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豆豆的文革“罗生门”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左起：李讷　陈少敏　林立衡　叶群）

题解：《罗生门》是一部国际闻名的日本电影（1950，黑泽明导演），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两篇小说《罗生门》和《薮》（日本最大的文学奖名为“芥川奖”）。故事梗概，一名武士在丛林中被杀死后，凶手、死者的妻子、死者的鬼魂外加一个目击者樵夫，在法官面前描述事情经过。观众看到，当事人出于各自的利己动机以及价值观念，描述中自觉不自觉地歪曲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以掩盖自己的罪恶或者耻辱。对事实的描述因而变得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罗生门》对事件和人性的微妙的揭示深具震撼力。在对文革事实的描述中，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罗生门”现象。这里仅是林立衡的一例。

一、 “迫害林立衡、迫害林副统帅”：1968年的一场“批斗会”

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自1966年8月以来是北大的权力机构）在北京大学大饭厅（校中最大的室内会场，现已改建成“百年大讲堂”）举行了一场“批斗会”，“批斗”陆平、王学珍、孟广平、向景洁四人。

陆平是文革前的北大最高领导人，校长，党委书记。王学珍在1960年代任代理教务长。孟广平是北大教学行政处长，专管学生学习。向景洁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他们在1966年6月都已经被“打倒”，被称为“黑帮分子”。

所谓“批斗会”，在文革时期是广泛使用的革命手法，人人都见过，不是被“批斗”，就是“批斗”别人。这一汉语新词语，当时不需要特别说明，现在的人却难以懂得。关于“批斗会”，笔者另有专文详细说明。这里只指出“批斗”的两大要素：一是被“批斗”者站在观众前面，低头弯腰，胸前挂有牌子，有时候还被殴打。另一点是，被“批斗”的人被指控为“阶级敌人”而绝不能为自己辩护。这与通常的司法审判完全不同。

文革中，在北京大学中开过大量的“批斗会”。这天批斗对象的具体“罪名”是：“迫害林立衡”（林彪的女儿）以及“迫害林副统帅”即林彪。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林立衡休学被说成受“迫害”而且因此“批斗”学校负责人？这一事件和文革的目标以及手段有什么关系？这一案例可以告诉我们哪些文革的性质和过程？另外，考察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后一些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会发现其中的“罗生门”现象。 

二 、 北大“迫害”林立衡了吗？

林立衡是林彪和叶群的女儿。1964年春天从清华大学二年级转学到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当时林彪是中央副主席（从1958年起）、国防部长。当年转学在大学里（直到现在）不是普通的事情。教育部为此正式发文给北大，北大于是接受了林立衡到中文系学习。清华当时只有理科没有文科专业，林立衡转学到北大进了不同学科，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及帮她补课。

林立衡到北大后经常缺课。在超过了当时学籍管理条例规定的缺课期限后，中文系派她的班主任到林家探望。林家说林立衡身体不好，失眠。后来林彪的妻子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关光烈曾为林立衡事，到北大中文系与主管学生事务的副系主任向景洁谈话。他们说林立衡需要改换生活环境，将到《空军报》工作一段。中文系建议，有病长时间不能上课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病好后可以复学。林家送来了休学申请。中文系写了报告，送到学校教务处。教务长同意后，又特别送呈校长陆平。陆平批示“应按规定办事”。

林立衡办了休学手续后，再也没有来北大复学。她去了《空军报》。她以小名“林豆豆”发表了纪念当时去世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文章。仅此署名当时就很引人注目，因为显示了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重要性。以上是文革前发生的事情。

1966年文革开始。6月，毛发起在广播和报纸上攻击北京大学。北大被称为“反动堡垒”，北大领导干部被指控为“黑帮”。8月，林彪上升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并且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个比其他正式官衔更具权威性的独特称呼。林立衡的弟弟林立果那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写信“强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林立衡同志”。（1967年初林立果加入空军。）林立衡在文革中成为《空军报》负责人。在这种背景上，她的“因病休学”被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是一种“反革命活动”的“迫害”。

