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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 | 10位名家笔下的父亲，读懂那份孤独而深沉的父爱
名家经典选读
名家笔下的父亲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这也许是关于父亲最有名，也最动情的一段文字了。
车站送别，正值父亲人生低谷，看到他笨拙地翻过月台，作者突然发现父亲已经老了。以往强大的父亲已经有些蹒跚，儿子一下子眼泪流下来。一方面是感慨岁月的残酷，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的愧疚。父母已经老去，却依然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自己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种感觉让作者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母恩重，做儿女的千万不要一味索取，忘记报答。不要让父母寒心，也不要让自己后悔。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人生短暂，几十年的光阴，人聚人散。亲如父母子女，也免不了渐行渐远，慢慢分离。一次次亲手把你送走，一次次目送你的离开。父母藏起所有不舍，带着愧疚，默默转身，生怕给子女丢脸，生怕拖了子女的后腿。他们总是背过身去，独自背起那压弯了腰的不舍和牵挂。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要让他们独自承担思念的苦楚，没事多回家看看，多陪陪他们。
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冬日，是1986年的腊月，年仅49岁的父亲突发疾病，与亲人永别在年关。看着躺在棺材中唇角依然挂着一缕微笑的他，我想父亲是不是像熊一样，跟我们捉个生命的迷藏，冬眠了呢？熊冬眠前要拚命补充能量，扫荡山林可食之物，肚子吃出孕妇状，可是父亲发病后大都处于昏迷状态，难以进食，他走得令人心碎的消瘦，又不像去冬眠的样子。而次年春天熊苏醒了，山林又有熊迹了，他却还沉沉睡着，大地上再也寻不到他的脚印了。
父亲的墓地在故乡的山下，离他工作了一生的山镇学校很近。每至清明、中元节和春节，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无论冬夏，森林里鸟语不绝，所以我们在祭奠时说给他的话，总有回音。
父亲走了三十二年，他的影子却从未从我们心底和梦里消失。父亲盛年离世，他留给我们的形象，也就儒雅潇洒，从无老态。我还记得父亲过世后，我初来哈尔滨工作，去探望抚养过父亲几年的四爷爷，他见了我，也不顾我是女孩家，扯着一条白毛巾，失望地擦着泪说：“你不随你爸啊，你爸小时那个好看！你爸找的你妈，是一般人啊！”四爷爷是第一次见我，那时我二十多岁，不算漂亮，但也不丑吧。而父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贫穷不能继续求学，自愿报名去了大兴安岭参加开发建设，再没回过哈尔滨。四爷爷记忆中父亲最后的形象，是他不到二十岁的模样。记得我将四爷爷的话转给孀居的母亲时，她直撇嘴，要知她年轻时算是美人呢。而姐姐弟弟不无调侃地对我说：“咱家还数你好看呢，四爷爷要是见了我们，不得哭迷糊啊。”只能说四爷爷为了强调父亲的英俊，不惜嘲讽他的骨肉。
但不久前我突然接到故乡一封来信，说明父亲在别人眼里是其貌不扬的。写信者是父亲的生前同事，说是见到了父亲的几位学生，他们忆起父亲的几段往事，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整理给我。
其中一位回忆说，他10岁随父亲来到大兴安岭永安时，这里还没学校，所以他过了上学年龄却无书可读。1966年，新学校在永安东头开建了，他满心欢喜，每天都跑过去看。领着工人建校的校长姓迟，一个瘦弱的小伙子，个子不高，面貌寻常，和工人一起光着膀子举着土坯垒墙，满脸流汗，灰头土脸的。而最终落成的茅草苫顶的土教室，课桌也是土坯垒的，粗糙不堪，椅子则是用原木锯成的木墩。那时没有本子，他们每人发一块石板，用粉笔写字，而身为校长的父亲，一个人承担好几门课的教学。
我向母亲求证这些细节，她说的确如此。父亲从哈尔滨高中毕业，是当年大兴安岭的人才了，所以一个人得兼多门课。而他建学校的时候，我才两岁，正是流着涎水傻呆呆啃手指的年龄，记忆还没发芽呢。
父亲的学生还回忆到，1970年清明节，父亲带领学生去烈士墓扫墓。仪式结束，忽然间天昏地暗，暴雪袭来，学生们被狂风吹打得站不稳，父亲连忙让学生趴倒在地，然后再一个一个将他们转移到桥洞。待暴风雪止息，父亲吓坏了，一会儿看看这个的脸，一会儿摸摸那个的头，生怕暴风雪伤着了学生。
这个事情虽然感人，但老实说，我对此毫无记忆。一看年份，是年六周岁的我，已被母亲从永安送到漠河乡的姥姥家，所以父亲带领学生扫墓的事情，我自然不知。
父亲的善心和慷慨，本是人性的阳光，但投射回来的，有时却是阴霾。他欣赏人才，有一年从教育局为我们山镇学校，要来一位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因为学校还没建起教工宿舍，他就让这位新教师携着家眷，在我们家一住两年，吃一锅饭却分文不要，直到他们有了宿舍搬出。其后永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来此做教师的，就不止一人了。记得有一年涨工资，身为校长的父亲，把仅有的一个指标，给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的老师，因为先前住过我家的老师已涨过一次，谁知这位老师认定还应该是他调资，找父亲去闹。父亲没满足他的要求，他对他的恩情，也就被一笔勾销。父亲自此很难过，常说有的知识分子真是难交，你对他一百个好，只要一个不顺他意，你就成了他的敌人了。
