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诗楠｜香港左派政团的兴衰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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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政团的兴衰与嬗变

郝诗楠，政治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各国议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摘

要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香港的左派政团一直信奉爱国、平等与激进三大价值。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左派政团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因而不得不谋求转型，即在政治上保留爱国价值的同时，逐步在社会经济维度上淡化其平等与激进的色彩。之后，政团政党化的浪潮使得部分左派政团转型为建制派政党；与此同时，另一类“新左派”政党也随之出现,这类政党在社会经济维度上更为左倾，但在政治上却颇为“本土化”。近年来，这两类政党之间的竞争正逐渐制约着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轨迹。

关键词

香港；左派政团；政党

在香港回归以前，“左派”及其组织长期受到港英当局的打压，因而在香港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并非主流。然而，在回归之后，不少自称为“左派”的新团体或政党浮出水面，而这类团体在近年来香港社会日益政治化的过程中作用明显。不过，这些新的“左派”团体与以往传统语境下的香港“左派”（以及在今日香港市民惯常认知中的“左派政党”）又有着很大的差别。本文将通过厘清香港左派及其政团演进轨迹来理解上述差异的产生原因及影响。在下文的论述中，我们将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左派政团的形成、衰落与嬗变过程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在政团政党化的背景下两种“左派政党”（即建制派政党与所谓“新左派”政党）在香港出现的动力及其对香港政治发展轨迹的影响。

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香港左派及其政团

早在中共建立前后，左派人士和组织就已经在香港进行活动。其中，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就是由以各类工会为组织载体的香港左派发动的。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缘及政治地位，在1949年前，大陆诸多遭遇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左派人士都选择此地作为避难所；中国共产党也长期通过香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积聚人力与资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香港则成为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另一“战场”。此后，香港民众一般将认同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士称为“左派”。不过，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中，“左派”的含义还要更加复杂一些。一般而言，此时的香港“左派”对爱国、平等与激进这三大核心价值都抱有强烈的认同。

      首先，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左”的基础所在，以至于如今很多香港人谈到“左派”的时候一般都是指带有爱国或“亲共”色彩的人士;其次，“左派”通常指的是那些重视基层利益（尤其是劳工阶层利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具有平等主义的色彩；再次，“左派”人士由于常常诉诸底层利益，因此其与香港的资本主义建制（包括港英政府）之间存在着张力，与香港其他政治群体相比更为反建制，因此也更具激进色彩。

      根据上述三大核心价值，我们不难辨识出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香港活动的各类“左派”及其组织。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外围机构（包括部分中资企业）构成了香港左派的中枢，但是这些机构并不公开活动，也不参与港英当局的政治过程；其次，“左派学校”（又称“红色学校”）则是香港左派传播思想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渠道，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培侨中学与香岛中学，这类学校在1949年以来一直都处于“地下状态”，其师生也长期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类学校才被港英政府纳入其教育体系；第三，各种左派政治组织是香港左派介入政治过程的主体，这些组织可被统称为“左派政团”①。不过，对于这类政团来说，由于它们长期以来都广受港英当局打压，在政治舞台上不断被“边缘化”，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进入港英政府决策过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外政治参与成为了左派政团表达意愿与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策略与渠道。

      在所有左派政团当中，工会组织最符合前述左派的三条核心价值。换言之，工会是早期香港政治语境中“左派”最主要的组织载体。在香港的“左派工会”中，香港工会联合会（即“工联会”）则是最为活跃并且影响力最大的组织。工联会是多种工会组织的联合体，根据其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工联会“现时有189间属会和61间赞助会，合共有250间工会”[1]，因此也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劳工团体。工联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港九工会联合会”。一直以来，工联会都以“爱国”作为其旗帜之一，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港英政府对工联会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并拉拢亲国民党政权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即“工团总会”）与之对抗。可以说，“工联会”与“工团总会”之间的斗争主导着1949年后香港工运的格局。就其宗旨而言，工联会以“爱国、团结、权益、福利、参与”为原则，而其主要职能则在于维护劳工利益。不过，随着社会变迁与组织发展，现时的工联会已逐步将劳工权益以外更为广泛的“市民利益”纳入到了自己的关注范围。

