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澳洲】“不管是移民澳大利亚还是马来西亚，有本事的香港人早都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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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文浩突然意识到，手机里最近突然多了许多平日里不太联系的朋友的消息，都在纷纷询问移民澳洲和孩子上学的问题。

这一次的香港移民潮，和父亲当初决定在97年主权交接之前，带着他移民澳洲的情形何其相似。

“不管是去澳大利亚还是马来西亚，就算是去一些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都不想呆在香港了。有能力有本事的香港人都已经跑了。” 他想起了一个朋友在电话那端发出的感慨。

香港真有那么不好吗？有时候许文浩也觉得困惑。

如果真的如朋友所说那么不堪，那为什么某位知名犹太富商会在多年前甘愿放弃加拿大国籍，以加入中国国籍并申领香港特区护照？

——话说他其实还曾在一个私人酒廊内影影绰绰地见过这位传奇人物一面，对方虽然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一双犹如鹰的眼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许文浩是没得选的。

五岁时就随父亲来到澳大利亚的他，其实对于自己在香港新界时的童年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一年中总得回去个一两次，只是每次都是行程匆匆。

他也常常会在各个新闻媒体、网络平台上，下意识地去点开那些与故乡有联系的内容，但这似乎更令人困惑——香港好像有很多面，每一次看到的都不一样。

这么多年过去，许文浩和父亲仍然住在当年从香港刚刚搬至悉尼时在华人区购置的一处公寓，面积比在新界时的公寓足足大了一圈。

香港新界街道

但他在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却仿佛仍然活在那个属于香港的圈子里：

在当初选大学专业的时候，他曾在最受同胞们追捧的医科、法律与金融之间犹豫，最后选择了法律和金融，原因也非常现实——学医所需时间更长，距离变现的日子自然也更久；

他在毕业后又毫无波澜地成为了一名律师，虽然是在澳大利亚，但香港的加班文化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最重要是把工作做好，别想着几点下班”，港剧中的金句无疑道出香港的加班文化之盛。在香港，投行职员每周平均工时在80至100小时之间，香港四大的审计师更常因超时工作而被调侃“大部分都睡在办公室里”。

TVB律政剧也是一大题材 / 来源：《壹号皇庭》剧照

事实上，在澳洲的许文浩对超时加班工作也早已习以为常。

他平日里常常处理案子忙到凌晨，第二天又一整天都约了人会面，甚至晚上还有活动需要参加——唯一的闲暇时间，可能就是下午偶尔抽空去公司旁边的按摩店的一个小时。

由于实在太累，他常常在按摩时昏昏睡去——但是年轻的泰国女按摩技师的手，却总往不该按的地方按。

醒来后的许文浩对此无可奈何又啼笑皆非：

他其实真的只想好好睡一觉。

2

“你是没有吃过苦日子的。” 

祖籍广东的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自己当年在香港七岁就开始做工的奋斗往事：

从挨家挨户的送水开始，他那些年做过许多工，后来又开始着手经营制造业与运输业，甚至与几个码头上的帮派还颇有关系。

许文浩记得有几个晚上，父亲在凌晨带着一身酒气回家——年幼的他其实也分不清楚，那究竟是父亲在外面喝的白酒，还是撒在他身上斑驳伤口上的药酒。

他也记得母亲原先每每对此低声埋怨、后来却只是默默背过头去的样子。

只是，不管如何用力地回忆，他却无论如何都再也想不起她的脸。

——其实母亲离开之前是有一些家庭合影的，但当年还是胶片时代，父亲带着他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没带走那些照片。

他有时候也会想，或许换在今天就不一样了。毕竟照片都是数字储存格式，无论时隔多年，无论天涯海角都可以随时随地重温回忆。

但究竟这样是好也不好，也说不准。

走的人只管走了，只有被留在原地的人还迟迟忘怀不了。

成年之后，许文浩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回家，常常早出晚归。尤其在三十岁之后，他实在不忍在家面对看着自己欲言又止、一脸歉疚的父亲。

只是有一天，他提早回家去取一份文件正巧碰见从超市买完菜上楼的父亲时，这才意识到：

当年曾经在一片“打打杀杀”的江湖中闯荡、一身腱子肉的父亲，如今竟然爬几层楼梯都会喘气。

3

刚入职时，许文浩常常和同事去公司附近的一家中餐厅。

这家店只做堂食，不管是价格、还是菜品与服务，水准都与周围其他出售中餐外卖的店高出许多，光顾的客人也多是在出没于附近的银行家、律师与政客们。

候餐间隙时，他便常常与店内的服务生聊天。他们多半在上世纪60、70年代从香港移民或偷渡来到澳大利亚。虽然在国内时有五星级酒店的工作经历，到了澳洲之后却由于语言等种种问题找不到对等的工作。

