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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世上最美的一顿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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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3

名家经典选读



摄影欣赏·图片来自网络



世上最美的一顿晚餐 作者  迟子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妈妈被批判为“苏修特务”,爸爸从小学校长被贬为装卸工。这天,姐姐做好了晚饭,姐弟三人等着妈爸回家吃饭,就等来了一个特殊的雨夜。

  风把屋檐下已经干枯了的艾蒿吹下来了。它从窗前划过,就像一条灵巧的腿,轻快地跳过一格一格的窗棂。

  姐姐在灶上做饭,我蹲在灶前用炉钩子调理火,算是个小小的司火女神。弟弟呢,他在后屋逗着笼中的鸟。他叫嚷得比鸟还欢实。

  灶房的门开着,我在听风声。风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天色也暗淡得厉害了。突然,灶房骤然亮了一下,这短暂而巨大的明亮使屋子仿佛颤动了一下,是闪电出现了。跟着,雷声轰隆隆地炸响,门被震得咣当咣当地叫,看来雨要来了。

  “要下雨了,快去关窗户。”姐姐吩咐我。


  我撇下炉钩子跑到院子里时,雨点已经东一颗西一颗地坠下来了。我飞快地关窗,看到一窗的黑云像一群乌鸦似的盘踞着。鸡架里的鸡个个都缩着脖子,它们喜欢风,但不喜欢雨。风能梳理羽毛,而雨则会使羽毛变得零乱。我把窗台上的肥皂盒拿回屋子,一旦它潲了雨,被泡化了,我们就别想有干净衣服穿了。

  饭菜做妥了,姐姐正把它们一样一样地往屋中央的八仙桌子上摆,可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饭桌上的晚饭同以往一样,一大盆金黄色的苞米面粥,一盘炒土豆丝,一碗黄酱和一把青葱。此外,还有一碟淋了香油的杏黄色卜留克咸菜。咸菜里拌了些辣椒丝,所以它看上去就像一片黄土地上生长的一簇簇红柳,看上去十分明媚。

  弟弟从后屋来到前屋,他瞥了一眼饭桌,嘟囔了一句:“又是这些破饭?”然后他又把眼放到窗外,骂道:“他妈的下雨了!”


  弟弟十岁,我十二,姐姐十五岁。也许是他小的缘故,什么都看不惯。他淘气,他的蓝布衫是双排扣的,其中有一排扣只剩下了一颗,它看上去就像坚守最后一班岗的老兵。其余的扣都被他玩丢了。它们有的是被树枝钩去了,有的被狗爪子挠掉了,还有的是打架时被人给拽去了。他的衣领从来没有板正过,领尖总是打着卷。他眼睛不大,厚眼皮,一说话就爱撇嘴,且老是气冲冲的样子。他喜欢在外面跑,接触风和阳光的时候多,所以他的脸很黑,妈妈叫他“黑印度”。

  雷声和闪电就像一匹匹快马,马蹄过处,乌云被击得七零八落。雨渐渐小了,天空也微微露出亮色。不过即使乌云全部消散,天也亮堂不起来了,因为已是傍晚时分了。姐姐先前还对着桌子上的饭皱眉头,担心雨如果不停下来,会耽误爸爸妈妈回家,晚饭会被推迟,那样她又得把已经端上桌的饭重新拿到灶房热了。



  黑印度从后屋里把高帽子拿了过来。这帽子是用报纸糊的,下宽上窄,呈圆锥形。他把它扔到炕上,对姐姐说:“鸟儿把屎拉在这上面了,你擦擦吧。”

  姐姐嘟囔一句:“谁让你把鸟笼挂在帽子上的呢。这帽子要是弄脏了,他们再让妈妈游街时,还不得罚她多走几条街呀?”

  “这破帽子弄点鸟屎有什么?我看它比报纸上的那些黑字还要好看呢!再说了,游街又不累,多走几条街有什么!”黑印度“呸”了一口,不以为然地说。

  “等着我把你那笼子里的鸟都给放了,我让它们拉屎!”我威胁黑印度说。我知道,这纸帽子不能有污点,否则批斗妈妈的人会说她认罪态度不好。

  “你个二豁子整天净编反辫子,有那工夫你学学梳头得了,少管闲事!”黑印度不屑一顾地嘲讽我。


  我排行老二,又是个大豁牙,黑印度就叫我二豁子。他一这么叫,我就哭,这回当然也不例外。姐姐素来把流泪的一方看作受欺凌者,她呵斥黑印度:“少在屋惹事,打把伞出去接接爸爸妈妈!”

