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玻璃顶”：亚裔能攻破澳洲主流社会的精英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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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比“玻璃天花板”更难打破的“竹子天花板”

• 澳洲精英层的“白人俱乐部”

• 争，还是不争？是天花板总会有裂缝

• “不在于改变想法，而是改变流程”

• 结语

前言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是，时至今日，“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于澳大利亚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对于澳洲的亚裔移民以及后代群体来说，“勤奋刻苦”、“书呆子”、“学霸”这些标签常常从年少时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大多数人。

只是哪怕是读PhD，也总有脱去光环毕业的一天。

一旦走出学校进入澳洲社会之后，虽然学生时代的一张优秀成绩单的确能带来一份收入尚可的体面工作，只不过——“走进大厅，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乘坐电梯直达顶层。”

比“玻璃天花板”更难打破的“竹子天花板”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亚裔面孔在其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2016年的统计数据，在澳洲具有亚裔背景的人口为355万人，占总人口的16.3%。他们或许是在有生之年移居澳大利亚，或许出生在澳大利亚，但父母或祖上是亚洲人。

来源：ASIAN AUSTRALIAN FOUNDATION

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传统意义中的澳洲主流社会“精英层”，却似乎没有那么“多元化”：

根据澳大利亚多样性理事会(DCA)的研究报告，澳大利亚的前200家上市公司中，仅仅只有1.9%的高管具有亚裔背景；而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司高管中，具有亚裔背景的仅占4.9%；

根据亚洲澳大利亚律师协会的统计，2015年在澳大利亚的6160名律师中，只有94名(1.6%)大律师、0.8%的司法人员和3.1%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具有亚洲背景。

这些数字，远远低于亚裔人口在整个澳洲社会中所占的百分比。

而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世界里，这个现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一届的澳洲联邦政府众议院共有151位议员，但是仅仅只有一位华裔议员，也就是首位当选的Chisholm区华裔女议员Gladys Liu（廖婵娥）；

参议院中有76名参议员——仍然仅有一位华裔议员，也就是频频曝光的影子外交部长Penny Wong（黄英贤）。

Penny Wong / 来源：SBS

哪怕是在亚裔比重远超过欧洲裔人口的Fairfield区，市政厅的议员中仍然绝大多数为西人面孔，亚裔议员仅为3人。

究竟是什么把已经走进了“大厅”的澳洲亚裔群体，拦在了直通顶层的电梯之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前工党外交政策人士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多次表示，亚洲澳大利亚人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与女性经历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一样普遍，但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

“竹子天花板”一词，来自韩裔女性简·海云（Jane Hyun）2005年出版的《打破竹子天花板：亚裔的事业战略》一书，指亚裔在西方国家面对的一种无形的升职障碍，即很难在企业中进入高管层成为领导角色的社会现象。

显然，澳洲的企业、教育、法律和政府机构仍然与过去一样，存在着非常单一的文化——前任吉拉德政府曾在白皮书中美好描绘的“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看起来似乎也遥遥无期。

澳洲精英层的“白人俱乐部”

有人可能会问，“当澳洲如今这么多的外科医生来自亚洲的时候，竹子天花板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虽然杰出的澳洲华人比比皆是，比如有“现代心脏移植之父”之称的Victor Chang（张任谦），但是拥有一个有声望的职业，和在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之间是有区别的。

亚裔可能是外科医生，但是谁在管理医院呢？

谁又在领导和管理我们的机构？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澳大利亚的企业和政治机构任职的John Menadue（梅纳杜埃）认为，澳大利亚在拆除竹子天花板的方面倒退了，而体制上的种族主义已经渗透到了几乎不可逆转的深度。

“尽管亚裔学生在高中和大学成绩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澳洲上市公司却仍然是一副老样子：苍白的肤色、男性、几个老名字被彼此轮回任命担任董事会和高管职务——这样的情况至少已经持续了30年。”

竹子天花板的存在是有史可循的。

毕竟白澳政策直到1973年才被埋葬，而淘金热时代的历史也表明，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的到来往往导致种族间紧张（点击阅读《却望他乡是故乡：华人需要在澳洲待多久，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

来源：SBS

在悉尼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Caprar看来，澳洲白人之间的“伙伴关系”（Mateship）也正是从此萌芽，因为他们当时不得不在一个严酷的未知地区相互依赖，也自然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关系。

梅纳杜埃指出，如今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商业、法律、媒体、金融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都存在着“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模式”。

“社会阶层有很强的能力不断地自我繁殖。”

他补充，“这些阶层基本上都是白人俱乐部，这些人凭借着自己对地位的意识性与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模式，来任命像自己一样的人。”

南澳大利亚大学的教授Ying Zhu（朱颖）对此表示，许多澳洲公司的董事会“由相互认识的中年白人男性主导，他们会互相掩饰。他们感觉很舒服，就像那种寄宿学校的男孩俱乐部一样，隐藏着种族主义。他们很懒，或者根本不想深入那些认识来自亚洲的人。”