——不过这也正好成就了这家餐厅。

而每当许文浩翻着餐厅里标注着“一份扬州炒饭30澳元”的菜单时，总是忍不住会想起那个叫阿灿的服务生，云淡风轻地笑着讲起他刚来澳洲时，穷得只能天天吃“猪油捞饭”。

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香港和台湾地区不少家庭生活穷困，便把猪肉上的肥肉炸油，用盅把猪油存放起来，因天气寒冷，猪油很快便凝固，便可得到一罐乳白细腻荤香扑鼻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从盅挑出一小块乳白色的猪油放进热饭中，加点酱油制成猪油捞饭，甚至连一点儿其他佐菜都不需要，就可以吃光一碗饭。

猪油捞饭

一来二去，许文浩便认识了这家餐厅的老板黄太。

黄太看上去大约四、五十岁的年纪，一身干练的套装称得她身材修长，头发烫成精致的细卷扎起，眉毛描得根根分明，眼角眉梢处仍然流露出当年的卓然风韵。

其实许文浩一直都以为黄太也是香港人，因为餐厅里都是上了年纪的香港员工，黄太日常与他们沟通也都是一口流利的粤语。

但直到后来，他意外在店内听到黄太用上海方言打一个电话时才知道，原来她在上海出生长大，年轻时去了香港，又在香港待了七年再来的澳洲。

但许文浩的心中仍然存了一个疑惑：

虽然在餐厅里人人都叫她黄太，但他却从未见过她的先生，也从未听她或店内的员工提起过。

4

他的这个疑惑，也在几年后由黄太本人亲自揭开了谜底。

可能是突然觉得忙够了，黄太那时已下定主意打算卖了经营如日中天的餐厅去环球旅行，便想到了身为律师的许文浩。

于是在一个午后，黄太坐在他的对面，手上的翡翠戒指绿莹莹地映衬着杯中的红酒，娓娓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来悉尼整整三十年了，刚来的时候我才三十岁”，看着许文浩脸上流露的惊讶神情，她托了托脸颊一侧，眼神中流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天真与俏皮，调侃道，“应该和你现在差不多吧。”

“其实我的名字是婉仪，不过这么多年，大家都黄太、黄太地叫惯了，我也懒得改，” 她把弄着手上的那枚戒指悠悠叹了一口气，“小时候特别想去上海外面看看，就去了香港。但没想到，到了香港以后却发现比上海更小，便又来了悉尼。” 

她提到自己在香港时曾是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刚来澳洲时由于形象姣好，又具有语言优势，也很快在当地的一家酒店找到了类似的工作岗位。

只是所在的那个酒店最常接待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旅行团，所以对于她来说，来了澳洲之后与在香港的工作环境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

这不免令她有些失望。

于是她不久便辞了职，去了市中心的一个酒吧做调酒侍应生。

“那时光顾酒吧的客人几乎都是像你这样天天穿着西装的男人，常常一整个下午都耗在酒吧里，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用不用上班”， 黄太笑着补充，眼神里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温柔，“其中有两个客人经常一起过来，一个是三十多岁的香港男人，另一个是年纪大些的澳洲老头。”

“有一天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需要庆祝，喝了很多shot（一饮而尽的小杯烈酒），然后就开始打赌。那个年轻点的男人便对年纪大点的打赌说，他会在三天之内追到我，要是输了就裸奔。”

“那他追到了吗？” 许文浩不由出声打断了她。

“我一开始只当他开玩笑，没想到他真的一连三天，天天都来，而且每一天都带来礼物，首饰、化妆品、鲜花…甚至在有一天的上午和下午分别都送了一束花。”

她补充，“早上是雏菊，下午是玫瑰。我问他，为什么在一天之中送给我两束不一样的花，你猜他怎么说？” 

哪怕是时隔多年，黄太回忆起当年对方肉麻的解释仍然忍俊不禁，“他说，上午的雏菊代表了深藏在心底的爱，但是没想到发现一过了中午，这份爱就再也藏不住了。”

“这么着直到第三天，那天我正好是早班，便答应了下班后和他一起吃饭，但没想到那天我身体不舒服，就提前请假回了家，并烦请酒吧的同事转告给他。”

只是没想到，黄生竟然在那晚来到了她家门口，手里还端着亲手煲的鸡汤。

她其实也早应该想到，口风并不严实的同事早早就把她家的住址一并供出。但此时此刻，她看着杵在门口的黄生，实在做不出把对方的一片好心就这样推出家门的决绝。

“也难怪刘銮雄一碗肠粉就虏获了李嘉欣的芳心，有钱又痴情的男人随便放在一个女人面前，哪里能抵挡得住呢？”

