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蓉｜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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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李蓉蓉，政治学博士，山西大学副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摘

要

依据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计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其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影响型内在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弥漫性”的特点。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对农民高、低层次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不同。

关键词

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

一、 研究缘起

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政治态度，自1954年以降西方学者就将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以至于艾布拉姆森（Abramson）曾这样描述其重要性，政治效能感可以说是仅次于政党认同，受到学界最多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与范畴[1]。我国学者也对其重要性进行过相应的研究，认为政治效能感不仅是衡量民众与政府关系的心理指标，还是预测民众政治行为、测度一个国家民主程度乃至反映民众公民精神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2]。将其放入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政治效能感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民众政治参与等问题都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解读。尤其是在推进中国基层民主政治中，更需要民众具有较为积极的政治态度，才能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目的。政治效能感作为民众评估自身政治能力的主观感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是否具备相应的政治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最终能否促成农民参与到乡村政治活动当中进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因此，从政治效能感的视角解释和预测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虽然是从个体政治态度切入，但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独特性。

　　然而，在国内研究中，大多关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研究是将政治参与作为自变量，政治效能感作为因变量进行的（桂勇，2009；金姗姗，2012；朱妍，2011）。缺少将政治效能感作为自变量，政治参与作为因变量的一致而完整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尝试以政治效能感作为自变量，探讨其与农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性，希望透过政治效能感的不同层面和类型的设计来解释与农民政治参与及其不同类型的关联性。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政治效能感及其不同面向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在理论上将其与政治参与勾连起来；接着，通过建构理论模型、概念操作化和研究假设，对获取的资料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通过资料分析政治效能感对于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二、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

（一）政治效能感的内涵与测量

　　早在1954年坎贝尔（Combpell）就提出政治效能感是影响美国选民选举的重要因素，并首次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界定。他认为政治效能感是选民感觉到自己对于社会变迁和选举是有影响力的。随后阿尔蒙德（1963，232）和伊斯顿（1967）先后对政治效能感做过解释，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效能感就是民众的主观政治能力，伊斯顿则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提出政治效能感包括：即“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心理学倾向或者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3]。三位学者对于政治效能感看似不同的界定，其实均包含了政治效能感是一种内在心理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由政治系统折射到个体认知中所形成的对于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判断，同时这种判断对于人的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959年莱恩（Lane）认为，政治效能感在面对不同评量对象时会具有不同的意涵，所谓的政治效能感具有隐性的意义，应包含两种不同的成分：其一，与他人相比，个人自认为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其二，面对政治体系而言，个人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所回应[4]。这样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有很多学者（ Balch 1974；Alan Acock,1985；J.Miller McPherson 1977；Abramson 1983 ）比较认同莱恩的观点，认为政治效能感所具有的两个结构向度或者多个结构向度才能真正反映其复杂性的特点。其中布莱克（Balch）抽取1000名大学生进行的测量证实了这两个维度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该回应民众的感觉”[5]。

　　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围绕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还包括：（1）影响政治效能感形成和变化的因素，诸如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乃至政党归属等社会人口学因素和其他心理学因素；（2）政治效能感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其中就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是认为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第二是认为政治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还有就是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互为因果的观点。

　　政治效能感除了理论上的探究外，落实在测量上也有许多研究。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于1952年设计出第一套关于政治效能感的测试量表，这一量表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其通过严格的检验而普遍受到政治学者的赞同。这套量表测量题目只有四个。即：（1）有时政治和政府看起来很复杂，不是像我一样的人可以了解的（政治太复杂）。（2）投票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对政府运作发表看法的唯一方式。（投票是唯一方式）（3）我认为政 37 35428 37 13306 0 0 7756 0 0:00:04 0:00:01 0:00:03 7758根本不会顾及像我这样人的想法。（官员不关心）（4）像我一样的人根本不会影响政府的做法。（无法评判）上述问题的答案均采用“同意”与“不同意”两个选项，回答不同意则被认为是具有政治效能感[6]。这样一份测量量表成为后期经验研究进行政治效能感测量的模版，其后的研究大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和扩充。1985年，阿库科（Acock，1985）等学者则发现SRC的测量经过适当的修订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也相当的适用，台湾学者（吴重礼，汤京平，黄纪，1987）就曾经以修订过的政治效能感问卷测量台湾民众发现其具有较好的测量效果。

