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摘要：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定要走进这些文书的现场，走进生产、使用和保存这些文书的人群的生活。只有到了文书的历史现场，只有对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有贴近的体验、感受和认识，才可能理解文书的内容和意义，文本的研究不应脱离本地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而天柱文书、黎平文书、锦屏文书等细分的名目，不仅是清水江文书的乡土性更进一步明确的表达，有着保存和强化民间文书的本地意义的价值，而且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地方性表达本身就有应该纳入学术视野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历史过程；文化结构
一
作为清水江文书之一种的《锦屏文书》出版在即，张应强嘱我在前面写一点文字，踌躇良久，不知写些什么好。此前，清水江文书已经出版了好几种，陈春声、张应强、李斌和张新民等先生先后撰写了数篇详细的序或前言,对清水江文书的产生、行用和存世状况、文书内容和学术价值、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进展等，都已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介绍和讨论，不需要我再作更多的讨论。但在这套新的文书出版的时候，编纂者希望有旁观者谈一些认识，也在情理之中。我伴随文书收集整理工作走过将近二十年的路，一直以旁观者的角色在欣赏、打气，也从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中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新知，似乎也应该说点什么，就谈一点旁观者的感想吧！ 我第一次随张应强来到清水江畔的锦屏县是2001年。记得那次是从贵阳开车去锦屏的，中间经过很长的一段当时还是沙泥路面的崎岖曲折的山路，汽车摇摇晃晃走了好多个小时才到锦屏县城。我从小生活在粤北的山区，翻山公路走过不少，但那么崎岖难行的山路还是令我难忘。锦屏县城虽然在清水江、小江和亮江三江交汇处，但并不像我熟悉的很多山区县城那样坐落在小盆地上，而是在江边的山坡上。在县城以外，无论是村寨还是散布的房屋，很多都建在山腰或山顶上。清水江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穿流，经过的地方，除了山还是山；只有从县城通向隆里的亮江流域，沿途才看到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小丘陵和盆地。 清水江流域是张应强的家乡，作为一个学民族学出身的历史人类学者，他把黔东南地区确定为自己田野研究的地点后，被这里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间保存着的文书以及其他文字记录所吸引，从前辈学者以往已经在当地收集到大量的文书，了解到这个地方民间文书的丰富，就把我们带到了锦屏。我们这些做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听到有很多契约文书、碑刻资料等地方文献，自然是延颈垂涎。我们来到锦屏，锦屏县档案馆的王宗勋先生热情接待我们，带我们看了不少他收集到的契约文书，果然大开眼界。我们也很顺利谈妥了双方展开合作收集锦屏文书的意向，商定了合作的方案。我们一离开，锦屏县政府就发文，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文书整理研究领导小组，正式开始了我们同锦屏县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过了几个月，我们邀请国内外大学的几位同行，再次来到锦屏。这一次我们到了清水江沿岸一些村寨考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文斗、加池等寨子，实地看看文书的保存状况，考察文书产生的生态环境，感受当地的人文韵味，对锦屏县苗侗村寨的社会有了一点最初步的认识。 那时候，三板溪水电站还没有开工建设，我们乘坐一艘窄长的机动舟，在水流湍急的清水江逆流而上，沿途秀丽的风景，令我们心旷神怡，两旁的青山密林和舟边的江水游鱼，一下子让我们找到了走进锦屏文书生长环境的感觉。在航程中我们走下了一个河滩，在河滩上发现一块大石，上面刻着嘉庆二年由徽州、江西和陕西商人同“主家”协同订立的江规，规定以此为“山贩”湾泊木材和下河“买客”停排之界。由山贩、买客和当地的主家关系构织的社会背景顿时浮现在我们面前。随即，我们到了河对岸的卦治，这个寨子就是充当山贩和买客中间人的主家聚集之地，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些建筑的梁柱上，还留着当年的木商打上去的戳记。 离开卦治，我们继续溯流而上，离船后再从一段弯曲陡峭的山径登上山到达文斗村。那时，文斗的旅游开发还没有开始，淳朴的村民在路口和村口以隆重的苗族仪式迎接我们。我们走访了几个家庭，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事先已经把家里保存的文书堆放在桌面上，我估计至少有上千份之多。当晚我们住在村民家里，除了对喝酒和晚上篝火前的歌舞留下深刻印象外，最不可思议也最难忘的是，晚上睡觉前，就在我们住的房间里，随便拉开一个抽屉，就能看到数十份清代的契纸，床底下的小木匣，也装满了契纸。我们这些过去长期在乡下跑的人，总是期待在村民家里能找到这类文书，大多连踪影都见不到，此时竟然就在自己身边，唾手可得，怎能不惊喜？ 我们在苗侗寨子里的体验，感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的厚朴与人情的真纯，让我们对锦屏文书收集研究的价值和前景产生浓浓的兴趣，信心弥满。后来我们有多次到锦屏，渐渐地，锦屏的山山水水、侗寨苗村，和锦屏的文书一起，在我们脑海织出一幅清水江社会图景的轮廓，更在心中凝结为一种不可忘怀的情感。在锦屏文书出版前夕写点感想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即时呈现出初到锦屏的这一幕幕，我把这些场景写下来，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想借我进入锦屏文书的世界之初留下的记忆，引发我对锦屏文书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近年来，对民间文书和地方档案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学者们热切拥抱这些如涌泉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文书时，关注的热情首先聚焦在文书的本体，从文本内容、文书种类到体裁格式，乃至文书的载体，许多研究者都花了很多功夫下去。