父亲做了二十年山镇学校的校长，直到辞世。我在永安学校读的小学和初中，也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后，分配回母校，成为他麾下的一员，那时土教室早被红砖瓦房的教室取代了。我最初学写小说的时候，悄悄告诉给他，谁知他立刻告诉给母亲，带着惊喜和揶揄的口气，说：“咱家二小姐要写小说啦！”
我记得父亲最沮丧的一件事情是，北头有户人家多子多女，他们的父母不许所有孩子上学，只派去两三个，其余的在家跟他们干活，父亲几次三番上门相劝，可家长认定，一家有几个识数认字的就够了。父亲许诺减免部分孩子的学杂费，他们依然不允。以致后来他们看见父亲远远过来了，赶紧关门闭户。父亲无计可施，曾想让能接受教育的那几个孩子，回家将知识传与兄弟姐妹，可他们没一个好成绩的。父亲每每说起，痛心不已。
我很感激这封故乡来信，唤醒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父亲的学生帮我勾勒了他肖像的另一侧面。如今永安学校不复存在，但校址还在，我们家半塌陷的老宅还在。我很担心父亲的灵魂出游时，对着空荡荡的校舍会伤感，怎么不闻读书声了呢？看见我家荒草萋萋的老院也会伤感，家里的烟囱咋不冒烟了呢？
父亲大约明白大地没他的春天了，他不再醒来。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你爹早就后悔了，说那些年搞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
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严父慈母。父亲多半威严，母亲多半温柔。
严厉的父亲造就了优秀的孩子，没有父亲的管教，就没有孩子的未来。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父亲的形象慢慢柔软起来，开始变得慈祥和善。
人老了，脾气会变好，子女心中有欣慰，也有感伤。父亲成全了我们，可是他却永远觉得是对我们的亏欠。
守坐在灵堂的草铺里，陪父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小妹告诉我，父亲饲养的那只猫也死了。父亲在水米不进的那天，猫也开始不吃，十一日中午猫悄然毙命，七个小时后父亲也倒了头。我感动着猫的忠诚。我和我的弟妹都在外工作，晚年的父亲清淡寂寞，猫给过他慰藉，猫也随他去到另一个世界。
后来他预感到了自己不行了，却还是让扶起来将那苦涩的药面一大勺一大勺地吞在口里，强行咽下，但他躺下时已泪流满面，一边用手擦着一边说：“你妈一辈子太苦，为了养活你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只说她要比我先走了，我会把她照看得好好的⋯⋯往后就靠你们了。还有你两个妹妹⋯⋯”
母亲第一个哭起来，接着全家大哭，这是我们唯有的一次当着父亲的面痛哭。
按照乡间风俗，在父亲下葬之后，我们兄妹接连数天的黄昏去坟上烧纸和燃火，名曰：“打怕怕”，为的是不让父亲一人在山坡上孤单害怕。冥纸和麦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舞，我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在这面黄土坡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有我村更多的长辈，父亲是不会孤单的，也不必感到孤单，这面黄土坡离他修建的那一院房子并不远，他还是极容易来家中看看，而我们更是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探望他的。
父亲总是不善表达，他们对子女的爱不逊于母亲，但却总是缄默。岁月渐长，儿女在外，父亲的孤独无处可诉，唯有一只猫儿相伴。他心里挂念，挂着老伴，挂着子女，但是却不愿表达。
总是等到最后，等到他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们才感受到他的孤独，感受到他的不舍，感受到他内心的牵挂和苦楚。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里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起床看，原来是父亲，他正在台灯下翻看一本发黄的相簿。看见我，父亲微微一笑，指着一张打篮球的照片说：“这是我刚上大学时照的！”照片上，父亲生龙活虎，眼睛炯炯有神，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此刻，站在父亲身后的我却蓦然发现，父亲的脑后已有好些白发了。
母亲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刚一岁的时候，一次急病差点夺去我的小命。远在千里之外矿区工作的父亲接到电报时，末班车已开走了，他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一夜的山路，然后冒险攀上一列运煤的火车，再搭乘老乡的拖拉机，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奇迹般地赶回了小城。满脸汗水和灰土的父亲把已经转危为安的我抱在怀里，几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我哇哇地哭了。“那些山路，全是悬崖绝壁，想起来也有些害怕。”许多年后，父亲这样淡淡地提了一句。
离家后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信里有一句似乎很伤感的话：“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你走了以后，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却锈成一堆废铁了。”
世间只有两个人，视你胜过自己的命。除了母亲，就是父亲。从小到大，看着你一点点长高，一点点成熟，父母有欣慰，也有落寞。欣慰于你的成长，落寞于你的离开。