1966年6月18号北大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事件。向景洁副主任遭到殴打和侮辱。学生把厕所的垃圾篓子扣到他头上，打得他满背青紫条痕。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教授等。到了8月，校园暴力大规模升级。向景洁和程贤策都在校园“劳改队”里，而且都被剪掉了头发，遭到各种侮辱和殴打，包括用铜头军用皮带毒打。程贤策在1966年9月2日服毒自杀。程贤策死后，中文系立即开会“斗争”其他“牛鬼蛇神”，包括一个代表死去的程贤策的白幡。向景洁随之代替程贤策成为中文系头号“牛鬼蛇神”。

1968年1月25日，校园里的高音大喇叭广播：“黑帮分子向景洁听着，勒令你今天下午一点半到大饭厅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另外还对“黑帮分子王学珍”和“黑帮分子孟广平”做了相同的“勒令”。陆平的名字没有在广播里，因为陆平当时被校文革委员会关押，完全没有人身活动自由。向景洁去了会场。被“批斗”的人在台上站成一排，低头弯腰。口号声四起，“打倒反革命分子XXX。”有一个口号是“XXX迫害林副主席女儿罪该万死”。他们听了才知道这个“批斗会”的主题。向景洁作为系一级干部和校一级领导干部一起被“斗争”，是由于他具体经手办了林立衡的因病休学手续。

过了几天，五六个学生闯到向景洁家，把他叫出来，在走廊上用预先准备好的麻袋把他的头蒙上，把他绑架上一辆汽车。东转西转开了一段时间后，把他押下车，在一个房间里解开了蒙在他头上的麻袋。他们用强灯光照射他的脸，他们自己都坐在台灯后面的阴影中（这一套显然是从电影上模仿来的），开始审讯他，要他“交代”如何“迫害林立衡”，迫害“林副统帅”。窗户都是蒙死的。他从房间内部结构，看出那可能是学生宿舍28楼。他被审讯和折磨一夜之后，又被蒙上麻袋，被架着走了很多路。在一个地方停住了，被解开头上的麻袋。绑架他的学生说：“滚蛋。”那时候他看到是在未名湖边，靠近小石桥的地方。

王学珍也被这样麻袋蒙头绑架过。他被绑架到远离校园的卢沟桥附近，一个星期后才被释放回家。家里人不知他的死活，焦虑万分。他在被释放之前，也不知道自己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

这个所谓“迫害林立衡”事件，至少可以表明以下几点：在文革前，林立衡享有特权。北大给了她特殊待遇，先是接受了她，然后指定专人辅导她学习。但是另一方面，北大还在一些方面有原则，如她转学来北大，学校未直接接受，而是要求教育部下指令。另外，虽然接受了她做学生，但是要求她补上功课，也不允许她随便不上课，要求她像其他学生一样服从学籍管理条例。她的特权受到了某种限制。这就是所谓北大“迫害”林立衡的内容。

文革指控北大“迫害”了林立衡，说明文革实际上是在扩大已经拥有的特权，并且发展到了绝对不受限制的程度。而且，这种类似的指控在很多学校发生。

实际上发生的不但不是北大“迫害”了林立衡，而是北大的老师因她而遭到残酷迫害。向景洁等人遭到长期的“斗争”、殴打、侮辱以及心理折磨，其程度是极其严重的。文革过程实际上并不具备什么理想主义的或者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名为“造反”，实际上致力于建立最高层的绝对权势，而且运用了野蛮的手段甚至恐怖手段。如果真的只是为了“教育革命”的“理想”，麻袋蒙头绑架和彻夜审讯等手段，都既无必要也无实用意义，那只是为迫害而迫害、为残忍而残忍的纯粹犯罪行为。

实际上，这只是北大文革中大量发生的残酷迫害的很小的一部分。文革中北大有63人被迫害致死，占北大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北大师生员工排起队来“1、2、3、4”报数，每200个就要有一人拉出来害死。（参看我的《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本来应该是文明的代表，文革中却成了迫害、监禁和杀戮之地。 

三、各方面的说法

1、对受害人的“独家采访”

笔者曾经三次访问向景洁老师。他是最为了解林立衡休学事件的人。向老师讲述了林立衡休学的详细过程，包括他和林彪的妻子叶群以及秘书关光烈的谈话。向景洁老师说：林立衡原在清华大学念书，转到北京大学，什么原因不清楚。北大要求经过教育部办理。教育部正式批文同意转北大。按照当时的规定，在清华学过的功课，念过了，考试及格，可以不在北大念了，比如党史。但是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的课差得大。除了政治、外语和体育课，别的课都不一样。她在清华念了一年多，转到北大还在二年级。中文系指定了马真、李义华两个女老师作为她的个别辅导教员。这是极特殊的照顾了。经过了大半年，发现她经常不来上课。要是都算旷课的话，早就够被开除的程度了。