　　在国内的研究方面，张平等人（2004，1）从心理学的视角剖析政治效能感的作用及其培养；李蓉蓉（2010，9；2012，4）分别就政治效能感的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以及海外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桂勇（2009，1）就城市居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选举活动的积极参与对内部效能感具有正向作用；而业主委员会中的投票对外部效能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7]。朱妍(2011，8)就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评价进行了中国和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比较分析。

（二）政治效能感与农民政治参与    

　　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中，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很多，其中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是依照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态度影响行为”的观点推演出来的，形成了政治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命题。将这一命题放到中国乡村政治场域中，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理论的发现。

　　综观学界，围绕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中外学者针对政治参与的内涵、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参与的客体以及政治参与的过程和机理均做过相当扎实和丰富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理论。由于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重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也颇为丰富。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

      1.中国农民政治参与

      有关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外学者关注农民参与中国革命的动因，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解释”，“理性行动理论”和“聚合心理学的解释”以及“外部结构化和组织动因化”的解释[8]。而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研究多数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和维权活动（李连江，2006，2008；于建嵘，2003，2004），认为中国农民的日常反抗和维权活动形成了“以法抗争”和“依法抗争”的特点。同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内容上（方江山，2000；倪震海，2004；穆晓，2001；叶春涛，2011），主要研究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含义以及危害。上述三种有关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无疑是值得借鉴和肯定的。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缺乏对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政治参与一般状况的深切观照，尽管也有相关研究，也多为一般性的定性描述（徐炜，2001；陈松友、韩晓春，2008）和缺乏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杨明，2000；季丽新，2009），无法将当代农民的政治参与的全貌反映出来。

      2.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个政治态度变量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最初的认识是依照心理影响行为的理论展开研究的。Campbell（1954）的研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效能感是可以测量的，同时它与政治参与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并通过其研究证实，一个个体的政治效能感高，政治参与水平也高[9]。这说明了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紧密的关系。这一研究结论得到后来许多研究的证实（Clarke and Acock，

1989；Finkel，1985；Takei and Kleiman，1976； 阿尔蒙德，1963），大家一致的观点是政治效能感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高的个体，政治参与也较为积极；政治效能感低的个体，政治参与也较为消极。具体到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外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联性比较大，艾布拉姆森（Abramson）在分析美国自1960年以来总统选举参与下降的原因中指出，政治参与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政党认同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降低有关[10]。台湾学者黄信豪研究则有相反的发现，代表自我政治能力评估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民众从事竞选活动参与相当重要的心理基础，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更加影响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11]。陈陆辉的研究也说明，台湾不同地市的政治效能感的不同，会表现在对市级政府的不同支持度上[12]。Chen与 Zhong (陈杰和钟扬，2002）在研究中国的乡村选举中，指出具有较高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村民愈发倾向不参与投票活动[13]。坎贝尔、康沃斯等人（Campbell，Converse，1960，101-110）的研究指出，民众对于选举的关心、公民责任感与政治效能感等政治涉入的程度，对投票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鲁道夫、甘格尔和史蒂文斯（Rudolph，Gangl，Stevens，2000）的研究发现，个人自我政治能力认知的内在功效，是竞选涉入程度的重要心理来源。

　　由上可知，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存在密切关系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但是，由于研究对象以及所在政治环境的不同，关于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上人们的观点并不相同。因此，为了进一步厘清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中国农民为研究对象，以已有理论为依据深入而全面地探讨农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和作用。

三、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建构与概念界定

　　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态度影响人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态度也会与相应的政治行为具有关联性。同时西方的很多理论也表明政治效能感高，政治参与也会较为积极。依据上述观点，为了更好地体现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高与低，我们将内在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了解型政治效能感和内在影响型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分为外在重视型政治效能感和外在影响型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区分为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两种类型。

