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
本文作者在1972年11月
Ⅰ
从童年的小河，
踏上少年的山岗，
叮咚的河水悄然流逝，
将山岗的花瓣在心田埋葬。
告别那美丽的憧憬，
携带着破碎的理想。
这是我1971年春天写的几句“诗”，那时20岁的我几乎每天都要“写诗”，现在留下来的有二三十首。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是位于内蒙古小镇察素齐的一间新建的工厂，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工厂，呼和浩特市轴承厂。小镇的位置临近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我从插队的农村被选调进工厂，在计划经济时代，进了国企就是端上了铁饭碗，重新获得了城市户口，特别是摆脱了令我不堪重负的农业劳动，心情上，庆幸肯定大于失望。
新建的工厂1970年招工的第一批400名学徒是呼和浩特的六九届中学生，严格说他们是小学生，1966文革开始时候正是小学六年级，这批徒工到济南轴承厂培训了一年后回厂就成了师傅。接着第二年，1971年工厂又招工内蒙农区插队北京知青300人，加上安置本县复转军人和以解决家属城市户口为条件招聘来的天津技术工人100名，总共有800多工人。
技术力量是薄弱的，除了建厂元老中的几名来自呼和浩特的技术员，轴承厂从全国各地要来了十名高校毕业生，都出于名牌大学，其中清华大学的杨文义扎下了根，成为九十年代最后一任厂长。杨文义见证了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短短20年时间里，一个新兴国营企业的衰亡历史。杨文义的故事，也是我的诗歌王国的最后传奇。
我们北京知青1971年春天进厂，而工厂的第一套轴承1970年9月才试制成功。生产的轴承主要用于农业机械，比如四轮拖拉机、脱粒机或是建筑工地的大型搅拌机。在“大干快上”口号的七十年代的中国，在农业大国向工业社会努力行进的起始阶段，工业产品是卖方市场，无论质量如何都不愁卖，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我被分配在热处理车间。轴承产品是否合格有两个关键，一是计量，二是热处理。计量是轴承的外在精确度，热处理保证轴承的内在质量。热处理车间又热又脏，30多工人只有３名女工，闷闷的我非常不开心，因为对精密机床情有独钟。我写了首长诗抒发自己的郁闷，发表在黑板报上。从此工人们开始叫我“诗人”，我也以诗人自居，假模假式每天坐在车间里捧着普希金、泰戈尔和马雅可夫斯基，几乎背下了泰戈尔《飞鸟集》里的所有诗段，普希金的《致大海》也滚瓜烂熟：“世界空虚了，大海呀，你现在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人们的命运到处都是一样，凡是有着幸福的地方，那儿早就有人在守卫，或许是开明的贤者，或许是暴虐的君王”。走在厂里，我总是目不斜视，不主动与人招呼，有工友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会大声朗诵他们自己的诗句：“大海呀！真他妈大！”“大海呀！原来有这多水！骏马呀！原来有四条腿！”我把那当作工友与我见面问候的方式。
七十年代初的社会风气主要受到文革造反的影响，领导的威权已经褪色，厂里工人对厂领导的称呼从不带职务，通常只在姓氏的前面加个“老”，厂长姓任，就叫老任，副厂长姓姜，就叫老姜。有次我看到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下到我们车间来找某工人“谈心”，那工人先发制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不过咱俩要先摔跤，你要是赢了，别说谈心，‘谈肺’都没问题。”接着工人不由分说上去就把党委副书记摔了个嘴啃地。工人是个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本来就是闹着玩，更何况大家都乐滋滋看着哪，副书记想发作又不好发作，只得爬起来悻悻然离去。