对林立衡，我们是特殊化了，但是我们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原则，我们没有让她随便不上课。系里派了她的班主任宋祥瑞到她家看望，把系里的意见告诉她：有病应当请假，生病上不了课要有请假手续。宋祥瑞去了回来向系里报告了家访情况。

不久后，林彪的秘书关光烈来北大，是我接待的。关说了林立衡的情况，说她身体不好，不能来学校上课，想要暂时改变生活环境，到《空军报》工作一段时间。我说，既然是暂时改变生活环境，可以先办休学。以后身体好了，可以办理复学手续。当时规定一个学生可以休学两次。如果一年后仍然来不了，还可以继续休学一年。不能超过两年。关光烈听了很高兴，说原来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可以办休学手续，他要回去汇报。接着闲聊起来。他还给了我一个中药偏方。我注意到他字写得特别漂亮。

不久以后，叶群来了系里。她对学校派了两个辅导教员表示感谢，说他们不了解学校里的规定，听了学籍管理规定的介绍，她同意办理因病休学手续。我说，林立衡写报告，由家长签名就行了。这时候，我出去接了个电话——是学校打来的。我接了电话回来，和叶群继续谈话。文革“斗争”我的时候，说我“竟敢”在和叶群谈话中去接电话。说我们迫害了林立衡。其实，我们照顾还来不及，谈何迫害？

“我们照顾还来不及，谈何迫害？”应该说，向景洁老师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北大既没有迫害林立衡的动机，也没有迫害她的行为。他们对林立衡所做，只是执行了当时的学校规章。而且，是在她已经越出了规章制度许可范围之后才请她办了休学。休学后可以复学，实际上就是请长病假不上课而已。另外，执行规章的结果没有给林立衡带来任何她所不想要的后果。如果要批评北大，应该批评的是北大在执行规章制度上的让步，而不是他们逢迎权势不够主动和彻底。

向景洁的说法也是诚实的。向老师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在对文革往事的叙说中把自己有意无意地打扮成“一贯正确”的英雄，抵制不良行为的好汉。诚实是传统中国最为强调的品德之一，也是文革中被摧毁最甚的一项。在写出历史真实方面，我们得感谢向老师这样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并不能说林立果和林立衡或者北大的文革委员会或造反派误解了向景洁及文革前的北大领导干部的用心，以致错以为他们存心要迫害林立衡。

实际上，文革全面反对和攻击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将其定罪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不是只攻击其中的个人。北大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作为依据的《学生学籍管理条例》，确实是“教育路线”的一部分。而且，文革也确实在这方面达到了目的。文革中大学停课四五年后，重新开始招生，不再有大学入学考试，而是由各地党组织决定谁可以上大学。一个典型的事情是，毛在1972和1973年送他认识的五名女演员或宾馆服务员到北大上学，不必经过任何公文手续。

然而，仅仅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攻击也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对向景洁等人施加大量暴力虐待。向老师文质彬彬，根本不对北大“文革委员会”和“革命造反派”构成危险，而且，北大的干部在文革前根本没有权力制定学校的主要管理条例，文革开始后也没有人反对文革的方针路线。文革当局再要送十个八个林立衡来北大，当时尽管可以来。但是，根据我作的涉及数百所学校的广泛调查，文革中，不仅北大，每个学校都对校长和教员发动了暴力性攻击，在全中国的学校中还没有找到例外。（请看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为什么这样做，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向景洁老师跟笔者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谈话是一个确确实实的“独家采访”。也就是说，他没有和别的人正式地详细地谈过此事，自然也没有发表过有关报道。这在文革历史叙说中是一个严重的不平衡，即受害者至今没有多少机会说出真相。对文革历史，受害者至今仍然很少话语权，在这一个案例上也可以看到。

