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客】法律无权审判正义
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追求正义，是趋向正义的一种工具。
人类并非从最初就拥有法律，但是远在法律出现之前，就形成了人类固有的天然正义，它们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准则，历经千年万年相传，它们的地位高于一切朝代的统治，和一切时代的成文法律。
其中就包含类似这样的公理：任何人有权为无辜被害的至亲复仇；以非人手段辱人父母者，子女得以起而诛之……无论当时的法律是否支持这一行为，在实际情况面前都要网开一面，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这样的例子。在亘古相传的天然正义面前，天子皇帝也不得不保持谦逊，他们可以统治万民，但是不敢挑战天律，虽居万人之上，也不过是代天行道的天子而已，忤逆了这一点，百姓就有权把他踏碎在地。
现代的法律比历朝历代都更为完善，也能更精确地趋向于正义，但是它的目标和性质从未改变，它是工具而并非正义本身，它追求正义而不可能取代正义，它可以被用来审判任何人，但唯独无权审判正义本身。
昨日，一起一年前的血案突然引爆舆情，以爆炸性的方式引发公愤——2016年4月14日，山东冠县青年于欢，面对11名黑社会高利贷逼债者以“极端手段”当面凌辱自己的母亲，愤而操起水果刀狂刺4人，最终导致1人死亡。今年2月，于欢被当地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南方周末）
鉴于媒体审核标准而未能详述的“极端行为”，据知情人透露，实际是黑社会成员杜志浩掏出生殖器凌辱母亲，而杜志浩也成为被刺4人中唯一的死者……狂乱之中老天有眼，这就是天道。
在天道面前要保持敬畏，无论是人，还是人所操控的法律，如果不恰当地运用法律，只能使法治凭白受辱。
这一切无需繁琐论证，能做出当着儿子面猥亵凌辱母亲的事来，只能是毫无底线践踏人伦的渣滓，任何时候都死有余辜。无论任何前因后果、债务纠纷，都无法为此难以想象的罪恶行径提供解释和支持。
在机械的法律解读之下，这一幕似乎尚未危及生命，以命相搏不符合对等自卫原则，然而司法者忘记了还有比生命更尊贵的东西，精神伤害可以超越杀戮。
强奸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大多数强奸并不危及生命，也并不以夺命为目的，但是它最高可以判到死刑——这说明法律也承认，对一个人最严重的亵渎和凌辱，足以超越生命。
司法者有没有设身处地，如果是自己身为人子、身陷其境，该如何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如果这一幕发生在战争时期，将会被记录为侵略者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当着父母杀死幼子，当着儿女凌辱母亲……它们与万人坑、化学武器并列，被视为对人类精神与肉体的最高侵犯，没有之一。
如果受难者这都不能揭竿而起、背水一战，穷极一切手段血债血偿，一个民族还有何理由存续？
这就是人类固有的天然正义，从古到今，从大国到小家，从民族到个人，无论面对任何环境，无论法律是公平还是邪恶，这都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被人类和历史所认可，凡是蹂躏这权利者，即便猖獗一时，也终将成为历史罪人。
这就是它引发爆炸式公愤的根源，它清晰表明，这个民族还没有走向灭亡，还存续着寻求起码正义的判断和血性，这是她重新强大起来最珍贵的火种。
这不是法律的问题，这是人类的问题，终极正义的问题。一个有良知的法律人，此刻唯一思考的应该是，如何恰当的适用法律使案件走向正义？如果能，便去努力，如果不能，便是法律出了问题，我们宁可修之、废之，也不可以让它亵渎正义，在人类的固有正义面前，还有什么敢自命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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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无罪，有罪的是民警和法官
作者：沈默克 来源： 七使
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借了高利贷135万元，已还本息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仍遭放高利贷的黑社会团伙追债。十一名黑社会大模斯样闯进工厂办公区，头目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警方到场并未制止事件，亦未带走黑社会人员。次日，黑社会成员将苏银霞母子禁锢于公司财务室和接待室。其中一名歹徒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掏出生殖器，当着苏银霞的儿子于欢的面，往她脸上蹭。
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后报警。民警到场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苏银霞的儿子于欢站起来试图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于欢从桌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捅伤杜志浩等四名黑社会。其后，杜志浩因失血死亡。那些现场对黑社会的非法行为不理不睬的“民警”们，当即将于欢带到派出所，拘留逮捕，诉以“故意伤害罪”。
去年12月15日，山东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认定“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此外，黑社会成员杜志浩的家属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索赔830余万元。
以上是南方周末今天上午《刺死辱母者》的报道摘要。