还有件事，检验科有个女工在化验室服毒自杀了，从她床垫下翻出的遗书说“此事与别人无关”等等，“自杀”这个真相在厂里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她的父亲在当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出于面子的考虑，她家疏通内蒙高层领导发了话，希望按照“工伤”处理，她的家长、公安局和医院三方达成协议，定为“急性心肌炎猝死”。厂里参加协商的领导起先不知情，提出对肠胃做检查，公安人员对厂领导说，“你们这么死板？非要定个服毒自杀，对你们厂有什么好处？！病死，对各方都好交代，这有什么不好？！”厂方接受了“工伤”的建议，丧葬费和追悼会都按因公殉职办理。
但是工人群众无法接受造假，追悼会能否顺利开成？是让人头疼的难题。厂领导临时决定在大礼堂一角的小礼堂开个内部小型追悼会，严格控制与会人数，紧急部署各级干部把守好通道大门防止工人擅自闯入捣乱，还要警惕在追悼会会场外闹事。果然，工人们买了鞭炮，进不了会场就围绕周边放炮，部署在会场外的干部追东追不了西，追掉会只得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匆匆收场。
我进厂后变得更加内向自闭，终日不闻窗外事，沉浸在自己臆想的诗歌王国里，直到有天我的王国闯进了女贼。她叫艾秀兰（化名），是同车间的女工。我工具箱的抽屉被撬锁，工资、诗稿、所有的书都不翼而飞了。我的师傅通过他在厂里的人脉帮我破了案，收回了部分丢失的书和诗稿后，我去报告了厂长老任。老任责成保卫科追查落实，更多查出艾秀兰还在女澡堂偷过别人的皮鞋，在女宿舍因为嫉妒用剪刀剪坏室友的贵重衣服，给发生过口角的巡夜老汉设置路障致使老汉摔倒骨折等等，厂里给了艾秀兰一个“记过”行政处分并召开了全厂大会。
从此这个走路溜边、低眉顺眼、看起来胆小腼腆的女工，成了人人厌恶、躲避的过街老鼠。艾秀兰的母亲还从呼和浩特到厂里来，带着艾秀兰一起向我道歉，她母亲满口土话，穿着最土气的大襟的袄、缅裆的裤，一双旧社会妇女缠足放开的小脚！我这才知道艾秀兰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家的女孩。
Ⅱ
旭日东升
光芒万丈
看哪！辉煌的彼岸
英特纳雄耐尔的火炬照亮
看哪！怒吼的海面
波涛汹涌
海风呼啸
桅杆弓起腰发出轧轧的声响,
理想的战士啊
敢不敢进去闯一闯？！
敢不敢
到怒吼的大海里
去荡桨？！
1976是个变幻莫测的多事之年，年初的冬天，党的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断；到了春天，党号召人民要和“走资派”做坚决的斗争，厂里的几个青年工人起来响应号召，他们贴出大字报和小字报，针对副厂长老姜；秋天的时候，毛去世，“四人帮”被党抓了起来，党把这几个青年工人打成轴承厂的小“四人帮”分子，党永远是有理的。
老郭是军队的转业团长，从部队来到轴承厂，当了党委副书记。初来乍到的老郭，耳朵里灌满了群众对老姜种种腐败作风的议论。比如说“通奸”，老姜利用职权与多名青年女工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女工之获益无非是调换个好工种什么的；再比如说“贪吃”，副厂长老姜以“吃百家饭”闻名，厂里的中层干部和工人，无论谁请托都去吃，来者不拒，吃人嘴短，请吃的目的是办事，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是普遍的贫穷，绝对的贫穷，请客吃饭在个人的微薄收入中是笔不小的花费；还有“受贿”，一条烟两瓶酒，烟酒烟酒，就是请领导“研究研究”的意思。
老姜当过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这个四十多岁的精明强干的男人，厂里的生产全靠他来管理，否则就乱套。一把手老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年纪大身体不好，却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为了探知老姜“通奸”的究竟，老任曾亲自布置电工班的夜班工人捉奸，电工班紧邻厂生产科，生产科大办公室里套着个没窗户的小黑屋是老姜下榻的卧室，电工班就在这小黑屋里将老姜与一个叫贾小娜（化名）的女工双双捉奸在床。可是，老任为了厂里的生产大计把丑事包庇隐瞒下来，他先将贾小娜调离老姜属下的生产科，后用职权将贾小娜作为工农兵学员送进大学，让她离开了轴承厂。