2、文革期间北大的报纸怎么说？

1968年1月6日的《新北大报》说，林立衡在北大休学是“是残酷迫害林副统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反革命事件。”1月15日《新北大报》又发表一篇文章，其中相当详细地指控了这个所谓“迫害林立衡”事件。文章在开始介绍林立衡休学事情之前，写道：林副统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为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刘邓司令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因此，遭到刘邓司令部的万分仇视。1964年，正是国内外阶级斗争一场激烈的一年。刘邓司令部在全面篡党、篡军、篡政的紧锣密鼓中，集中地把矛头对准了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

这是典型的文革时期“上纲上线”的手法，无逻辑，不讲理，夸张，但是对被指控者能造成精神和肉体的重创。林立衡1964年转学到北大，后来北大给她办了休学手续，这里却被说成是刘邓1964年的“篡党、篡军、篡政”计划的一部分。这篇文章还说，林立衡神经衰弱、失眠，是“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为了“从政治上、身体上、精神上甚至从亲属身上迫害林副统帅，以达到他们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目的”。（下面可以看到2006年对此的新说法。）另外，这篇文章展示了北大教务长崔雄昆在中文系有关上报材料上的批语：

我意按规定办事，该休学就通知休学，否则对本人也不好。

                                                                      崔雄昆

                              1964.11.23

是否请示校长？

这篇批判文章紧接着发挥：“是否请示校长？”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崔雄昆要破例地请示陆平，不仅表明了崔雄昆想在陆平面前表示自己反革命立场的坚定性，而且表明，逼迫林立衡同志休学，已不是一般的学籍处理问题，而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陆平看了崔雄昆的批示，马上就批示道：“应按规定办事。”看，这两个混蛋就是这样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就这样林立衡同志被万恶的陆平黑帮和三反分子崔雄昆赶出了北大。

很容易看出，崔雄昆作为教务长本不必为此事请示校长就可以决定，他之所以“破例”请示，无非是因为林立衡的特殊身份，即林立衡的父亲林彪是当时中央的副主席，因此他格外谨慎。这本来是对权势的一种屈服，是对学校的独立和尊严的一种损害，但是这篇文章竟解释是崔要表明“自己反革命立场的坚定性”。现在的人会觉得这种逻辑“荒唐可笑”。确实如此。但是还应该注意到，当时这种做法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并给很多人造成肉体和心理的严重折磨，无法让人笑起来。

3、1998年，文革结束22年后，北大为庆祝一百年校庆出版了《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中简略记载了1968年的这场“批斗会”。校文革以“迫害林立衡”（林彪的女儿，曾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后以身体不好自动退学）的罪名，批斗陆平、王学珍、孟广平等人。

这部校史记载了文革十年中的事件，也记载了一部分受难者的名字。这在校史写作中是比较严肃认真的。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北京某所学校的一名校史撰写人员满不在乎地告诉笔者：“文革那一段，我们是跳过去的。”根本不认为写历史是不能随便“跳”的。但是，在以上这段描述中，把另一位被“批斗”的人向景洁省略了。这显然是因为他的职位比其他人低。这部校史也记载了部分受难者的死亡。但是，在得到记载的教员受难者之中，只记载正教授，连副教授都不写入。

这种做法是普遍的。在文革后对文革领导人林彪和“四人帮”的判决书中，只写了全国60多名级别最高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数量上仅仅相当于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这样的做法，首先是对受难者的不公平，另外也帮助造成了对文革历史的曲解。现在还有人认为文革只是对社会顶层人物的可以理解的攻击，却不知道大多数受难者都是普通人。对文革历史的遗漏性的描述，会造成对文革整体大图景的重大歪曲。

4、 2000年，笔者向一名接受采访的文革时在校学生问起此事。

他说，那个“批斗会”我没有去，可是听见了大喇叭里满校园大喊大叫：XXX迫害林副主席罪该万死。觉得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北大这些干部，迫害林彪？能迫害得上吗？可笑。

我相信他说的当时的感受是真的，没有需要在我面前假装“事后诸葛亮”。以北大学生当时的判断力，应该能理解北大干部就其权力地位来说，与林彪这样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相差太远。而且，1964年北大干部也根本不可能预见到林彪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在文革中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第二号权力人物，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同为高层领导人的在文革中会被“打倒”，不可能参与高层的矛盾冲突。当时在北大知道这一指控的“可笑”性的人，这位受访者也一定不是仅有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没有人敢于说出来。

