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彬彬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本人朋友圈不断更新有温度、有态度的好文、美文，可以加小编（xinsi91）微信，关注我，朋友圈内容更精彩。

（道歉的宋彬彬）

2013年8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通过公布道歉信的形式，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向自己母校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老师和同学进行道歉和反思。2014年1月，宋任穷上将的女儿宋彬彬也向母校女附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师长，尤其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及其家人道歉。面对这样的干部子弟的连续公开道歉，本期兰台说史要谈一谈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加微信xinsi91，看更多内幕猛料。

为何“红八月”的受害者多是教育工作者

红卫兵在疯狂的“红八月”中打死一千多人。其中坚是干部子弟，而矛头对准的，正是争夺“接班人”的另一方知识分子。于是教师首当其冲，宋彬彬的校长卞仲耘成为第一个死于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

说起宋彬彬等的道歉，就不能不提到文革初发生的“红八月”事件。在1966年8月至9月的不长时间里，红卫兵组织到处用暴力迫害所谓“黑五类”，以“破四旧”为名打砸抢烧。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余人。其中最早遇难的就有这次宋彬彬道歉的对象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

“红八月”以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这封信发表之后，红卫兵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暴力迫害就开始出现，卞仲耘校长就是在几天后的8月5日被打死。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接见红卫兵代表，将“红八月”的暴力迫害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

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也就是在此后，学校内大规模打老师、“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砸抢烧也走向高潮。

而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

（八一八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据陈士榘上将之子陈人康回忆“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

他总结的结果是“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换言之干部子弟们正是文革中第一批起来“煽风点火”掀起疯狂动乱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对于这些“大院子弟”，有专门称之为“老红卫兵”或者“老兵”的。

据高华教授研究，1962年后，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被全面激活，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

（宋彬彬等向卞仲耘像致歉）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明确了矛头所指——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干部子弟出身红卫兵来说，关心的是“接班人”的争夺。他们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出身。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这正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女争夺“接班人”的杀手锏。

（宋彬彬最著名照片：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

中央文革对此采取了支持并鼓动的态度。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特别把矛头对准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
鼓励和纵容导致红卫兵的疯狂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纵容和鼓励是“红八月”中红卫兵疯狂打砸抢杀的根本原因。试图切割文革与红卫兵的行为间关系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合影）

“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与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曾在讲话中明确表示。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就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林彪和江青在当中起到相当重要作用）

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反应了高层的一种肯定的态度。

（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推波助澜）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红卫兵“破四旧”实为打砸抢烧）

这种来自高层的纵容和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和罪行正是发动文革的高层有意推动和刻意纵容的。今天有些人试图用切割的方法，把责任和罪行都推到当年这些干部子弟头上；而声称文革本身是好的，是这些应该被打倒的官员的子女犯了罪，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阶级教育敌我教育导致红卫兵在“红八月”的疯狂行为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阶级仇恨教育影响了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疯狂行为。

（常抓不懈的“阶级斗争”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严格来说当年的红卫兵还都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是什么导致了这群未成年人采用如此残酷的暴力手段对待身边的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共八大已经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有研究者指出，“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ofantagonism）之中。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我们”，是“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誓不两立。

（阶级身份也是最早一批红卫兵引以为傲的武器）

高华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

而所有需要被仇恨的“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文革社会大乱）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在这种错误的夸大阶级斗争，宣扬革命仇恨和暴力的教育之下，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心中已经埋下了日后迸发出暴力的种子。

而“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斗、关“牛棚”，“不能温、良、恭、俭、让”，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由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合理合法性。

（只要归为“敌人”，就可泯灭人性）

这一点在打死人的干部子弟红卫兵王冀豫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曾经在一次武斗中看到被打者遍体鳞伤，心生恻隐“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从保护到参与打人，只用了一句”阶级感情“。在澄清文革历史之前 当年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应当澄清的史实还未明晰，应当明确责任的当年的成年人们还未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当年的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因为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真实之上。

（率先道歉的陈小鲁）

据陈小鲁介绍，对于他的道歉，干部子弟内部并无统一看法。“‘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

实际上，对于当年的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首先出来忏悔道歉，虽然不是很多，却很值得尊敬。但文革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当年的成年人来担当，而不应该由当年的未成年人先出来承担。

（宋彬彬在道歉会上）

正如文革口述史学者米鹤都所说”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长，也是一位对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学者，但是她的书中曾这样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这话讲得可以说很严厉，而且是在批评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问一句：他们十六七岁就走上无知的道路，难道不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上一代给他们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五、六十年代那些从事中共宣传工作、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输的是什么？难道不更应当反思、承担责任吗？今天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把责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岁的他们“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如果这是事实，那首先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具有这种认识的不在少数，但太过肤浅、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会缺少自我反思，谈到的都是别人该反思，那么这对于真正总结历史教训和提高民族素质，加微信xinsi91，看更多内幕猛料。特别是纠正其体制上的弊病以保证民族长治久安地发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

（负罪当年打死人的前红卫兵王冀豫）

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仍晦暗不明的文革历史得不到澄清；当年真正应当负责的成年人不能明确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今天陈小鲁、宋彬彬这些当年的未成年人红卫兵的道歉也就意义不大，反而会引发新一轮撕裂社会的争论。因为所有的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对事实的廓清和对责任清晰的认定上，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