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就“不抄作业”了的澳大利亚，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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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总有些惊人相似的事情。

20世纪初，美国航空航天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说出了一句旷世名言：“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都一定会出错（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而远在东方的中国，也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这个人就是济公——“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出自《济公全传》）。

虽然济公始终没有研发过火箭，而墨菲也和儒家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两位智者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是相同的——

任何事情的核心，其实就是概率。

自新冠疫情2020年在全球蔓延至今，各国的花式抗疫也层出不穷，自然，取得的成就也截然不同。

然而，就在最近，中国多地不断出现的疫情，再次成为了国际社会的舆论热点，此前一直领跑全球的动态清零策略也遭到了挑战，而针对中国是否应该“躺平”的讨论似乎也越发激烈。

截止4月4日，上海出现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接近70,000例，而仅在4日当日就有高达13,086例（上海卫健委数据），已经高于疫情爆发初期处于震中的武汉。

那么这次中国是否该“反超”西方作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一下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就彻底“躺平”的澳大利亚。

其实早在2020年3月，来自墨尔本的葛腊坦学院（Grattan Institute，政府智库）就对澳洲当时面临的3种“终极新冠防疫方案”做出了预测：

“

方案A：基本保持开放

该方案主要目的是推迟爆发高峰并最小化医疗系统负荷，通过对大范围流动人口进行一定限制，但是居民生活受限程度最小化，同时不会导致经济彻底停摆。

“

方案B：严格执行追踪隔离

将任何与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的人群进行全体追踪并隔离，比如在同一个餐厅用餐的食客一旦确认感染，那么所有在场以及之后前来该餐厅的食客都将成为密接，需要全部查清并隔离。

该方案的最大诟病在于人力物力资源要求极高，如果是一个大型聚会中出现感染者，那么追查的时间成本也不敢想象。所以，该方案的可行性只有在人口极少的国家或地区。

“

方案C：全面封锁戒严

这是早期武汉的做法，该方案的目的是彻底消除特定地区的病毒，但是对于居民生活以及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三种方案中最高的。该方案在疫情爆发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最大化限制扩散的同时，也为抗疫计划的制定争取了时间。

那么澳洲究竟选择了哪种呢？

其实基本上都选了一次，而顺序是C、B、A。

至于原因，

无非是在“要钱”（wealth）

还是“要命”（health）之间

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罢了。

在“要命”方面

澳洲卫生部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至今，共有超过454万例感染，其中6,398例死亡（0.14%）。

在“要钱”方面

2021年公布的澳洲联邦财政预算案同样给出了指引：澳洲政府仅在2021年一年里，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成本就高达3,110亿澳元（另加1,610亿澳元财政赤字）。

疫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也终止了澳洲经济30年无衰退的神话。

所以，想在“要钱”和“要命”之间做出完美选择，其实就是在和无数个变量之间进行周旋，这是一个严肃客观的科学和统计学难题，绝非是拿几根钢筋和几把电焊枪就能解决的。

所幸，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的全面开放，目前澳洲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超越疫情前水平（+3.4%），就业率同样达到了50年来最高位。

由此可见，疫苗和解除封锁对于民生和经济的提振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也应该立刻“躺平”，赶紧“抄作业”呢？

当然不是，因为“抄作业”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偷换概念——“作业”本来就是该自己做的，为什么要去抄呢？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作业”根本也就不一样：社会体制、人口密度、人均医疗资源、封锁成本等等的问题，怎么可能是抄得出来的呢？

在疫情扩散时拼命煽风点火，将疫情政治化，就是对科学最大的蔑视。

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和葛腊坦智库曾指出的，其实别无二致——如何在最小化居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保持经济最大化运转。

将上海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进行分别封锁管理，正是葛腊坦智库提出的方案B（追踪清零）和方案C（封锁隔离）。但是，人口数量高达2,500万的上海，土地面积只有6,340平方公里，而人口数量类似的澳洲（2,600万），土地面积却高达770万平方公里，达到上海的1,200倍以上。

这些基本变量的存在，再次证明了“抄作业”思维的荒谬——作业本都不一样大，难道是要抄到同桌脸上去？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也是葛腊坦智库在早期就已经提出——这笔只出不进的账，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按照目前自测盒10元人民币的价格计算，在上海进行一轮核酸检测的物资成本起码是2.5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进行多轮），这其中还不包括隔离、清洁消毒、人力资源等非固定成本投入。

所以，对于中国的真正挑战，其实是如何在“动态清零”和“精准抗疫”的成功中，找到一个相对周全的过渡途径，既能最小化生命财产损失，又能够维持经济可持续性，最终跟随全球一起进入后疫情时代。

而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反过来看墨菲定律，其实也是完全成立的：

“任何可能会好转的事情，最终都会好转的（Anything that can go RIGHT, will go RIGHT）。”

至于我们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客观冷静、独立思考并独善其身，毕竟疫情终究会过去，而后人在回顾今天的时候，只会记得电焊火光下的那些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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