在文革发出的很多指控中，其实有两类。一类是编造事实，也就是说，根本没有那样的事情存在，是捏造的。一类是按照文革的原则来评判事情而定罪。当然，在大量的案件中，这两种类型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说，对后一种指控，那时候的人们还可能是因为在思想上接受了文革原则而接受了这些定罪；对前一种指控，那时候的人们是完全有能力发现的。

在这一案例中，那时候北大的人可能是接受了“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的，如果真的有人反对林彪，他们就赞成惩罚这个人。但是，同时他们也显然能知道向景洁等人并不故意“迫害”林立衡。而且事情那么明显，林立衡休学后根本没有来要求复学，直到文革开始后，她的弟弟林立果才来为此发难（见文后附件编者）。他们当时就知道对向景洁等人的指控是不合事实的，但是却追随文革大流来“批斗”这些人。

实际上，在讨论这一“迫害林彪女儿”这样的案例中，必然会牵涉到当时的“革命群众”特别是他们的头领人物的道德问题。文革后忘却历史，固然是当局禁止的结果，但是显然也和这类“革命群众”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去的不道德行为有相当关系。

5、林立衡自己怎么说？

文革开始后，林彪当了五年的第二号权力人物。文革发动时期，1966年5月，毛给林彪的一封信里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这句话以后就成为攻击教育界的号令。1966年8月，林彪以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说支持赞美红卫兵暴力，造成了北京数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的悲惨事件。1967年，他宣称文革“损失是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推动文革迫害和杀戮继续发展。1969年他被新党章明确规定为“接班人”。在充当这一角色五年之后（五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文革密集进行的时候），他和妻子儿子都死在出逃的飞机上。林立衡没有和家中其他人一起离开。她报告了林彪出走之事，但是后来也被“审查”了一段时间。1990年代，她被安排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

2006年2月出版的香港某月刊上有记者高伐林在北京采访林立衡的长篇报道，有五整页长，外加两页对林立衡的保姆的采访记录。报道介绍了林立衡做了多项近代历史研究项目和她的其他活动。林立衡参加了“十大元帅”的子女的聚会，还对一件事情表示很不满意：她和别的元帅子女一起照了照片，可是印出来的画册上，虽然照片上有她，但是照片说明中却没有写出她的名字。

报告提到1960年代她上过北京大学，却没有提任何其他关于北大的事情。她在访谈中对北大师长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事情没有提一个字，当然也就没有表示道歉。笔者问了记者高伐林，是否林立衡在采访中说过道歉的话，而他忽略不计没有写入。高伐林声明，绝没有这样的漏记，只是她没有说。报道也没有写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

上文说到，在1968年，林立衡神经衰弱失眠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迫害”所致。在2006年的这篇报道中，林立衡解释她的三次自杀（其中一次在1964年，入北大之前还是之后？），是“高墙深院，与世隔绝，又有一个严厉苛刻的母亲”（报道中详细讲述了叶群怎么打林立衡）。对她在北大时神经衰弱失眠和大量缺课的事情，她在不同年代给出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却没有给出她改变说法的理由。当然，现在她不能再指控北大“迫害”了她。但是当年，北大的一批人为此受到残酷野蛮的迫害。

林立衡认为林彪是“冤案”，是她母亲和弟弟挟裹林彪出逃。她当然可以有她的看法。但是她对文革（她的父亲在文革前五年一直是第二号最高领导人）给亿万中国人和对北大师生造成的灾难绝口不提，似乎惨剧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回避谈起犯罪事实的说法，看来没有说假话，其实是谎言。我们都知道，法庭上作证时证人要宣誓：我说的是事实，所有的事实， 只有事实。回避不谈一部分事实，是说谎的一种技术。即使请不到芥川龙之介或者黑泽明这样的艺术大师来分析这种关于文革时代的说法，每位读者自己也完全能对这种说法得出相当深切的洞见，而且大概也会多少因此感到震动。

数名北京大学的受访者都提到，他们对林彪女儿林立衡以及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至今未向因他们受害的北大师长道歉，感到气愤。这两个人文革之前是北京大学学生，受到多方照顾，在文革中却指控北大“迫害”他们。后果是不但北大作为整体遭到攻击和破坏，而且被牵涉到的个人也都长期遭到残酷的打击折磨。