面对今天的腐败，有些人怀念赞美毛泽东时代，其实腐败的源头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最大的腐败不是贪污而是权力的腐败，是不受约束的特权。文革废除高考停办大学，七十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采取了公开“推荐保送”的方式，在一次北京高层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自曝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毛泽东说：“她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批判）？＂ （1975年5月3日）毛说这段话的政治背景是全党全国正在大批“走后门”。公权滥用，上行下效，贾小娜“上大学有什么不好”呢？
贾小娜白白净净的大脸盘，笑的时候嘴角有对很小的酒窝。她起先是我们热处理车间的检查员，与老姜“通奸”后调进生产科，从检查员变成统计员，两人到了一个办公室耳鬓厮磨，周末她坐着老姜的公车一起回呼和浩特，司机从车内后视镜看到她亲热地坐在老姜怀里撒娇。问题是一个十几岁不足二十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和一个比自己父亲年纪还大、家有多病的老婆和四个成年儿女的老头子搞在一起？我觉得很难解释成“爱情”。
七十年初期的权力腐败绝不是个别现象。我插队所在的公社书记刘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淫棍，解放后本以老革命的资格当了县法院院长却因“乱搞男女关系”一贬再贬，屈尊在公社当书记。即使受处分下到农村公社，刘书记依旧恶习不改，一如既往以权换性与多名女人包括下乡女知青“通奸”。刘的对手，德高望重、一身正气的副书记宋苦于没拿到证据，束手无策。后来宋副书记暗中布置手下将广播室的音响设备做了手脚，截获了刘书记与女播音员“乱搞”的录音，出奇制胜拿下刘，取而代之。宋主管过知青工作，在我们北京知青中颇有威信。接着却发生了更加令我惊诧的事，我中学的一个高三学姐告诉我，因为父亲在五十年代初被枪毙，她为了去当农村的民办小学教师，将自己的贞操献给了继任的宋书记。
学姐还说宋书记对女知青是有选择的，也是有“远见”的。宋在人后说，北京的干部子女我可不敢碰，不管现在黑不黑，将来翻过来就惹不起。学姐的家庭出身，属于文革前的土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形成的两千万的中国“犹太人”群体，无论文革还是文革前，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在以国家的名义确立迫害这样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黑色”群体的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
言归正传，轴承厂的副书记老郭决心与“走资派”大干一场，斗争目标是主管全厂生产的二把手副厂长老姜，老郭显然没有得到一把手厂长老任的支持，他必须甩开他党委会的同僚们，于是他招募了几个可靠的工人，都是北京知青出身，北京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1976年春天，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公开张贴大字报、小字报，在厂里闹出了挺大动静。老姜干脆躺倒不干了，他躲回呼和浩特家里借口有病不来上班了，老任原本就称病不问具体工作，全厂的生产陷于瘫痪。……厂子乱了，可老郭和几个北京知青揪“走资派”却始终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本是铁案的贾小娜已远走高飞，风言风语和道听途说都不足为证，眼瞅着“反腐”陷入了胶着状。