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香港左派政团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量，党中央决定暂时不派兵收回香港与澳门。在此基础上，中央确定了较为温和且务实的对港政策总基调，即香港问题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简言之，中央政府在 “坚称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克制态度[2]，而这种克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对保持两地（尤其是香港）社会政治稳定和新中国对外经济需求所作的考虑。比如，毛泽东就认为香港是通商要道，因此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3]；同样，周恩来也认为香港是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4]因此，若要在冷战中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新中国的背景下谋得更大经济发展，香港的现状便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维持。基于此种考虑，在195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工作方针。

      在这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对于香港一直奉行着“不直接介入或干预”的政策倾向[5]，而香港左派与左派政团的工作也基本上以常规化的政治斗争为主，并没有对港英当局和香港社会秩序发起过激的挑战。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中国大陆政治不断“左倾”的影响，香港左派政团的反建制与激进化色彩也愈发浓重，并逐步开始扰动港英的统治秩序。在左派政团的动员之下，香港激进的政治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便是工人运动趋向活跃。据统计，从1950年至1960年，香港的罢工总数仅有68次；但自1960年至1970年间，罢工共达193次，最少一年也有9次，最多一年则高达47次[6]。

      而此类运动的顶峰无疑是所谓得“六七暴动”。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4月13日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削减工资与福利所引发的工人抗议。当时，众多参加抗议的工人们与当局派来驱散群众的防暴队发生了冲突，并导致多人死伤。后来工人行动的不断升级引发了港英当局的强烈反弹，最终，这场由工运引发的暴动受到港英当局的镇压而告一段落。

      从后续影响来看，“六七暴动”对于香港左派及其政团所产生的效应更多是负面甚至是打击性的。有学者指出，随着工人行动的升级和愈趋激进暴力，左派开始丧失群众支持[7]。一方面，左派政团的行为被冠以“恐怖袭击”的名号，港英政府对暴动的镇压得到了诸多市民的认同[8]；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港英政府在吸取“六七暴动”的教训后逐渐开放政治体制，以吸纳与分化社会各阶层人士[9]，这使得左派组织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总而言之，港英当局对“暴动”的强力镇压则标志着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时代的退场。在此背景下，香港左派及其政团的生存空间也日渐萎缩，因此不得不谋求转型。具体而言，左派政团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对上文所述之“左派三大核心价值”的修正。首先，在政治维度上，左派政团仍旧保持着爱国主义的理想，但是它们也试图淡化“亲共”的标签；其次，在社会经济维度上，左派政团变化较大，甚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右转”，即它们在“平等”与“激进”两大价值上不断“后撤”。第一，诸多左派政团开始转而拥护（至少是不反对）港英当局和资本主义制度，以谋求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一部分左派人士甚至自己也从“反资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斗士”变成了“生意人”，也有的积极投入港英政治之中；第二，随着左派政团的反建制色彩不断淡化，其在行动风格上也日趋 “去政治化”，比如工联会开始专注于对工人的技术和业务培训，而不仅仅是发动罢工。

      在经历了转型之后，传统的左派政团逐步变成了“温和理性爱国者”的集合体。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英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香港回归谈判，外加中国内地在“文革”之后从极左的泥潭中走出，中央对港工作与统战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即在保证过渡期政治经济稳定的大前提下，中央开始加强对香港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这样的政策背景进一步促进了香港左派向“温和理性爱国者”的转型，也使得这类“爱国者”得以在“六七暴动”结束十余年后再度与中国内地产生交集。许多左派政团的负责人或成为中央政府的座上宾，或在过渡期内被委以重任，有的在回归之后还担任了特区乃至内地的重要职务，如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三、嬗变：政团的政党化与两种“左派政党”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普遍敌视中国的背景下，港英政府也一改之前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态度，不惜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制造事端。1991年，港英当局宣布进行所谓的“政改”，单方面破坏了中英两国政府就过渡期内保持香港稳定所达成的共识，而“政改”的主要手段是开放立法局议席的直选。到了1994年，香港立法局全部的议席均由直接选举产生。港英当局“政改”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政党政治的出现。直选开放后，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纷纷组党参选，由此，立法局中有政党背景的议员日益增加，而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则变得十分困难[10]。在这样的压力下，左派政团也开始谋求“政党化”转型。

      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些不同于传统“左派”但却自称为“左派”或“新左派”的政党也随之出现。一种左派政党即“建制派”政党，其属于政治维度上的左派，由于和传统的左派政团有着历史传承关系，其在今日香港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就是“左派的正宗”；另一种“新左派”政党则在社会经济维度上左倾，信奉平等与激进主义。两种“左派政党”的出现使得以往香港政治语境下“左派”的三大核心价值遭到了分离，结果，“左派”这一概念的边界也变得愈发模糊。