  爸爸半个月前到县城的粮库当装卸工去了。他骑着自行车上班,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早出晚归。爸爸以前在我们小镇学校当校长,他不满意工宣队进驻学校,让学生老是上劳动课,不学文化,便与工宣队的队长吵了起来。结果爸爸被告到县教育局,教育局又把他的“恶劣”言论上报到县委,他被撤职,发配到县城粮库当工人去了。他换下笔挺的中山装的时候对妈妈说:“早晚有一天我会穿着它再回学校,我就不信学生可以不学文化!”


  爸爸的倒霉在我看来势在必然。因为妈妈先他之前被判为苏修特务,妈妈戴着高帽子开始了游街经历。一个校长的老婆是特务,这校长起码也该是个情报员。杨菲菲与我斗嘴时就这么骂过爸爸:“他是苏修特务的狗腿子!”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杨菲菲:“你爸是你妈养的狗杂种!”结果狗杂种的后代和狗腿子的后代扭结在一起,互相咬,她把我的胳膊咬青了,我把她的大拇指的指甲咬裂了。

  黑印度正要打伞出门,院门响了,妈妈回来了。妈妈被雨淋得精湿,手中提着一只篮子,那里面装着的菜被雨洗得一派青绿。


  妈妈见院子里没有自行车,就问黑印度:“你爸还没回来?”

  “没有!”黑印度很干脆地说。

  “他也该回来了。”妈妈嘀咕了一句,将篮子放到仓房的雨搭下。

  “天下雨了,他没穿雨衣,说不定半路上躲到哪棵树下避雨了呢。”黑印度说,“他要是在树下逮只兔子,还不得在那儿笼堆火烤兔子吃呀!”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对黑印度说:“你爸他哪有那份儿闲心!”

  黑印度一撇嘴说:“他是没碰到野味,碰到他就有闲心了!”

  “刚才那雷那么响,他会不会被——”妈妈忧戚地说。

  “他又没做缺德事,不会被天打五雷轰!”黑印度说,“雷劈的人都是坏蛋!”

  妈妈听了黑印度的话,这才有些心安地进屋换上一套干爽衣服。我把纸帽子捧给她看,我控诉黑印度把鸟笼挂在帽子上,屎都落在那上面了。

  “没事儿,他们看不清楚的。”妈妈温和地说。她把那帽子放在茶柜上,就像放暖水瓶一样地小心翼翼。



  姐姐见窗台上有两只苍蝇在闹,就握着苍蝇拍去打。黑印度见天基本晴了,就把鸟笼提到院子里,让它们见见已透出暮色的天光。我呢,因为妈妈没有责备黑印度而有些悻悻然,我故意碰翻了窗台上的花瓶。那是只天蓝色的鱼的形态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已经半蔫的野花。花瓶里的水已经有几天未换了,黏稠而又散发着臭气。

  姐姐扶起花瓶嗔怪我:“就剩一只花瓶了,你还想把它打碎了不是?”以往我曾打碎过两只花瓶,一只是圆肚形的,褐色;另一只与我碰倒的这只一模一样,它们是一对。据说这对花瓶是爸爸妈妈结婚时,他们的朋友凑钱买的。我想这花瓶肯定看到了我出生的情形,它是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所以老是想着把它打碎,让它失去记忆。

  “我看这花瓶碍眼。”我说,“你们也不想想看啊,鱼嘴里天天插着满满当当的花,它怎么喘气啊?我一看这花瓶就憋得慌。”


  妈妈正打算出门,她听了我的话又折回身来,她把花瓶拿起,放到窗台的角落,对我笑笑说:“以后再养花,就不用这鱼瓶了,用空罐头瓶吧,省得你憋得慌。”

  姐姐把花瓶流淌出的脏水用抹布擦了,又将那些已不精神的花扔进垃圾桶里。她显然对妈妈纵容我有些不满,她嘟囔道:“又不是真的鱼嘴,你跟着气闷什么。”

  妈妈微妙地笑了,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姐姐,说:“什么时候我再采一把花回来养,你们喜欢什么样的?”

