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城市民族工作能从中学到什么？

（不断地有朋友给我发微博上的一些信息，谢谢你们！如果有亲身经历或自己朋友的经历欢迎发给我，微博上的信息就不用发了。）

2016年3月11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发表联合声明称，6年的武装冲突已导致叙利亚超过25万人死亡，一半人口流离失所，480万人外逃。虽然大部分难民被安置在了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但还是有上百万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给欧洲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冲击。

2015年，一个小难民淹死在沙滩上引起的舆论压力迫使默克尔打开国门，欧洲难民危机由此产生。

难民进入欧洲，带来了三个问题：1、治安恶化；2、消耗福利；3、恐怖袭击。

这些难民进入欧洲后，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工作，又有欧洲福利制度保障其基本生活，自然就会影响治安。比如2015年底，科隆发生大规模难民性侵案。2016年10月16日，德国南部城市弗赖堡19岁的女大学生玛丽亚被一个“17岁”阿富汗难民强奸后杀害。难民的性侵案件警方一般不受理，即使判刑也是很轻，这也助长了难民性侵的胆量。比如奥地利一名72岁的老太太于2016年1月9日在自家花园被“17岁”的阿富汗难民强奸，该难民被判刑20个月，被罚了5000欧。为什么这些难民犯罪的时候都是“17岁”呢？因为他们进入欧洲时没有身份证明材料，欧洲又禁止通过骨龄测年龄，只能根据他们自述的年龄，而17岁是未成年人，犯罪可以轻判。

欧洲原来的本土底层被难民分走了原本给他们的福利，而且许多难民还有诈骗福利的行为，这让本土居民对难民越来越反感。

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北部城市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启动特别委员会，调查300多起难民申请者骗取社会福利案。其中一人据信曾使用12种不同身份。不伦瑞克骗取社会福利金的300多个案子大多数涉及苏丹难民，被骗金额总共在300万欧元到500万欧元之间。2015年11月23日，德国国家数据署公布信息显示：目前德国失业或求职人员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107万人，他们每天能拿出来的支出不足以果腹。 而每十位德国居民中就有一位需要得到政府的各种经济支持或救济。Heidi说：“我并不反难民，我自己在二战时就曾是难民，只是政府提供给这些难民所有一切，而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从不那么慷慨。我当初必须多年自费护理我生病的儿子，必须自己为他重新装修住处好让病人的生活容易些。他有糖尿病，去年去世了，46岁。”“我请求政府帮助我支付葬礼的钱，两次都被拒绝了。我已经81岁了，因为没有公交线路现在必须要骑自行车5公里才能到达我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德国传统习惯，如果与住地不远会定时去清理亲人的墓地）。政府只为我们这些老人提供每周一趟的公共汽车，但是现在他们却为那些难民开通了每天去超市购物的专车。”“我们只是很愤怒，政府没有为当地居民提供什么，却为难民提供了一切。”66岁的当地妇女Marion说。

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进入欧洲，而难民聚集区坚持不被“同化”也掩护了恐怖分子。2016年多次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都是具有难民身份的，巴黎“11.13”系列恐怖袭击中的许多人都是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郊的北非裔穆斯林，其中一个长期在逃后在比利时莫伦瑞克区被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激进主义研究中心(ICSR)的一项研究显示，2011年底至2013年底期间，大约有1.1万名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涌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参与圣战，其中大约有1/5是来自西欧地区，296人来自比利时。而人口为比利时八倍的德国，则“仅仅”为之“贡献”了240名圣战者。换言之，每百万名比利时居民中，就有27人成为了极端伊斯兰武装人员前往中东参与"圣战"，该比例位居全欧洲之首。

欧洲的教训主要是三点：1、难民信息不清，导致执法不严，不能有效威慑其中的犯罪分子；2、对难民的福利不能影响原来本国居民的福利，更不能让游手好闲的难民的福利比本国贫民还要好；3、难民不能形成聚集区，这种聚集区会成为恐怖分子躲藏的温床。以欧洲为鉴，我国城市民族工作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习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习总书记所说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其实就是要掌握好进城少数民族的信息，一方面可以做好服务，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团结。

1月9日凌晨1时许，湖南省郴州市一名女子因感情问题产生轻生念头，跳入北湖公园湖中。正在附近酒吧值班的保安谢秀军听到呼救后闻声赶来，跳入湖中试图将女子拖回。但轻生女子往湖心越走越深，谢秀军不习水性只好返回。正在附近经营烧烤摊的3名维吾尔族群众赶来接力营救，其中麦麦提依明·阿布杜热合曼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轻生女子，艾力·萨拉麦提和阿里穆·阿吉在岸上为他指挥方向准备接应，众人合力最终将这名轻生女子救上岸。湖南郴州市多年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在全国较早实行了流入地与流出地对接管理模式。原郴州市民族宗教局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以服务为主，管理为辅，特别是加强与街道社区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从细微小事做起，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注重沟通引导，培养在郴维族同胞的“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自觉融入城市管理，逐渐形成市民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习总书记所说的“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是与中央依法治国的政策一脉相承的。201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在“民主法治”部分指出，“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李剑在《论新形势下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解决思路》中指出，只有创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氛围，才能更好地培育各族公民的法治意识。执法和司法活动应当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民族身份偏袒照顾、畸轻畸重，不因民族身份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法律案件不能因为牵涉民族、宗教因素即寻求“政治化”解决，相反，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也应纳入法治化轨道。个案的处理应当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因民众聚集施压或者“维稳”压力大，就无依据地“派糖”，或者在处断上妥协、退让。对于聚众胁迫国家机关或者对方当事人，干扰正常办案的，应当果断依法处理，否则每一次妥协退让，都无异于在客观上鼓励这些行为，久之，民众即形成“闹场”心态，认为闹得越大，越有利可图。公权力机关依法办事，同时也是培育民众的法治观念的前提。

习总书记所说的“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也包括福利待遇。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不宜按民族区别对待，可以根据经济条件或年龄、健康状况进行区分。比如牛羊肉补贴，只发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引起了其他民族居民的不满，对民族团结不利。

习总书记所说的“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就是为了不再建立单一民族或单一宗教信仰的聚集区。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指出，进了城的少数民族不宜搞分区聚集而居，这个民族一块，那个民族一块。根据这一思路，城市不宜按民族分布设置社区、街道乃至城区，而是利用现有社区、街道、城区，把进城少数民族吸纳进来，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使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形成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局面。要引导这部分信教群众到流入地合法宗教场所、在流入地宗教教职人员引领下过宗教生活，避免依民族身份和旧有教派抱团扎堆，把西部一些宗教原有的门派之别、教派之争甚至已经被民主革命废除的东西带到东部。政府有关部门和宗教团体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加强与输出地政府的联系，特别是对讲经内容加以把握，防止一些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倒退的甚至极端主义的东西流入。

欧洲难民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对改进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是很好的借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希望我们不要“哀之而不鉴之”，避免欧洲的悲剧在我国城市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