1.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个体与政治过程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对自我政治能力的感知，由于这种感知是一个双向过程，因此，政治效能感就包含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个体对于自我政治影响力的感知，称之为内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对于农民而言，主要是指农民对于村委会以及村委会干部是否自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个是个体对于政府回应力的自我感知，称之为外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主要是说明农民对于村委会及其干部的重视与回应其诉求的主观认知。政治效能感的双向度划分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运用，因此，本研究也采用这样的维度划分。

      其次，政治效能感具有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政治效能感都能达到影响和感知回应的程度，尤其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农民而言，政治效能感上的差异或许更为明显，因此，我们将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在内在政治效能感方面分解为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影响型内在政治效能感两种类型，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Know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是指农民自认为对于乡村政治是了解的，熟悉的，这种类似于政治认知上的主观感知其实是农民对于乡村相关政策和规定乃至政治运作的基本认知，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主观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影响型内在政治效能感（Influence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则指农民自认为具有影响村庄政治的能力，这种内在政治效能感往往会直接引发政治行为，成为政治行为的导引器，具有动力的性质。相比较而言，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在水平上低于影响型内在政治效能感。同理，在外在政治效能感方面分解为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回应型外在政治效能感，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Value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则是农民以为村委会以及村干部对于其要求是重视的，这种类型的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只是停留在认知层面，并没有达到行为意向的层面；而回应型外在政治效能感（Response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则是农民以为村委会和村干部会回应其要求，这种类型的政治效能感则具有了行为意向的性质。相比较而言，农民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水平上也低于回应型外在政治效能感。

      2.农民政治参与

　　一般而言，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或改变政府相关决策的行为。将这种政治参与推演到农民身上则指农民试图影响和改变以村委会决定为中心的相关公共事务的行为。亨廷顿（1991，15）认为，政治参与不仅有多种方式，而且每一种方式都有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为了更好地探究农民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本文将政治参与分解为维持型政治参与（Maintena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只是为了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作而展开的政治参与活动,成员会表现出维持本社会组织基本的服从，这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政治活动，也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参与活动；推动型政治参与（Promo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则是农民更多对公共事物表达不满和建议的过程，甚至会产生过激行为，这种参与公共性和对抗性、消极性比较强，因此强度较为激烈，相比较维持性政治参与，推动性政治参与的强度较高。

（二）研究假设

      依照研究模型，我们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与其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假设2：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愈高愈倾向参与政治。假设3：农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愈高愈倾向参与政治。

 （三）问卷设计和抽样

      1.政治效能感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四种不同类型，总共有9个问题构成，经统计，农民政治效能感9个问题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定的赫龙巴哈系数为0.81。说明问卷的信度较高。

      2.政治参与问卷，为了使这种政治参与的层次划分更适合中国，我们对设计的政治参与的问卷经过因素分析和旋转，最后形成了2个层级与类型，解释度为46.6%。主要是维持性政治参与，即参加最为基本的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是维持村庄政治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推动性政治参与表现为对村庄公共事务以及相应的村委会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旨在影响政策的改变，这种类型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政治参与。

      3.样本选择。我们从山西晋南、晋中和晋北7个农村，随机抽取803名农民，尽管山西地处中国中部，但是山西的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在全国总体水平也是处于中等水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7个农村较具有代表性：有传统的农村，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也有处于风口浪尖拆迁的农村，这803名农民样本也代表了这些村庄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的农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为了获得比较真实的资料，我们运用结构式访谈法进行资料的收集，保证了样本的有效性。并对收集回来的问卷运用SPSS15.0软件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政治态度是农民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较为稳定的具有评价性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成为日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风向标和“储备库”，也是政治行为发生的动力之一，影响和左右着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选择。按照海外学者的研究(Abramson，1982；陈陆辉，2008；黄信豪，2006)，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有不同的作用。

（一）农民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凸显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将人口学变量，即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等变量与政治效能感一起与农民政治参与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找出这些变量与政治参与的显著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显著性强的人口学变量进行虚拟化处理，再探究其和政治效能感共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比较它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程度。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人口学变量中村民不同的经济收入和年龄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不显著。而性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相关性显著。由此可见，在人口学诸变量和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中，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假设1。