貌似从中午开始，此文便开始刷屏。也有不少评论文章出现。不过，都是严重缺乏法律常识和逻辑的，徒增笑矣。
他们有指出警察出警“草率至极”引起于欢“陷入绝望”的，有认为“大部分人在义愤填膺之余，法官的判决或许是 ‘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连我们批判过的傅志彬的朋友“天佑”在公号里写道：“天佑以为：法官对于欢判得过重，因为被害人有明显过错，且其行为已经构成对被告及其母亲自由、人身权利的侵犯，应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苏银霞的儿子于欢，毕竟动刀杀了人，“从法律角度犯了罪” ，只要法庭改判，改为“防卫过当”，从无期徒刑改为十年八年，那就法律公正、皇恩浩荡、普天同庆了。
中国自由派和公知们的常识、逻辑以及法律知识如此匮乏，难怪他们整天骂川普了。
从一开始，苏银霞母子就是一系列犯罪行为的受害人、被害人。
放高利贷，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而且涉嫌非法经营罪；十一名黑社会成员一起上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十一名黑社会成员将苏银霞禁锢在财务室和接待室，并实施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恐吓、按进有屎的马桶等行为，触犯了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绑架罪（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不属于债务范畴）、敲诈勒索罪；黑社会成员用生殖器在苏银霞脸上蹭，已经触犯强制猥亵罪，并有可能引发强奸罪的发生。
接警前来现场的民警，拒绝制止黑社会团伙的犯罪行为，已经构成了不作为，并非常可能涉嫌渎职罪。
由于警察不作为，作为公民的于欢，有权起而制止发生在母亲和自己身上的人身侵害以及一切犯罪。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刑法赋予民众的无限防卫权。按照聊城法院的判决书，被刺死的黑社会成员是脱了裤子的，除了把生殖器放在女人脸上蹭之外，是否还打算进行强奸行为，谁都说不准。即使没有，这种十一个黑社会成员长时间禁锢母子两人以索取金钱（非债务），也属于绑架行为。所以，于欢用桌上的刀子中断黑社会的犯罪行为，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
因此，聊城中级法院的这次判决，是一次典型的枉法判决。
应该启动对涉事、涉案出境警察的不作为及渎职调查。应当完全推翻山东聊城中级法院的枉法判决。应当判决刺杀辱母者于欢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立即释放，并给予国家赔偿。黑社会成员杜志浩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其家属索赔830余万元的要求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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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辱母杀人案：正义感是块肥肉，谁都想来割一块！
作者：陈香香 来源：Vista看天下
1、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中国的社会，大概还徘徊在水浒传描绘的生态里。
就好比，「辱母杀人案」一出，很多人都在拿用水果刀保卫母亲的于欢和刺死淫妇的武松做比较，企图证明齐鲁大地上从来不缺少侠肝义胆之人。
的确，故事都发生在山东西北部的小城；二人都是热血满满的壮汉；母亲被辱，刺死恶人，被判无期，更像是从水浒的书页中跳脱出来的情节——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可于欢与武松毕竟不一样，在于欢身上发生的可不是什么行侠仗义和替天行道的故事。在媒体的披露中，他更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儿子：
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南方周末》
而于欢的归宿，也不再是聚集了同道之人的梁山，而变成了每个义愤填膺的群众。
2、众驴怼大巴
在这片魔幻的大地上，我们以前也经常看类似的社会新闻。无论案情多么一边倒，总会有人发出「虽然如何，但毕竟不该杀人」的声音，而这次，没有一个人觉得催债的流氓不该死。
是的，一个都没有。
不是「圣母」变少了，而是因为在这起「辱母杀人案」中，少有地聚集了在当下舆论场中倍受憎恨的群体：黑社会、警察、法院、政府、律师、媒体、银行，都在热腾腾的汤锅里扔了一颗老鼠屎。
尤其是警察，媒体报道中的他们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使用漠视的态度激怒了当事人，直接导致案件升级，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媒体报道外的警察，除了带着小话筒转发官媒消息以外，却统统禁声。
唯一敢说话的是聊城公安的好基友@济南公安，发的还是一条「毛驴怼不动大巴」的挑衅文。不管是密码被盗了，还是雇的临时工，都只能说双商欠费到简直看不下去。逼得人民群众纷纷伸出手指奔向警方的打卡机——
滴，毛驴卡。
3、如果是你
群众队型整齐的另一点原因，则是公众的情绪中「辱母至此，谁都忍不了」的最朴素的正义感。
这背后不仅仅是对于欢个人命运的判断，也是每个人内心的不安全感。毕竟我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新闻里面对权力、金钱、地位等不公时的愤怒似曾相识，这些愤怒都因为22岁的于欢，在此处汇流了。
更何况这次的「辱母杀人案」中，还赤裸裸地摆着两个字「辱母」。儿子救母，天经地义，涉及到每个正常人最不可侵犯的底线。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触动人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换你会怎样？