（一）建制派政党

      建制派政党的主体是“温和理性的爱国者”，这类政党在政治上坚持“爱国爱港”原则，并如其名那样拥护香港基本法所设定的政治与法律秩序。

      该类政党的两大典型是工联会和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即“民建联”）②。不过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工联会在政党化浪潮中实现了“独善其身”，即它并未完全变为政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工联会依旧以工运作为其活动的主线，尤其是工联会在回归后主要是通过“功能界别”而非直选参与到香港立法会之中③，因此，工联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仍然属于“政团”的范畴。另一方面，民建联从一开始就是以政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从规模上来看，它不仅是当今建制派阵营中最大的政党，同时也是香港最大的政党。从其源头上来看，民建联最初是在工联会部分成员（如工联会干事陈婉娴、陈鉴林与谭耀宗）的主导下成立的。

      建制派政党的首要特质是“理性”与“务实”，这也延续了左派政团在“后六七暴动”转型后所产生的新传统。应该说，作为在选举政治环境下活动的政治组织，建制派政党无法不关注中下层人士的利益与诉求。但是，它们并不意图通过推翻香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来表达或实现这些利益诉求。相应地，在对现行政制改革的态度方面，建制派倾向于“循序渐进”的技术性改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

      其次，建制派政党在政治上的“左派”特性主要体现在它所秉持的国家意识之中。建制派政党的成员从总体上来看不仅支持“一国两制”及基本法，而且也会配合不同时期中央对港的方针与政策，并积极参与到内地香港两地之间各项经济社会交流活动和内地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二）“新左派”政党

      随着政团政党化的推进，另一类自称为“左派”或“左翼”的政党也逐步登上香港政治舞台。这类“左派政党”诞生于传统左派政团转型后所留下的“真空”之中，它们攫取了被后者日益淡化的平等与激进两大“左派核心价值”，并常以“基层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出现。

      就当下香港的政治分野而言，这类“新左派”政党主要指的是“泛民主派”或“反对派”阵营中政治立场较为激进的一类政党——如自称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连线（即“社民连”）、人民力量与工党等。从源流上来看，所谓“新左派”政党的前身大多是诞生于香港本土的社会运动组织，而这类组织随后又在普选制条件下与部分所谓“民主运动”团体合流从而实现了政党化。因此，这类政党成立之初便带有一定的反建制色彩。

      首先，这类政党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具有激进性。这种激进性部分源自其某些曾秉持着激进左翼思潮的成员，比如“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曾是托派组织“香港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的成员。然而，从其发展轨迹上来看，“新左派”政党的激进性更多的是源自其社会运动的遗产。这类政党习惯于过往大众动员型的活动风格，自成立至今都缺乏严密的组织性。结果，它们一方面需要依赖某些“头面人物”的力量来进行党内整合，另一方面也常依赖于体制外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暴力行动来达成自身的目的。

      其次，这类政党时常宣称代表着社会最底层人士、弱势群体及劳工的利益，强调分配与公正的重要性。“新左派”政党视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秩序为侵害“底层利益”的“罪魁祸首”。以此为基点，“新左派”政党主张将香港政治体制尽速“民主化”以反映平民的声音。不过对于这类政党来说，“民主化”基本等同于全盘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

      再次，“新左派”一般都具有强烈的香港“本土主义”态度。确实，从表面上看，“新左派”政党在某些方面与以往的“左派”政团有交集，特别是在信奉激进与平等方面。但是在“爱国”这个政治维度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则十分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政治上的沉寂与经济上的起飞，不少港人将“心怀祖国”转向“关注本土”。不论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组织，还是之后冒起的“新左派”政党，大都以香港本地关切的议题作为其关注的焦点。在组织上，这类政党与内地相关政府机构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并无多少联系与交流，结果，“新左派”政党的成员大都缺乏国家与民族意识，并将中央政府视为“建制”的一部分而成为其政治上攻击的对象，并倾向于过度解读“高度自治”原则的含义，在“一国两制”中强调“两制”而非“一国”。

四、结论：“左派政党”之间的竞争与香港政治发展

综上，“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的左派政团由盛转衰，并且逐步淡化其所强调“平等”与“激进”的组织形象。而在20世纪90年代政团政党化的浪潮出现后，传统左派政团中的一部分转变成了建制派政党。另外，在传统左派政团转型后所留下的真空中，一些新的“左派”政党出现，并在香港形成了两类“左派政党”共存的局面。