  “百合。”姐姐说。

  “紫马莲。”我说,“要是有芍药花就更好了。”

  “芍药都开过了。”姐姐说。

  “没准也有一枝两枝没落的,赶巧被我采到呢!”妈妈说这话时,语气和面部表情都呈现着一股天真的情态。她对我们说,她要出去迎迎爸爸,让我们不要乱走。


  雨停了。天色愈来愈昏暗了。八仙桌子上的饭菜渐渐凉了。只听到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黑印度又把鸟笼子提回后屋了。他在路过灶房的时候被柴火绊了一跤,他骂:“贱骨头,把你们烧成灰你们就该老实了。”

  我讨厌黑印度,他说脏话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时对人和事,有时则对物。我最受不了他对着物出口不逊,因为它们又没长嘴,无法与他唇枪舌剑地辩论。姐姐消灭了苍蝇,又擦干净了窗台,唤我给灶膛点把火,她想把粥热一下。

  “这钟声要是能当柴火使就好了。”我嘟囔一句,很不情愿地到灶房烧火。柴火一旦烧起来就噼啪作响,这让我有种错误联想,认为响声里应裹挟着热气。如果那样的话,饭菜凉了,让钟声去烘热它们就是了。


  我刚点起柴火,爸爸就进来了。他披着件橘黄色雨衣,看上去很鲜艳。他把自行车停好,先问候了一下鸡架里的鸡:“你们吃饱了喝足了?”他爱给鸡喂食,所以他走在院子里的时候,总有一群鸡像士兵保护着将军一样簇拥着他。

  “你妈还没回来?”他进了里屋后问姐姐。

  “回来了,找你去了。”姐姐说。

  姐姐正在拟写一份与父母的决裂书,这是班主任老师授意她写的。说是如果她不与他们划清界限,就加入不了红卫兵。她正有几个字不会写,打算着问父亲昵。可是爸爸听说妈妈不在,就急着出去找她。

  黑印度对姐姐说:“你问他,还不如问字典!字典比他能耐,问啥有啥!”


  黑印度这一段不管爸爸叫“爸爸”,他称爸爸为“他”。姐姐呵斥他说:“以后别‘他他’的,那不是爸爸嘛!”

  “不叫‘爸爸’怎么了?”黑印度说,“他不过是个臭老九!”

  姐姐说:“你滚!”

  “你不也写决裂书要和他划清界限吗?”黑印度说。

  “可他去粮库接受革命再教育去了,他被改造好了还是个好同志!”姐姐说。

  黑印度不吭声了。我已经把苞米面粥重新温了一下。那粥初次出锅后,粥的表面凝了脂,看上去就像盖了一顶金色草帽。如今热气再度熏炙它,那上面就被抻出道道裂痕,感觉这草帽就像是破了。我把粥从锅里重新端回饭桌,打算再热热土豆丝,它已回生了。


  “等爸爸妈妈进屋了再热。”姐姐制止我热土豆丝,她说这菜不禁热,热一回就不脆生了。

  “操,我都饿了。”黑印度瞟了一眼饭桌,说,“他们是不是互相找到外国去了?”

  “印度!”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报复黑印度。

  “操,男人黑点我看不错,像是有种的样子!”黑印度回敬我说。

  “驴脸也黑!”我说。

  “对,它还是个豁牙子呢,一叫唤那嘴就漏风!”黑印度恶毒地说。

  我正要去灶房抓一块劈柴打黑印度,妈妈回来了。她满面焦急的样子,一进屋就问我们:“你爸爸还没回来呀?”

  “你没见院子里有他的自行车啊。”我说,“回来了!”

  “那他人呢?”

  “找你去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妈妈脸上的表情松弛了许多。她问我们:“他是不是被雨浇透了?他没把湿衣服换下就找我去了?”

  “他没挨着浇。他穿了一件跟橘子皮一样色儿的雨衣,可漂亮呢。”我说。

  “那雨衣呢?”妈妈的眼睛跳了一下,问。

  “在水缸盖上呢!”我跑到灶房,飞快地把雨衣取来。

  那雨衣还湿着,就像夕阳映照下的一片湖水,看上去鲜润明媚。它的身上还沾着几枚碧绿小巧的树叶,想必是狂风把它们从树上赶到行进在山路上的父亲身上的吧。这树叶可爱极了,就像出浴少女留在身上的几点皂花,有一股淡淡的馨香。可是妈妈却用凄怨的眼神看它,仿佛是她心爱的女孩子出去学坏了一样令她伤感。她有气无力地问:“谁给你爸爸披了这么漂亮的雨衣?”

  “肯定是个女的!”黑印度提着鸟笼回屋,他接过话茬儿说,“男子汉谁用这么鲜艳的雨衣?”