你生龙活虎，父母日渐衰老。曾经的日子一去不返，过往与你一起成长的时光，也只留下回忆。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老去。人生的旅程，不论漫长还是短暂，我们会一直相伴。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的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10名。”
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
父亲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小时候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他身边，我们总是安心踏实。即使是不擅长的事情，他也总是会替我们做好。他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鼓励我们向前。
在我记忆中，不曾听过父亲的半句叱责，也从未见过他不悦的表情。尤其记得有一次蚊子叮他，父亲明明发现了，却一直等到蚊子吸足了血，才打。母亲说：“看到了还不打？哪儿有这样的人？”“等它吸饱了，飞不动了，才打得到。”父亲笑着说，“打到了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
有温柔的母亲，也有温柔的父亲。他们总是想给孩子最好的。他们尽自己所能，不让孩子吃苦受累。
保护和关爱儿子的心意，融进了父亲的血液，成为了习惯。不经意，展现在举手投足间。
铁凝《父亲的面包》
我父亲从干校回来，总说他是靠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庐山又开了一个什么会，陈伯达也倒了，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一个方面，干校乱了，探亲的、托病的、照顾儿女的……他们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们忘了。
父亲的脱离干校是托病，那时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种叫做阵发性心房纤颤的病，犯起来心脏乱跳，心电图上显示着心律的绝对不规律。父亲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从外地亲戚家回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十三岁，妹妹六岁。母亲像是作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那时的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又是个不安分的人。
在大风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这使得军宣队、工宣队找他谈话时总是说“像你这样有修养的人”、“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当如何如何，话里有褒也有贬。
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没有受到大的磕碰。关于他的大字报倒是有过，他说那是因为有人看上了他那个位置，其实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级剧院的舞美设计兼代理队长。于是便有人在大字报上说他不姓铁，姓“修”，根据是他有一辆苏联自行车，一台苏联收音机，一只苏联闹钟，一块苏联手表。为了证明这存在的真实性，大字报连这四种东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们依次是：“吉勒”、“东方”、“和平”、“基洛夫”。“也怪了。”事后父亲对我说，“不知为什么那么巧，还真都是苏联的。”
这大字报震动不大，对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轰炸。又有大字报说：干校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国民党员，挖出来准能把人吓一跳，因为“此人平时装得极有身份”。大字报没有指名道姓，父亲也没在意。下边却有人提醒他了：“老铁，你得注意点，那大字报有所指。”父亲这才感到一阵紧张。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虽有四件“苏修”货却和国民党不沾边。当又有人在会上借那大字报旁敲侧击时，他火了，说：“我见过日本鬼子见过伪军，就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确实没见过国民党，他生在农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区了。鬼子伪军他见过，可那时他是儿童团长。
大字报风波过去了，父亲便又安分起来。后来他请病假长期不归也无人问津，或许也和他给人的安分印象有关。
