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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就“不抄作业”了的澳大利亚,现在怎么样了?

Donald Trump 澳洲财经见闻 2022-05-14



共2117字|预计阅读时长4分钟


古今中外,总有些惊人相似的事情。


20世纪初,美国航空航天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说出了一句旷世名言:“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都一定会出错(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而远在东方的中国,也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这个人就是济公——“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出自《济公全传》)。


虽然济公始终没有研发过火箭,而墨菲也和儒家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两位智者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是相同的——


任何事情的核心,其实就是概率。


自新冠疫情2020年在全球蔓延至今,各国的花式抗疫也层出不穷,自然,取得的成就也截然不同。



然而,就在最近,中国多地不断出现的疫情,再次成为了国际社会的舆论热点,此前一直领跑全球的动态清零策略也遭到了挑战,而针对中国是否应该“躺平”的讨论似乎也越发激烈。


截止4月4日,上海出现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接近70,000例,而仅在4日当日就有高达13,086例(上海卫健委数据),已经高于疫情爆发初期处于震中的武汉。


那么这次中国是否该“反超”西方作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一下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就彻底“躺平”的澳大利亚。


其实早在2020年3月,来自墨尔本的葛腊坦学院(Grattan Institute,政府智库)就对澳洲当时面临的3种“终极新冠防疫方案”做出了预测:


方案A:基本保持开放


该方案主要目的是推迟爆发高峰并最小化医疗系统负荷,通过对大范围流动人口进行一定限制,但是居民生活受限程度最小化,同时不会导致经济彻底停摆。



方案B:严格执行追踪隔离


将任何与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的人群进行全体追踪并隔离,比如在同一个餐厅用餐的食客一旦确认感染,那么所有在场以及之后前来该餐厅的食客都将成为密接,需要全部查清并隔离。


该方案的最大诟病在于人力物力资源要求极高,如果是一个大型聚会中出现感染者,那么追查的时间成本也不敢想象。所以,该方案的可行性只有在人口极少的国家或地区。


方案C:全面封锁戒严


这是早期武汉的做法,该方案的目的是彻底消除特定地区的病毒,但是对于居民生活以及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三种方案中最高的。该方案在疫情爆发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最大化限制扩散的同时,也为抗疫计划的制定争取了时间。


那么澳洲究竟选择了哪种呢?



其实基本上都选了一次,而顺序是C、B、A。


至于原因,

无非是在“要钱”(wealth)

还是“要命”(health)之间

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罢了。


在“要命”方面

澳洲卫生部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至今,共有超过454万例感染,其中6,398例死亡(0.14%)。



在“要钱”方面

2021年公布的澳洲联邦财政预算案同样给出了指引:澳洲政府仅在2021年一年里,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成本就高达3,110亿澳元(另加1,610亿澳元财政赤字)。


疫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也终止了澳洲经济30年无衰退的神话。


所以,想在“要钱”和“要命”之间做出完美选择,其实就是在和无数个变量之间进行周旋,这是一个严肃客观的科学和统计学难题,绝非是拿几根钢筋和几把电焊枪就能解决的。


所幸,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的全面开放,目前澳洲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超越疫情前水平(+3.4%),就业率同样达到了50年来最高位。


由此可见,疫苗和解除封锁对于民生和经济的提振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也应该立刻“躺平”,赶紧“抄作业”呢?



当然不是,因为“抄作业”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偷换概念——“作业”本来就是该自己做的,为什么要去抄呢?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作业”根本也就不一样:社会体制、人口密度、人均医疗资源、封锁成本等等的问题,怎么可能是抄得出来的呢?


在疫情扩散时拼命煽风点火,将疫情政治化,就是对科学最大的蔑视。


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和葛腊坦智库曾指出的,其实别无二致——如何在最小化居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保持经济最大化运转。


将上海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进行分别封锁管理,正是葛腊坦智库提出的方案B(追踪清零)和方案C(封锁隔离)。但是,人口数量高达2,500万的上海,土地面积只有6,340平方公里,而人口数量类似的澳洲(2,600万),土地面积却高达770万平方公里,达到上海的1,200倍以上。


这些基本变量的存在,再次证明了“抄作业”思维的荒谬——作业本都不一样大,难道是要抄到同桌脸上去?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也是葛腊坦智库在早期就已经提出——这笔只出不进的账,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按照目前自测盒10元人民币的价格计算,在上海进行一轮核酸检测的物资成本起码是2.5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进行多轮),这其中还不包括隔离、清洁消毒、人力资源等非固定成本投入。


所以,对于中国的真正挑战,其实是如何在“动态清零”和“精准抗疫”的成功中,找到一个相对周全的过渡途径,既能最小化生命财产损失,又能够维持经济可持续性,最终跟随全球一起进入后疫情时代。


而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反过来看墨菲定律,其实也是完全成立的:


“任何可能会好转的事情,最终都会好转的(Anything that can go RIGHT, will go RIGHT)。”


至于我们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客观冷静、独立思考并独善其身,毕竟疫情终究会过去,而后人在回顾今天的时候,只会记得电焊火光下的那些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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