  妈妈的眼神更加愁苦了。她用手抚弄了一下衣襟,飞快地走进屋子,打开立柜,解开蓝包袱,她的那摞衣裳就一层一层地呈现了。它们绝大多数颜色深重、老旧,不是黑色、蓝色的,就是紫色和咖啡色的。只有一件是洋红色的,那是她年轻丰满的时候穿的,现在她老了,瘦了,这衣裳就有几年不穿了。妈妈抽出这件衣裳,犹豫了一番,还是把它换在身上了。她背对着我脱下身上那件灰色衣服时,我在暗淡的光线中望见了她赤裸的后背。那后背瘦得让人感觉中央的脊骨分外突出,就像一根枯树枝竖在那里。

  黑印度见妈妈穿上了这件洋红色的衣服,就撇了撇嘴。待妈妈又出门去寻爸爸之后,他才大声地对我和姐姐说:“这个苏修特务穿这么新鲜,是不是要过江投奔她的主子去?”

  姐姐骂他“混蛋”,我则被他逗笑了。黑印度所说的江就是黑龙江,它是中苏界河,妈妈童年就生活在那里。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她定名为苏修特务。


  我觉得天肯定有着眼皮和睫毛,一旦它们耷拉下来了,天就黑了。只是我不知道天的睫毛是不是晚霞,天的眼皮是不是地平线?

  姐姐拉亮了灯,接着写她的决裂书。她趴在炕沿上写,弓着后背,脑袋和手中的笔左摇右晃着,看上去思路不畅。黑印度在后屋逗完鸟以后,就搬着字典过来给姐姐当“援兵”,他问:“你哪几个字不会写?我帮你查!”

  往火炭上横了两根细的劈柴后,我听见黑印度对姐姐说:“找到了,找到了,这‘遗’字的左边带个‘女’字!”我想他一定是把“姨”当作“遗”了。别看我比姐姐矮三个年级,可我识的字比她多。我喜欢翻字典,一次能记住五六个生字,我幸灾乐祸地想,让你相信黑印度吧,把“遗臭万年”写成“姨臭万年”,老师看到后,还不得把腮帮子都笑疼了啊。


  灶房没有开灯,但它并不黑暗。它的亮多半是借了里屋的灯光,光从那里溜出来,一直探到灶坑前,似乎这光饿了,想去锅里找些饭来吃。我正出神地蹲在灶坑前看火,灶房的门响了,爸爸回来了。他一进来就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问我:“你妈还没回来?”

  “回来了,又走了。”我说,“找你去了。”

  “她上哪儿找我去了?”爸爸进了里屋。

  “那谁知道!”黑印度抢着说。

  我跟着爸爸进了里屋。

  我说:“妈妈没找着你,回来后换上了红色的衣裳。她说是去找你的,可我看她穿得那么漂亮,不像是要去找人的。”

  “你懂个屁!”黑印度抢白我说,“她穿得新鲜是要给臭老九看的!”他胆大包天地把“爸爸”一词用“臭老九”代替了。

  “可是天都黑了,爸爸能看清她的衣裳吗?”我脱下一只鞋,正欲朝黑印度打去,爸爸温和地把我制止住了,他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爸爸皱起了眉头。他走向茶柜,盯着那顶高高的纸帽子问我们:“你妈今天又游街去了?”

  “去了。”姐姐放下笔,转过身来对父亲说,“是上午去的,下午她就上地里干活去了,晚上回来时还摘了一篮子菜。”

  “游街时没人打她吧?”爸爸问完话,又打了一个喷嚏。

  “跟过去一样,没人打她。她戴着高帽子走,好事的人跟着看看。除了杨菲菲往她身上扔了一个臭鸡蛋外,别人谁也没碰妈妈一个手指头。”姐姐说。

  “杨菲菲扔臭鸡蛋,还不是因为她把人家得罪了!”黑印度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他这次没叫我“二豁子”。

  我说:“谁让她骂爸爸妈妈了?她骂,我就揍她,我看是骂疼呢,还是挨打疼!工人阶级的后代不都是铁打的吗,还那么不抗揍,一揍就哭,真没劲!”

  “女孩子是不应该学会打人的。”爸爸说。

  “咱家的男孩只会逗鸟,我就得把自己当男孩子使呀。”我故意刺激黑印度。


  黑印度并不在意,他把字典扔在炕沿儿上,指着饭桌说:“操,我都要饿昏了。”

  “那你们就先吃吧。”爸爸说,“我再出去找找她。”

  “哼,杨菲菲家的鸡一定是天天刨厕所的蛆吃,不然怎么下出来的是臭蛋!”我嘟囔道。

  黑印度首先“嘿嘿”乐了,跟着爸爸也笑了。笑得最矜持的是姐姐,她努着嘴对我说:“你满脑子都是怪念头,快烧你的火去吧。”

  爸爸又出门寻妈妈去了。黑印度说:“操,我看他们今晚这么找下去,非要找到天亮了不可。”