面包那时对于人是多么的高不可攀。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对它的不可企及，因此这研制就带出了几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资产阶级一步步靠近。许多年后我像个记者一样问父亲：“当时您的研制契机是什么？”“这很难说。一种向往吧。”他说。“那么，您有没有理论或实践根据？比如说您烙饼，您一定见过别人烙饼。”“没有。”“那么您是纯属空想？”“纯属空想。”“您为什么单选择了面包？”“它能使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父亲比着蜂窝煤炉盘的大小做了一个有门、门内有抽屉的铁盒子，然后把这盒子扣在炉上烧一阵，挖块蒸馒头的自然发酵面团放进抽屉里烤，我们都以为这便是面包了。父亲、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炉前等着面包的出炉，脸被烤得通红。父亲不时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拉开抽屉看看，想给我们个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见这正被烘烤着的面团，只能注视父亲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暧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
半天，这面包不得不出炉了，我和妹妹一阵兴奋。然而父亲却显不出兴奋，显然他早已窥见了那个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面团。掰开闻闻，一股醋酸味儿扑鼻而来。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炉子的温度不够，面团在里边烘烤得太久的缘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着那铁盒子说：“这炉子。”父亲不让她敲，说，他还得改进。过后他在那盒子里糊了很厚一层黄泥说：“没看见吗？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为了增加温度。”再烤时，泥被烤下来，掉在铁抽屉里。
后来他扔掉那盒子便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新烤炉，立面、剖面都有，标上严格的尺寸，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他会画图，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炉匠，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子。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父亲又撕块面团放进去。
我和妹妹再观察他的表情时，他似有把握地说：“嗯，差不多。”面包出炉了，颜色真有点像，这足够我们欢腾一阵了。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在烫手的热团掰开，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他掰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怎么？烤馒头味儿。”我和妹妹都嘎嘎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觉得很香，但不像面包。我们也不说话。
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炉子被搁置门后，上面扔着白菜土豆。一次，他翻出一本《苏联妇女》对我说：“看，面包。”我看到一面挂着花窗帘的窗户，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鲜花，有摆得好看的菜肴，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和父亲烤出的面包相比，我感到它们格外的蓬松、柔软。
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只又干又黑的圆面包。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作“一食品”的食品厂，生产这种被称作面包的面包。
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头的味道。我们分吃着，议论、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我们都发言。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做过厨师。后来这牧师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农民。
父亲专程找到了他，但据表叔说，这位北欧传道者对面包很不注重，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
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象。“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
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
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
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作“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
父亲说，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
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
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托。也许父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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