并很快就获得了澳洲身份。

但是他对于澳洲逃亡生活“岁月静好”的幻想，在持续了整整4年之后还是被打破了。

在澳大利亚警方与广东省检察机关、以及香港警方三方协作取证下，2007年，李继祥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并于2011年9月14日因“洗钱罪”与“利用犯罪收益”被判处14年监禁，9年内不准假释。

李继祥至今未对其提出上诉。

办案期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首席运营官专门到访广东，并将一张面额416万余澳元的支票交给广东省检察院。

至此，这场广东省检察机关的8年追逃之路，终于暂告落幕。这也是中国与澳大利亚警方联手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的第一案。

4. 

曾有一段时间，市面上出现众多声音质疑：澳洲政府的投资签证是否已经变成了中国贪官暗度陈仓的绿色通道。

据统计，澳洲政府自2012年11月24日推出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94%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其中大陆占91%。中国大陆的申请人也是获得澳洲永居身份最多的，占到88%。

但这一切在2014年，“风向变了”。

2014年7月22日，中国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代号为“猎狐2014”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

同年11月，APEC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并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加大了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宣读《北京反腐败宣言》/ 来源：央视网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重新审查因贪官外逃新闻而被推到风口浪尖的“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和“1500万澳元高端签证”的审批过程。

时任澳大利亚联邦贸易和投资部长的Andrew John Robb曾表示，澳中的合作除了警方之外，澳大利亚移民部也会和中国执法机构合作，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进行强制的品格和安全审查。

“一旦发现有申请人的资产是来历不明的，我们会把申请资料交给当地的执法机构。”

2015年4月22日，“全球百名红通”名单公布，即为代号“天网行动”中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其中包括10人隐匿在澳大利亚。

至此，一只只硕鼠开始慢慢“浮上水面”。

5.

2015年4月，中国的三十个省区市向社会首度公开了公积金信息的年度报告。

处于“暗箱”已久的公积金信息，也终于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地方公积金资金运用率平均为66.7%，其中最高的是重庆市，达95.38%；最低的是山西省，仅为24 .66%。

这也意味着，山西超过四分之三的公积金都沉睡于账上。

但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看起来甚至有些离奇的数据，与一个居住于西澳珀斯南部、貌不起眼的小区之中的中国人，两者之间竟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他便是“百名红通”第9号人物、当时任太原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十年之久”的胡玉兴。

他曾是太原市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得力干将，也是个在一方“呼风唤雨”的人物。

山西省纪委主办的《正气》期刊，还曾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加大房改工作力度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就当前房改热点问题访太原市房改办主任胡玉兴》的文章。

胡玉兴身上的光环，一直持续到了当2002年太原市启动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对二级机构的清产核资审计工作的那一刻。

审计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经查明，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违反国家规定，违规发放售房资金3.19亿元，违规办理公积金贷款手续，形成“坏账”约3.53亿元，违规长期投资5900万元。

审计结束，当太原市检察院接到移送文本准备立案调查时，却发现关键人物胡玉兴已经出逃了。

2002年7月，当时已经47岁的胡玉兴出逃至澳大利亚的珀斯。接下来，就是十余年的“杳无音信”。

与繁华的悉尼与墨尔本相比，珀斯并不算传统的华人聚集地，但近些年来华人明显增多 / 来源：Jetstar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澳洲华人移民一样，胡玉兴每天的生活就是帮着子女带孩子。邻居们经常在傍晚看到胡玉兴与妻子带着孙子在小区散步，也从未和别人发生争执。

直到一封红色通缉令的公布，胡玉兴才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

根据澳大利亚本地媒体《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描述，当他们的记者在珀斯的社区里见到胡玉兴的时候，他正从白色奔驰车上取纸箱。听到记者询问通缉令的问题之后，胡玉兴突然“变得疯狂”，不仅将记者的嘴唇和脖颈打伤，还把相机抢走摔到地上。

“胡玉兴站在住所的车道上，胸口起伏，气得浑身颤抖。”

该篇报道中也提到了一旁情绪激动的胡玉兴妻子。她冲着记者高声尖叫，“是中国政府的错，我们是澳洲公民，我们没有做错误的事情” ，并要求记者马上离开。

一心想要“隐姓埋名”的胡玉兴此时此刻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本以为绝对安全的澳大利亚，也很快将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6.