      不过，虽然两类政党都被冠以“左派”的名号，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一方面，建制派政党之所以被称之为“左派”，主要是因为其与传统左派政团的历史勾连，但它们在社会经济维度上的思想则更加审慎；另一方面，“新左派”政党的“左”则是从社会经济意义上来说的，它们占领了传统左派政团的“平等”与“激进”的价值高地，却在政治维度上更加“本土化”。表1概括了香港两类“左派政党”之间的差异。

 近年来，香港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从表面上看，建制派政党与“泛民主派”或“反对派”政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化，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政治化背后却是建制派政党与“泛民”阵营中“新左派”政党这两类“左派政党”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导了香港当下的政治发展轨迹。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新左派”政党在“泛民阵营”中的规模和实力并不突出。它们的数量较多，组织较为涣散，而单个政党的成员很少。在回归后的香港政治制度中，“新左派”政党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其主要在区议会中活动，在立法会等政府机构中鲜有作为。以本届立法会（2012-2016年）为例，社民连、民协、人民力量与工党这四个“新左派”政党的席位总数仅为8席。相比之下，仅民建联一党就占据了13个立法会的席位。

      然而，由于香港的政党制度化程度较低，政党政治的碎片化特征显著。根据朱世海的测算，香港政党体制分化度F指数约为0.9，而目前香港政党体制中的有效政党数量约为10个[11]。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新左派”政党这样的小党为了巩固自身的选民基础，就会倾向于不断的“个性化”而非像在两党制或温和多党制下那样寻求党际的妥协与共识。而这也是两种“左派政党”之间的分歧演变为冲突的制度基础。

      在现实中，“新左派”政党确实正在利用这样的机会。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香港经济增长乏力，加之贫富差距增大引发了香港民众的不满情绪，“新左派”政党则以此为“契机”，在“平等主义”的旗号下通过激进手段煽动少数民众将不满发泄至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上。由此，这类政党在“泛民阵营”中夺取了对“民主”的阐释权，进而主导了整个阵营政治议程。另一方面，建制派政党至今也未采用有效的反制措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左派”政党至今仍然带有明显的社会运动色彩。换言之，它们既不愿与对手妥协，也不愿以温和、理性且制度化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竞争。相反，它们热衷于运用情绪化的政治叙事与话语并通过激进的街头政治来撬动现存政治秩序，最终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总之，“新左派”政党激进的反建制行为和无节制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正在将香港政治一步步拉入民粹主义和族群主义的深渊，若不加以重视，或将对香港的繁荣稳定甚至是国家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注：

①  这里之所以使用“政团”一词，是与港英时期的政治制度形态有关。香港回归以前，港英政府所采用的政治体制属于一种围绕着总督最高决策权的“咨询型体制”，其在地区以上的层面并无真正意义上普选。因此，在港英政府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香港都是一个“无政党的社会”，各类具有政治抱负的团体只能被称为“政团”或“压力集团”。也就是说，这类团体的意愿表达乃是通过港英政府的咨询机制或是体制外的政治社会运动，而不是通过代议机制来实现的。

②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工联会和民建联之外，自由党和新民党也常被视作建制派政党。这类政党主要由工商业人士所组成，其领袖与成员大都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中国经济开放的进程。从实质上来说，这类政党对于“建制”的认同主要建基于经济利益之上，而且也不像民建联那样脱胎于传统的左派政团。

③ 在本届香港立法会（2012-2016年）中，工联会的议员共6名，其中有一半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而另一半则是通过“功能界别”推举产生。这与民建联的情况有所不同：在13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中，只有4位属于“功能界别”议员，其他均由选举产生。

【参考文献】

[1] 香港工会联合会简介[EB/OL]. http://www.ftu.org.hk/zh-hant/about?id=12.

[2] 诺曼·迈因纳斯. 中国与香港的前途[M].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84.15.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249-250.

[4]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54.

[5] 齐鹏飞.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和香港的特殊政策[J]. 中共党史研究，1997，（03）.

[6] 陈国少，肖兴，常工. 台港澳手册[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0.523.

[7] 马岳. 香港政治，发展历程与核心议题[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7.

[8]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104.

[9] Ambrose Yeo-chi Ki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J].Asian Survey ,Vol. 15, No. 5. 422-439.

[10] 周平. 香港政治发展（1980-2004）[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47,198.

[11] 朱世海. 论香港的政党演进与政治发展的关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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