因此时至今日，不少公司仍然信奉着“Same is safe, different is dangerous”（一样便是安全的，不一样的就是危险）。

然而除了来自于澳洲白人群体的刻板印象之外，可能有些澳洲亚裔移民的枷锁，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

争，还是不争？是天花板总会有裂缝

对于那些具有亚裔背景的移民来说，能够公开谈论自己遇到的偏见并不容易。

在今年北卡罗利纳大学的一项研究中，虽然被采访者谈到了西方国家的公司高层中的“俱乐部”或“部落行为”，为亚裔进入领导层制造了无形的障碍，但也有不少人由于担心带来的后果，在中途退出了采访。

亚裔身上自带的“亚裔价值”（Asian Value），确实会在硬技能的客观测试中有所帮助，但当游戏规则改变、包括领导能力在内的“软实力”占领主场时，这个身份反而却往往成为一种负担。

现实中，技术技能虽然可以在机构中的较低级别得到承认，但在较高级别上的通关证却是软技能。毕竟对于那些机构顶端的人群来说，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

“我可以相信你吗？我们关系融洽吗？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吗？你是如何代表公司的？”

作为一个来自墨尔本的越南裔律师，Tuanh Nguyen分享了自己在律师行业的体会，“在初级和中级水平上，常常只需以客观标准衡量你的技术能力，但当你达到合伙人的水平时，每个人对你的技术期待值都会下降，而那些政治层面的因素则被摆上台面：你的领导技能、如何做好一个合伙人、带来新的业务。”

“谁会支持你，谁为你担保？”

Tuanh Nguyen补充，“当你到达那个关键时刻，被推向合伙人或高级大律师的界限的时候，是需要有人担保帮助你晋升的。而对于亚裔澳大利亚律师来说，从小就没有收到很好的人际关系教育，听到更多的是’努力工作，在技术上非常擅长你的工作，不要摇摆不定，你就会被认可’。但这并不能让你进入高层。”

对于许多亚裔澳洲人来说，这场比赛可能没开始之前就输了。

或许是亚裔的传统文化，并不鼓励“枪打出头鸟”的情况发生。

出生于澳洲的马来西亚华裔活动家Erin Chew指出，“每个人都为David Morrison谈到竹子天花板而喝彩，但当亚裔澳洲人谈论竹子天花板时，我们却会受到来自同胞的批评。”

“我们仍然被视为模范的少数：我们的目标是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好的职业，而不是打破界限。”

她补充，亚洲文化倡导的更多的是“让我们对现已拥有的感到满意。现在这样挺好的，我们不想让自己成为靶子。”

而对于那些攻破了澳洲主流社会的“精英层”的亚裔来说，也意味着另外一些东西的放弃与释然。

自2015年起担任新南威尔士州立法会Newtown州议员的Jenny Leong，在当选后的演讲中曾这样说：

“像我这样的人站在这个地方是很不寻常的。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女权主义者了，但是直到后来，我才以中国澳大利亚人的身份站出来。”

Jenny Leong / 来源：John Appleyard

“当我曾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只想融入其中，不想与众不同，所以我甚至去研究了双眼皮手术，因为我听说这样做可以使我看起来更像西方人。”

“当有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件事至今时有发生，但我现在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了。曾经我，虽然胃里会打一个结并感觉自己被这个国家排斥，却会给出一个充满敌意的回复，’阿德莱德’。但如今的我能够很自豪地与别人分享我的文化背景。”

“这样看起来，不管是玻璃天花板还是竹子天花板，总会有裂缝的。”

“不在于改变想法，而是改变流程”

墨尔本大学工作领导研究中心的Victor Sojo表示，“关键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改变流程。”

流程改革的案例之一是普华永道新的内部资源配置工具Workayer，它以匿名的方式选择最佳的工作人员。公司中任何需要项目支持的人都可以提交一个请求，而该请求将覆盖所有符合要求的员工档案。

澳大利亚税务报告和战略负责人沃伦·迪克(Warren Dick)表示：“工作人员的个人资料是匿名的，这意味着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寻找工作人员时避免无意识的偏见。”

多样性理事会则建议为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才指派一名担保人，并要求他们详细报告自己为促进其被担保者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从而承担起这个责任。

比如Telstra和Herbert Smith Freeills律师事务所(HSF)已经开始了一项试点项目，其中一家公司的年轻亚裔律师与另一家公司的英欧资深律师配对。其目的是进行双向的智慧交流：资深律师带来导师身份，而初级律师带来文化上的不同视角来“颠覆”导师的假设。

结语

种族主义的标签，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或对种族优越的理论信仰。

或许只有那些遭受过歧视的人才会懂得，最难对付的种族主义的形式，其实并不是那些在大街上公开的恶意咒骂，也不是不怀好意的政治宣传视频中堂而皇之对中国的抹黑。

——而是在一个机构或组织中，浸润在公司的每一项制度、规则或实施中，隐藏在每个人的眼神里，无形也无声。

参考来源：

J.Hyun, 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

M.Knox, Battle of the bamboo ceiling

J.Lee, For Asian-American students, stereotypes help boost achievement

S.Tan, The path to more diversity at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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