2016年4月21日，“天网2016”行动启动。当天，逃亡墨尔本9年的“百名红通”第42号嫌犯周世勤回国投案自首。

周世勤曾在沈阳铁路局担任会计，并被指控从国营铁路局贪污数百万元人民币。年过花甲的她表示，仍希望能回国自证清白。

同年7月，名单上的另一人物郭廖武回国自首。

据悉，郭廖武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除此之外，郭廖武还是外逃贪官中“高学历人才”的翘楚。拥有博士学位的他，曾在其研究的专业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并获得科技奖项。

郭廖武回国自首 / 来源：中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事实上，仅仅在2016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共追回了381名外逃人员，并查没了价值12.4亿人民币的非法资产。

“我们每追回一个，都会在照片墙对应的人上盖一个章。” 中央追逃办的工作人员拿起一个刻有Arrested（已逮捕）的章告诉记者。

来源：中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7年, 中国与20多个国家的反腐败和执法部门，就追逃追赃工作开展交流与合作。

虽然澳中引渡协议在被反复提上谈判桌之后又遭搁置，但在2017年9月，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在北京签署了《中澳打击跨国犯罪和加强警务合作的议定书》、《中澳打击经济犯罪联合行动方案》，并举行赃款返还仪式，宣示两国将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深化合作。

虽然根据协议，任何澳洲外逃人员必须是自愿返回中国；但这些协议也使得中国警方在澳调查相关案件更为方便。

而那些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人物，也随之越来越“无处可逃”。

7.

逃亡终有归途。

2018年1月，胡玉兴回国投案自首，终于结束了他为期16年的澳洲逃亡生涯，他也成为了2018年首个、也是十九大以来第4个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胡玉兴回国自首 / 来源：中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6月，中国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公告中包括在澳潜逃4人的藏身线索：

王东升（烟台市公路局原局长）、吉东升（中原证券郑州纬五路第一营业部原经理）、刘富才（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赖明敏（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原行长）。

公告发布后短短数天，曾经涉案建国以来第一银行资金盗窃案“中行开平案”、外逃澳大利亚达17年之久的赖明敏回国投案，并主动退赃。

2018年8月，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公告。 这是一封针对外逃人员的最后通牒，也为他们划出自动投案的“大限”。

公告提出，在2018年12月31日以前，主动投案的外逃人员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随着“大限将至”，这起公告也效果颇丰，带来了至少20余人的主动投案。

事实上，在“天网2018”行动中，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335名(引渡17人，遣返66人，异地追诉1人，缉捕275人，劝返500人，边境触网202人，境内抓获198人，主动自首等76人)；

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307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5名，追赃金额35.41亿元人民币。

8.

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仍然有很多人“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

还有很多人由于获得了外国的公民身份，而使得执法难度尤为加大。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中国伟哥之父”闫永明，虽然他的澳大利亚永居被取消了，但邻国新西兰却还是给他痛痛快快地发了护照。

尽管调查人员发现化名为“刘阳”的闫永明，在申请居留权和公民权时使用了假身份，以及国际刑警发出通缉令，闫永明依然在2008年获得了新西兰国籍。

闫永明与为其主持公民宣誓仪式的Dover Samuels（右一）/ 来源：Brett Phibbs

当时的新西兰移民部副部长Shane Jones曾表示，他相信如果闫永明回中国将被处决。当初也正是他力排众议，批准了闫永明的入籍申请。

2016年11月，潜逃海外15年之久的闫永明回国投案自首。

就在他回国自首之前两个月，新西兰警方与闫永明达成民事协议，后者支付4285万新西兰元罚金，换取民事诉讼的和解。新西兰警方透露，在这笔罚金中，其中1500万新西兰元收归新西兰政府所有，剩余的2785万则被转交中方。 

闫永明回国自首 / 来源：新华网

但由于闫永明的新西兰公民身份，他于次年1月回到新西兰接受当地法院的审判。

2017年5月，新西兰奥克兰地区法院对闫永明在新西兰犯洗钱罪进行宣判，判处闫永明在其奥克兰市中心的豪华公寓中的5个月家庭监禁，附加6个月缓刑监管。

为了让闫永明能在服刑期间工作，法官Rob Ronayne还批准他在每个工作日能出外5个小时，前提是得到假释官员的批准。

从此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1969年出生的闫永明，从“草莽起家”至“跻身名流”，甚至与前任新西兰总理John Key同席而坐、相谈甚欢——半生命数多变，如今也终于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

虽在异国他乡重获自由，但闫永明也难再回到那段曾在奥克兰的天空塔挥金如土、“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风光日子了。

这个并不圆满的结果，很难说是这场战役，究竟算是打赢了，还是输了；

又或是既不算赢也不算输。

参考来源：综合AFR、 Sydney Morning Herald、NZHerald、新华网、观察者网、凤凰周刊等报道

推荐阅读

推广

觉得好看，点下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