对于这种长期为传统士人弃如敝履的故纸，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已经提出这些本属“天下最无用之物”，应该成为新史学研究的“瑰宝”。后来几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也将梁氏此主张付诸于学术实践中，在徽州文书的收藏研究取得一些重要的进展。但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民间文书并没有真正成为主流的历史学研究重视的史料；在图书文献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也几乎没有容身之地。今天，随着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越来越得到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青睐。学者们面对这些“新”材料的时候，兴奋好奇的新鲜感，易生新见的成就感，都可以直接从文书本体的释读得到满足。因此，在民间文书甫广受现代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研究宠注的时候，大家迅即聚焦在文书本体上，亦属正常，至少对于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面临湮灭危险的文书收集保存和整理研究工作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动力。 然而，我们大力收集整理各地的民间文书，只是在传统的文献典籍之外，多了一种别样的文字资料呢？还是希望从民间文书揭出过去的历史中被遮蔽着的世界？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民间文书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史料，只是一种历史视野的扩大，还是研究方法乃至历史认识范式的转变？在学界对民间文书的关注已经有足够重视的今天，我们需要思考或探讨的，是对民间文书认知、释读，以及利用民间文书展开研究的路径。 所谓民间文书，是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留下的文字，它们写下来，本来就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处理当事人当时要面对的事情和问题。今日的研究者，当然可以从这些文本中寻得生产或使用这些文字的人的生活样貌，形成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了解。但是，文本所呈现的，只是当时社会生活情形的碎片，更只是一种以文字本身表达和传递的意义，今日之人要解读这些文字的意思，发现其表达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义，需要把文本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与人群中理解。因此，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定要走进这些文书的现场，走进生产、使用和保存这些文书的人群的生活。过去了的时间我们回不去，但当地历史发生的地理与环境空间，仍然是有迹可循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当地接触到的人群，是这些文书的继承人，他们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社会构成，都是他们前辈的历史活动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本地留存下来的文书，与他们的生活与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只有到了文书的历史现场，只有对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有贴近的体验、感受和认识，才可能理解文书的内容和意义，文本的研究不应脱离本地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 我最初两次到锦屏在记忆中留下的图景，在以后近二十年间都同锦屏文书紧密融混在一起，看到锦屏文书时，这些场景都会同时呈现在眼前，而每次重访锦屏，文书也自然而然嵌入我不断加深的锦屏印象中。我学习和研究社会经济史几十年，看过很多其他地方收藏或整理出版的文书，如果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对当地没有任何认识的话，就很难形成可以同看到锦屏文书那样真切的历史感。这种经验，让我深信，一个地方的民间文书，虽然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但如果脱离特定的时空场景和人文体验，这些信息是难以把我们带入历史现场的，把这些文字信息拉入脱离特定时空的研究视域，也很难形成令人信服并具有历史解释力的识见。 锦屏文书中，大量是关于山林经营的契约，这些契约的文本，直接反映出当地以山林经营为主的经济模式，山林经济活动的主体有地主、山主、栽手等，不同主体的权益以股的形式持有和分割，财产形态有山、地等不动产，也有由林木栽种砍伐构成的用益物权。如此等等，研究者不难利用这些契约文书去分析出清代中期以后当地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法律形态和观念。然而，这些看上去非常明晰、整齐、规范的法律范畴背后，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实况？这些用汉字书写的文本，在这里的非汉语人群中，在怎样的程度上，以什么机制实现其法律效力？这些看起来具有法的形式的契约背后，是怎样一种真实的关系和行为规范？研究者从这些文本中如何形成对本地的历史文化的认识？如此等等，都是研究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地方社会历史的理解，不能把自己带入文书产生和保存的情景中，只是以我们既有的一般性知识和观念，就能够真正解读这些契约文书。山林经营文书中大量出现的关于山地与林木经营发生的种种契约关系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经济形态，怎样一种社会状况，契约中的事主与本地的历史，与宏观的经济体系乃至国家体系之间是怎样一种关联，也都不是只抠契纸文本就可以读出来的。 在锦屏文书汇编的前面，写下这些意见，不是要贬低将文书辑录出版的价值，恰恰相反，编者花了那么大的努力，把大批文书公开呈现在读者前面，目的是希望为学者们利用文书提供便利，引起更多的学者对这个地方社会历史产生兴趣，吸引更多的学者进入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场展开研究。