谁也没料到还有峰回路转的时候，老姜“通奸”的一个关键证据突然水落石出了，证据出自早被遗忘在黑暗角落里的艾秀兰。艾秀兰其实是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只不过被公认为女贼后，就没人注意她的容貌了，人们无视这个形单影只、无声无息的小女工的存在。艾秀兰只得到呼和浩特找了个男朋友，是小脚母亲托人为她介绍的，男友非常爱她。
艾秀兰未婚先孕，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到呼市医院做人工引产，男朋友对她百般照顾，引产后男朋友出钱出工找了伙人帮她家盖凉房（储藏室）。凉房盖好，这对青年恋人开始谈婚论嫁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两地分居，小镇距离呼和浩特100多里，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火车，这时艾秀兰拿出了一张字条给男友，字条上白纸黑字写有两项保证，一是艾秀兰因打胎误工的劳保补助，厂里保证照发；二是承诺不久后将艾秀兰调回呼和浩特，落款签字是副厂长老姜。这两件事，他的那点权力是能办到的。男友没有二话扭头便走，将字条交到了公安局，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艾秀兰悲痛欲绝。如果扪心自问，究竟是谁？毁了这个花季女孩子的爱情和婚姻的幸福？表面上是老姜的趁虚而入，进一步看，她家庭地位的卑贱无助，她在工厂里因为偷东西被众人孤立，对此我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
公安局将字条转交到轴承厂的上级部门呼和浩特机械局。机械局经查证核实给予副厂长老姜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接着机械局与市经委联合组成工作组，派到轴承厂开展整顿学习，这期间，厂里有好几个青年女工找到工作组说，“我与老姜可没有那方面的事儿，你们不要听群众乱说”，甚至还有女工要求工作组在全厂大会上予以澄清，澄清其与老姜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工作组在大会上说：“澄清？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们不能公开她们的名字，这些女孩子真是太幼稚了！”
幼稚的还有超前反腐、民间反腐的几个北京知青，几十年来的社会逻辑，凡是反动的东西，它不倒，你就别打，而绝不能相反。郭副书记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说他跟着四人帮闹，搞乱了生产；那几个具有浪漫诗情的北京知青却背上了不同的处分，党内的或是行政的，通通记入个人档案，成为政治祭坛上的替罪羔羊。
Ⅲ
我既然是天空最自由的小鸟
那压抑的黑森林
怎挡得住我的飞翔?
我既然是情海最深处的波浪
那渺小的浅水湖
怎止得住我的渴望?
我把这几句诗，献给轴承厂九十年代最后的厂长杨文义。这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从1970年被分配到这个小镇上的工厂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一步！不但他们一起进厂的十名大学生九名都走了，就是当年的七八百名青工，北京的老三届知青和呼和浩特的六九届，也都走光了，但是杨文义却独自留了下来！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我无法估量。我在工厂的时间只有3年，杨文义的故事，他1998年去世后，我才听说的。
九十年代，国家出台了猛烈的市场经济化政策，国企改革使得大批工厂破产，政策导向，先是建立起一条劣质企业退出的通道，接着就是国有中小企业的产权转让，“改制”问题摆到了轴承厂厂长杨文义的面前。市领导要杨文义自己选择：一是调到呼和浩特市机械局任副局长；二是轴承厂彻底私有化，杨文义为法人，工厂的人员、财务与国有制完全脱钩。
何去何从？亲友们特别是妻子希望杨文义选择前者，他这样一名老大学生在基层从二十多岁苦干到五十多岁没挪窝，人活一辈子究竟为的什么？妻子只求他们能有个安稳的晚年，这是铁一般的现实。但是杨文义却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浪漫的诗歌情怀。