（二）内在政治效能感及其类型对于不同深度政治参与的影响

      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具体到内在政治效能感及其不同类型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怎样的？

　　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村民的总体政治参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的影响显著。由此可见，内在政治效能感仍然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刺激村民的参与政治，不仅可以刺激维持性政治参与，而且也可以刺激推动性政治参与。说明作为对于自身政治能力的感知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具有着极强的动力性质，对于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极大。这与我们的假设颇为一致。进一步探究，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及其不同深度的参与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了解型政治效能感上，了解型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总体政治参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且解释力也较强。而影响型政治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虽也有显著性，但强度不如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推动性政治参与，影响型内在政治效能感则表现出当农民自觉自己的影响力低的时候，反而会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反之当农民自觉可以影响到村委会和村干部时，反而在参与行为上不会积极发生。

      综上，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其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这一结论与假设相同。但是在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构成要素中，了解型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及其类型的影响最为显著，这说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在农民政治态度中作用巨大，也说明村民一旦掌握相应的政策法规，就能够引发一般维持性和较为强烈的政治参与，农民认为自己懂得多可以成为其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一份“自信”。了解型政治效能感具有“弥漫性”的特点，可以替代影响型政治效能感产生强烈的动机效应，这是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的方面，同时也发现，对于较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农民的影响型政治效能感却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

（三）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不同类型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

     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作用如何？是不是也与西方相应理论一样呢？运用阶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试图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类型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

      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远远不如内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总体政治参与的解释度为25.2%，外在政治效能感解释度只有0.9%。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重视型政治效能感与回应性政治效能感均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当农民认为村委会和村干部对其诉求是重视并给与积极回应时，就会参与村庄最为基础性的政治参与，维持村庄最低限度的公共事务，这对于农民来讲，也算是对村委会和村干部的回馈；而对于推动型政治参与，表现出农民越认为村干部和村委会越重视，其政治参与越消极的趋势。回应型政治效能感对于推动型政治参与则无影响。这说明，当农民认为村委会及其干部对其诉求重视时，则不会产生公开的强烈的政治参与行为，反之，当认为其不重视的时候，则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参与行为。他们更会要求其关注和回应其要求，督促村委会及其干部的工作。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推动性政治参与方面，外在政治效能感更会促进较高层次的政治行为的发生。这一点与我们的假设有很大不同，也与西方的理论不同，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

　　不管是维持性政治参与还是推动性政治参与，低层次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对它们有较高的解释度。具体说，了解型政治效能感的对低层次的维持性政治参与与高层次的推动性的政治参与的解释度均高于影响型政治效能感，但是，相比较而言，了解型政治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的解释度较大。影响型政治效能感虽然在回归模型上也显示出显著性，但是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相比较，其对两种政治参与的解释度都比较小。由此可见，原有的理论假设，即低效能与低参与相关显著，高效能感与高参与相关显著的假设无法证实，而是得出，低效能与低参与、高参与均有显著相关，相比较影响型政治效能感，了解型政治效能感与各层级政治参与的解释度更高。外在政治效能感上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低层次的重视型政治效能感对于低层次的维持性政治参与和高层次的推动性政治参与解释度高于回应型政治效能感，但方向不同。

五、结  论

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体典型的表现，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政治效能感高，则有较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进入到中国民主生活最为活跃的乡村社会看，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的研究证实，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仍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心理因素，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相比较外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上，而且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这样的特征，这说明低层次的政治效能感就足以促成维持性政治参与到推动性政治参与的发生，由于内在政治效能感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则政治参与也就无法达到更深的层次。

　　农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也是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因素，也是较为低水平的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是影响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的主要因子，但是两者的方向却截然不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影响显著，对于推动性政治参与则是从相反的方向影响显著。

　　由此可以说明的是，历时30年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农民而言，只是具备了最为基本的政治效能感，即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这样的政治效能感就足以影响低层次和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充分说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农民心理上的积淀相当有限，不足以推动更为深度的政治参与，只能维持最为基本的参与活动[4]。要想农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更加积极和有序，应在具备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基础上，提升农民的影响型政治效能感，这就要依赖基层民主制度的深化与推进，也要依赖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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