文革前，1964年，历史系教师郝斌和毛泽东女儿李讷等学生一起下乡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因为不同意粗暴对待“富裕中农”（当时划分的一种“阶级成分”）和李讷发生过并不严重的争执。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上指控郝斌“迫害”她的女儿。从此郝斌成为“现行反革命”，长期遭到“揪斗”并被关在“牛棚”中“专政”，两年后的1968年7月26日前夕，为了“纪念”江青的这一讲话两周年，北大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专门把他从远郊的“牛棚”中拉回系里“斗争”。因为他是江青确定的“反革命分子”，是铁定的“死老虎”，所以连同为教员的系里的同事也敢在会上出手把他打倒在地。他被打得昏死过去。

在1968年7月26日的《新北大》报上，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记述此事（当然是以赞美肯定的口气）。文章开头说：“两年前的今天，敬爱的江青同志在我校万人大会上把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郝斌点名揪了出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对江青同志的无限热爱，立即揪斗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结尾说，要把郝斌“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了1964年和毛泽东江青的女儿的一点争论，如此残酷地对待一名教师。文革的蛮横与凶暴，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十一年以后郝斌才得到“平反”。

北大人说，李讷和林立衡，当初是文革的活跃人物，如今仍然出现在媒体上，而且都住在北京，离北大不过数里之遥。她们应该忏悔和道歉。并不是要她们也被“斗争” ，也被“坐飞机”（指低头弯腰两臂后伸的姿势）挂“黑牌”剃“阴阳头”，也不是要她们也被关“牛棚”或者进“专政队”“劳改”，也不是要她们写无数“认罪书”诅咒自己，只是要她们简单地说一声“对不起”。但是，她们就是不说。

北大人也说，她们两个道歉，对北大的受害者来说其实并不能弥补什么，但是，对我们共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来说，说清罪恶与是非，是重要的。她们不道歉不忏悔的做法，在今天的社会中散布着不道德的臭气。

四、这是怎么造成的？

所谓“迫害林立衡”的指控，在林彪死亡以后虽然不再算是北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事件中包含的文革思想原则，继续实行并发展。1973年，毛送了三名他认识的杭州的年轻女演员到北大历史系读书。前一年还送过一名庐山宾馆的女服务员到历史系，还有类似的一人到哲学系。（北大历史系教员范达人的《文革御笔录》中对此有介绍。57-58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毛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办公室发文，如文革前林彪一家不得不做的那样。北大不能要求考查那些人的文化水准，也不必麻烦为他们派什么个别辅导教师。

1975年5月3日，毛在谈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把“走后门”上大学说得理所应当，而且他说，“几个女孩子”，连数目都没有说出。假使要由教育部门发出公文让北大接受，至少还需要写出准确人数，不能如此随便。在这方面，官僚机构和公文体系对这种“无法无天”（毛用语）的行为多少还有阻碍。

假使在1964年北大就按照毛的这种说法来做，也确实就不会发生林立衡所受到的那些“迫害”。从1964年林立衡在北大被要求办休学手续到1975年毛的这段讲话，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指控北大“迫害林立衡”和对有关人员实行残暴“斗争”之后，文革给学校系统造成的一项实质性变化的轨迹。

有人用“中国的封建传统”来解释文革的发生。这个理论对于说明文革的有些部分或者有些方面有效，但是对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缺乏解释作用。中国古代的皇帝历来给皇子皇孙请教师，不曾令子孙指控教师“迫害”他们或对教师实行暴力惩罚。中国的学校几千年来有考试制度，学位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决定而不是由皇帝随便写名字拟定的。主考官舞弊，在古代会受严厉惩罚，这方面的案例之一是鲁迅的祖父在清朝因此被判处了死刑。（鲁迅作品中提到过他祖父，但是从未认为判决不公。虽然鲁迅以反传统著称，并没有反对这一传统做法。）

在北大发生的以毛泽东女儿和林彪女儿被“迫害”为由发起的种种攻击，是史无前例的。需要发展更贴切而深入的理论模式，才能对这些事件做出有道理的分析和解释。也只有在对北大文革的历史做出清楚的记载、分析和解释之后，这恐怖的一页才可能真正翻转过去。（写于2006年12月24日）

　附件：林立果1966年10月30日给林立衡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