向私有化转制，当年是多数国企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根据杨文义的选择，市政府办公会议下发了轴承厂实行私有化的文件，杨文义任法人，债权、债务一并转移。他个人承接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也许只有杨文义心里明白，他的确是准备拼上半条命的。他做好了施政方案，安排好了厂里的人事任免，他不要安逸！他要搏击！他要冲锋陷阵举着胜利的旗帜打出这个无名小镇，在呼和浩特，他已经看好了一处地方，准备方案公布后就搬迁一部分万能设备，开展多种经营，盘活部分，拉动全局，再将轴承的精品搞上去。
不幸的意外发生在1998年７月中旬，那天下午杨文义在呼和浩特的家中给妻子放下他两个月的工资，开车回到小镇上的轴承厂。晚饭是在一个老工人家吃的，饭后他带着3个工人一起上山去打猎。打猎是他的唯一爱好，山上有野兔、野鸡、野刺猬，这些年厂里经常发不出工资，临到开支，去求银行贷款或是找熟人公司借钱，一借几十万，杨厂长总是用他打的野味招待债主，联络感情。
开车到山脚下，他们一般等天黑上山。这天他们照例排好队型阵容，杨文义埋伏在最高处，其余三人呈扇形居下方，天亮后一旦猎物出现，老杨开枪往山下赶，下面的人负责射杀。可天亮以后下起了雨，先是小雨，接着中雨，大雨，大到暴雨，打不成了！下方的三个工人边喊“老杨”边撤，其中一个听不到应答还重返山腰去找，边找边喊，终于听到老杨回应的声音，杨厂长说：“你们先下山，我再看看。”
暴雨来了！他要“再看看”什么呢？当3个工人下到山脚的时候，山洪卷着大石头已经冲下来了，吉普车也被冲翻到了沟口，仍然不见杨文义的人影儿。……
之后的多少天大家在焦虑不安的日子里煎熬，许多旧日厂友闻讯从呼和浩特等地赶来小镇等候消息，有人自掏腰包雇用了6名山里的羊倌，每人每天40元，找到为止。厂里的会计说，当下厂财务科的保险柜里，连500块钱都没有。
杨文义的尸体是八天后找到的，羊倌传讯儿回厂说，脖子摔断了，老杨摔在十多米高的悬崖下。羊倌们砍了几棵树，用树干把他夹住，放下绳子吊上来，轴承厂去了十多个工人连扛带爬用了五个多小时才把最后的厂长运下了山，运进了杨文义在工厂的宿舍里。宿舍是一间陋室，家徒四壁，墙上挂着猎枪的空子弹带，屋角有一只密码箱静静伫立，公安局来人打开密码箱，里面有200美金，这时厂党委书记老李的眼睛湿润了，他说那是改制前，市里派他和老杨一起去美国考察，他俩每人换了500美金，老杨没用完带回来二百。
杨文义的葬礼是小镇有史以来最壮观的葬礼，数以百计的花圈从工厂礼堂向大门外延伸到街面上，长长的车队跟在灵车后，伴着《葬礼进行曲》的哀乐驶向大青山麓，鲜花布满了墓前的山坡，一群群围聚着的男女老少，叹息、抽泣、追思、怀想。工人们再也听不到厂长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唱《拉兹之歌》了！杨文义的姐姐说，老杨是孤儿，父母双亡，跟着姐姐长大，四五岁起就一个人睡觉，童年的老杨夜里常梦见妈妈坐在床边与他讲话，所以长大以后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老杨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没钱买鞋就到垃圾箱去捡别人扔掉的鞋子穿，两只鞋子不一样，他也毫不在意。妻子说老杨走得太早了，他刚过54岁生日没几天，妻子和老杨是中学同桌，青梅竹马，两人都品学兼优，高中毕业，老杨考上清华大学，妻子读了师范。杨文义的儿子说将来要把父亲的骨灰撒到黄河里去，因为儿子从小就知道父亲少年时候在黄河激流里救过人。……
杨文义死后轴承厂就彻底垮了，政府文件存进档案，施政方案和人事任免也永远留在了老杨的电脑里，厂房800万卖给南方的生意人做仓库，生意人实际只付了500万，这500万为职工买断工龄、缴纳社保。几年后土地使用权被镇政府收回，拆除厂房，原址上盖了廉租居民楼，工厂那根高高耸立的标志性烟囱，也从东方地平线上永远消失了。
杨文义之死成为一个标志，标志着我那遥远的诗歌王国的终结。（完）
1995年杨文义厂长一行人到北京与七十年代老工友的最后见面，20多岁大学毕业进厂，这年他已经51岁了。三年后他意外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