  我添水刷锅,准备着把饭再温一遍。回到里屋。姐姐已经不写决裂书了,她坐在炕沿儿上给黑印度补袜子,他的袜子露脚趾头了。那些皱皱巴巴的纸团被弃在墙角,看上去像是几个糯米团子。


  黑印度看来是真的饿了,他望着苞米面粥的神色是那么的羡慕、贪馋,就像猫见着鱼似的。姐姐有些不忍心了,她说:“你要是实在太饿,就让你二姐给你先盛一碗热着喝了。”

  “我才不呢!”我激烈地反驳道,“这一盆粥都凝得像皮冻了,给他先盛一碗,等于是挖了个洞,爸爸妈妈回来一看多不高兴呀。再说了,一碗粥怎么热呀!”

  黑印度说:“一勺粥我都能热,别说是一碗了!”

  姐姐见我们又要吵起来,连忙制止说:“算了,再等一会儿,全家一块吃吧。”

  黑印度拍了拍饭桌,耷拉下眼皮默许了。


  钟摆左摇一下,右摇一下,时间就让它给这么不经意地摇走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姐姐补完了袜子,灶坑的劈柴也奄奄一息了,院子里还没有脚步声响起。一个小时过去了,黑印度开始伏在饭桌一角打盹,我和姐姐有些提心吊胆了,爸爸妈妈是否真的去死了?他们是不是抛下我们不管了?我们的议论被黑印度听到了,他也没心思睡了,他抬起头,用男子汉的口吻安慰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大人不会说死就死的。”

  “对,他们不会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姐姐说。

  “可他们要是真死了呢?”我忧心忡忡地问。

  “那我就找他们算账去!”黑印度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还不得也跟着死呀,要不阎王爷能让你见他们吗?”我说。

  黑印度打了一个寒战,姐姐则瞪了我一眼。


  我们一旦把事情往坏处想了,就魂不守舍了。黑印度说他们可能选择去小树林上吊,脖子被小绳一勒,命就没了,痛快!我则认为他们会去水泡子溺水而死,因为这是个美丽的小湖泊,它的周围簇拥着绿草和野花。姐姐呢,她想的比较恐怖,认为他们是去公路撞汽车去了。这样思来想去,我们觉得他们已经死了。我先哭了起来,姐姐忍了一会儿,也跟着落下眼泪。黑印度呢,他一直憋着嘴一动不动,后来也按捺不住地哭了,他很可怜地说:“爸爸妈妈要是死了,谁养活我啊?”

  我们此起彼伏地哭着,把夜给哭深了。我们打算求助邻居帮助寻找尸体。黑印度说要先上小树林,姐姐说要先上公路,我则坚持要先上水泡子。正当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院子里突然响起脚步声,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奔向门口,爸爸妈妈回来了!


  他们进了里屋,一身夜露的气息,裤脚都被露水给打湿了。爸爸和颜悦色地提着手电筒,而妈妈则娇羞地抱着一束花。那花紫白红黄都有,有的朵大,有的朵小;有的盛开着,有的则还打着骨朵。还有一些,它们已经快谢了。妈妈抱着它经过饭桌的时候,许多花瓣就落进了粥盆里。那苞米面粥是金黄色的,它被那红的黄的粉的白的花瓣一点缀,美艳得就像瓷盘里的一幅风景油画。爸爸妈妈的头上都沾着碧绿的草叶,好像他们在草丛中打过滚。而妈妈那件洋红色的衣裳的后背,却整个地湿透了,洋红色因此成了深红色。

  我赶紧去灶房当我的司火女神。柴火已灭了,我又重新点燃,把那盆落着花瓣的饭给重新热了。当我端着粥盆回到里屋时,正赶上妈妈把那束花往一个大罐子里插,她一摇晃那花,好家伙,又有一批花瓣落在饭上,其中就有我喜欢的芍药的微粉的大花瓣,这盆粥真正是香气蓬勃了。


  妈妈把花插上,注上水,将它摆在八仙桌子中央。我们全家团聚在桌子旁,吃起了花瓣饭。谁也没舍得把那花瓣挑出来扔了,我们把它们全都吃了。那是我们家吃的最晚最晚的一顿饭,也是最美最美的一顿饭。

  黑印度最先吃完,他回后屋去了。我们猜他困极了,去睡了。然而几分钟后,屋子里突然传来鸟鸣声,只见一只只小鸟扑棱棱地飞了进来。我望见黑印度站在门口,双手高举着鸟笼,笼门悠悠开着。


作者:迟子建,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现担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群山之巅》等;小说集《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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