更何况，彼时也正值盛年的黄生不仅财富惊人，而且比起大多数香港富商都更为英俊潇洒。

她随后搬进了黄生在悉尼的一处房子，没承想一个月不到就怀了孕。而得知消息的黄生喜出望外，便劝她辞职在家好好养胎。

只是黄生从来没有开口提过结婚的事。

彼时的她只以为是两人相识时间太短，反正毕竟有了孩子，两个人之间来日方长。何况每次见到他的朋友们时，他们也总是纷纷一脸亲切地称她为“黄太”。

“一直到我生完了儿子以后，我才渐渐感觉出不对劲，” 说到此处，黄太脸上的欢快神情褪去，换上了一脸的黯然失落，“我知道他在香港还有很多产业，于是需要经常回香港，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竟然在香港还有一个家。”

许文浩听到后并不是十分吃惊。

事实上，这对于常驻澳洲的香港富商们来说实在太常见了。

哪怕是最早移民澳大利亚而被后人广为传知的一位中国移民麦世英，虽然在澳洲娶了爱尔兰妻子，还生下了四个孩子，但相传他在自己的广州老家也拥有妻子和孩子。这或许也是他后来离开澳洲回中国，直到他的爱尔兰妻子去世后需要处理殡葬事宜才又回到澳洲的原因。

麦世英的亲笔签名 / 来源：澳洲华人博物馆

但当年心思单纯的黄太知道这个消息后仍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就逼着他做出选择，要么一刀两断，孩子我会带走自己抚养，要么就解决好香港的事之后结婚。”

虽然她说得决绝，但其实心里还是留了一丝念想的，想想哪怕他会跪下来哭着求她，说自己和香港的妻子早就没有感情都好。

但没想到黄生只是一脸平静地说，他是绝对不可能离婚的，“所有人都不会允许他离婚。”

“我本来只知他有钱，却不知道他原来这么有钱”，说到这里，黄太的眼睛蒙上了层淡淡的雾气，抿了一口酒喃喃说道，“小许，你说钱赚多少才可以有自己的自由呢？为什么他这么有钱都没有自由和我去结婚？”

黄生那时告诉她，其实家里并不介意他在澳洲另组家庭，孩子将来的抚养与教育也都会一一照顾到，只不过是少了那个名分而已。

只是她心里一直闷了一口气，便回堵他，“我总要给孩子找个真正的父亲。”

而见她执拗不肯做小，黄生便给了一笔赡养费，同时给她办理了澳洲身份。“对不起，婉仪，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她清楚地记得，就算最后的告别，他也是一如在酒吧初见时的风度翩翩。

“真是可笑，我被人叫了这么多年的黄太”，她突然语气一噎，“却没做过一天真正的黄太。”

5

许文浩听得出神。

他不知自己是安慰对方，还是表示对黄生的愤懑之情比较好。

这些他是不懂的。

毕竟自从母亲在他儿时离开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女主人，而父亲又是一向闷葫芦的性子，从来没有人教他如何去表达和处理自己的情绪。

这或许也是许多传统中国父母在教育时存在的问题。

“我都这么累了，你怎么就不能懂事省点心？” 许文浩曾经在儿时偶尔听到过几次来自父亲的埋怨。

在“苦水”里泡大的老一辈父母们，只知教孩子吃饭穿衣、读书写字，平日里净想着把好的东西都给孩子，但一遇到孩子犯错便只知要打要骂——而作为孩子，却不需要也不可以有情绪，因为情绪只是弱者的借口。

于是这些年，他理所当然地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成为了业界颇有名气的一位律师，而父亲与别人提起他时也多是一脸自豪的神色。

——但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想不想。

除了一个英文名叫做JoJo的女生。

虽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有英文名，但取英文名在香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前，英语是香港唯一法定语言，政府文告、法律文书都统一用英语书写。到了1974年，港英政府立法宣布“中英文同等地位”。一直到特区政府成立，“双法定语言”都没有改变。事实上，香港人出生时需要同时填写中文名与英文名，两个名字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许文浩的通讯簿里其实存着不少在澳洲的80、90后香港女生的联系方式，都有着一个类似XoXo格式的英文名。于是他便往往会加上对方的职业或公司加以区分，比如“CoCo 酒店前台”、“YoYo 公关”、“Kiki 销售”，不过给JoJo的备注却有些特别：

“在商场里迷了路的爱丽丝”。

而当JoJo后来翻他的手机发现这个昵称时，原本不会说情话的许文浩也突然变得温柔了起来：

“因为你那天在商场里迷路问我的样子，就像那个掉进了奇妙花园的爱丽丝。”

他也仍然记得当时那个女孩俏皮又真诚地看着他说，“都怪香港实在太小了，一天时间我就可以从九龙逛遍中环。可是悉尼就真的大多了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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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澳洲】系列已刊载章节链接：

【下章预告】：“香港人只有在澳洲才买得起真正的大房子”

《寄生澳洲》是一个基于澳洲华人移民真实故事，原创改编的类实录体中短篇小说系列，预期每周六会在《澳洲财经见闻》更新一章。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Nina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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