大家自动了带入这个绝境，发觉其中一施暴者，曾在两年前开车撞死过一名14岁女孩后逃逸，害起人来心狠手辣；
发觉当暴力机关都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的时候，眼前只有「杀人」或「自己死」这两条路；
更发觉当自己做出了和于欢一样的选择时，却没有成为名留青史的救母英雄，面临的却是判决书上的一句「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和法官口中「无期徒刑」。
任谁都会忿忿不平：他是个英雄而不是罪犯，他做了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都会去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被判刑呢？
4、舆论场上的无罪论
毋庸置疑，从情感的层面而言，于欢被判无期徒刑着实冤枉。
可公众号的盛宴，公知们的狂欢，网民们的愤怒，却随之演化出了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我恳求判于欢无罪。他们都会用一句话做结尾：
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马雅可夫斯基
先不论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马雅可夫斯基说的，但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就算不可耻，前提也还是犯罪。
事发之后，很多法律专家都已经分析过了：若要认定于欢是正当防卫，需要足够的证据表明辱母行为与刺伤举动的连贯性，刺伤发生在辱母进行时，还是行为中止之后，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
可这一点，在当下的舆论场上却并没有出现。反而最热门的评论都是简单粗暴的辱骂和结合情色的夸大（网传的口交蹭脸吃屎等行为都不存在），并以最快的速度被大众信服。
不能否认的是，每个看客都为于欢案件的重新引起关注出了一份力，把跳出「北上广房价」之外的「地方江湖险恶」又一次带到我们眼前。
可司法和带有个人主观好恶的舆论，还是不一样的。
最新进展是，山东高院已经受理了于欢的上诉。希望法院这次可以把「当事警察渎职」和「施暴者肇事逃逸」的舆论关注点提上日程；
但也要给高喊着「于欢无罪」的人提个醒——于欢杀了人是既定事实，应当承担法律后果，只存在量刑问题，就连于欢的辩护律师都没敢做无罪辩护。
5、高潮后的失忆
照着目前的态势，这无疑是舆论的又一次胜利。毕竟连人民日报都做出了妥协，在社评中打脸了此前警方「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的发声，称法律有时也应该向人情让步。
可一切真的这么简单吗？
回到问题的最开始，这是一起由媒体曝光的，由媒体调查的案件，连带暴露了多个社会问题：小企业破产保护、非法民间借贷乱象、黑社会的猖獗、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媒体的作用与尺度、小城市中产阶级的现状等等。
这些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却很有可能结束于一句「于欢要改判」，便不了了之。
或许说，对于「山东辱母杀人案」，我们知道不知道，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把自己的知道看得太重。
因为更多时候，我们不是自己以为的「正义的执行人」，而是一不小心，就会被放到各个立场的铡刀之下，成为下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
换言之，于欢判死判活判轻判重都不重要，捅死一个逼债人也不重要。因为稍微关注点儿社会新闻的人，就知道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于欢，下一个悲剧并不遥远。
当下一个于欢出现的时候，只要背后的问题没人重视，我们的希望就仍然只能寄托于一篇篇10万+的新闻稿，再一次靠舆论跟法律死磕；
而总有人躲在暗处，等待着向来记忆力不好的我们忘了于欢，继续作恶。
这才是最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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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作者：蔡斐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平静的周末，被一则出离愤怒的新闻打破了。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警察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
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
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未来
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
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种观点认为，在民意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二审极有可能改判。说不定，此刻相关法院就在加班加点，研究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
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关于欢刺杀辱母者的上亿条评论，是国人对法治高度关切的一个生动注脚。
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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