只有这样，这些文书以及编者辑录出版工作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实现或更多的提升。 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出版，大多是以地域为单位进行。与20世纪学界开始利用民间契约文书时主要是专业学术工作者以外部研究者身份做研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越来越多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地方政府投入到这项事业，收集和保存整理民间文书的工作在地方上越来受到重视，他们在同专业学者的合作中，主体意识越来越明确，益加发挥主导的作用，这一趋势是令人振奋的。这不仅仅在于可以令这项事业直接促进当地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得到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无形资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推进地方文书的在地化。这种在地化，让文书本身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能够持续地保存并融入地方社会的生活和文化之中，同时也拉住专业研究者的目光投射到本地的场景，使学者的研究更接地气，这对于在拓展民间文书研究学术深度和历史视野的同时，保存和再造民间文书的乡土性是一个极具意义的趋势。 地方政府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对于民间文书的理解和兴趣，以及他们以此建立起来的关于地方历史文化的解说，可能会与专业研究者取向相异，甚至有不一样的话语系统。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改变和调整的问题。面对外部的研究者发出的吵杂的声音，地方政府和当地文化人，应该保持他们的眼光和他们的声音。在民间文书的收集庋藏、整理研究上的地方声音，其实是民间文书在地方性和乡土性在现代情景下的延续，虽然这种现代情景常常受到很多外部因素和环境的干扰甚至污染，但民间文书在地方乡土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的意义一定会以不同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说地方社会的声音中常常会有一些理念会令研究者感觉难以接受，其实不过是从学界流行的某种话语中习得效仿的，我们要学会在各种杂音中辨别出真正的地方声道。所以，在民间文书收集整理工作中，专业研究者应该做的，首先是充分尊重地方人士的见解和认识，在同地方学者交流合作中，最应该提供的，是帮助他们保持本地的立场、视角和解释，而专业研究者自己则应该最大程度地从中吸取有助于自己认识地方的知识资源。民间文书，只有在当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才能延续其生命力，学者的批判性和理性，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去发挥。其实，也正是因为民间文书对于专业研究者与地方人士有不一样的意义，有可能会从同一批文书中分别提炼出不同的识见，我们才更需要一起合作，在尽量保存文书收集时的原始信息的共识下，将文书辑录出版。这些最大限度以原貌保存下来的文书，是我们创造不同角度、不同声音的历史叙述的共同平台。专业的研究者与地方人士之间在文书收集整理工作上的合作和在知识建构取向上的分工关系，对于充分发挥文书的学术价值，改变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范式，是大有裨益的。 写到这里，我联想到在清水江文书这个大家族里面，现在已经分别以锦屏文书、天柱文书、黎平文书的标识和个性呈现于世。从前面所说的民间文书在地方性或乡土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称许的现象。早先，我们开始着重在锦屏县开展清水江文书的收集编辑出版工作的时候，作为外部的专业研究者，聚焦的是清水江流域这个区域。从全国性的区域格局来说，清水江流域（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还把视野延伸到都柳江、舞阳河流域）是一个具有内在特性和外部角色的一体性的空间单元，在清水江地区留下的大量民间文书，与国内其他地域保存的文书相比，也有自己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很自然用了清水江文书这个标签，事实上，国内外学者也都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标签。在学术界，清水江文书已经成为黔东南地区保存下来的民间文书的一个通称。 近年来，随着清水江流域的地方政府和文史工作者在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出版工作上越来越投入，专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在同地方政府的合作中，更加尊重和接受从地方主体的角度去标识和定义本地收集的民间文书。于是，在清水江文书这个大范畴下，有了天柱文书、黎平文书和锦屏文书等细分的名目。在我看来，这是清水江文书的乡土性的更进一步明确的表达。这种地方性表达，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学者来说，自然有着保存和强化民间文书的本地意义的价值，而在从事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首先这种地方性表达本身就有应该纳入我们学术视野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这点不需要多说。即使从这样把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按县域来细分的做法本身来说，也是有学理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基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和地域文化结构，县域本身就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地理范畴。 我对黔东南地区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仅以粗略浏览过的黎平、天柱、锦屏三县已经出版的文书，也能感觉到其中有一些微妙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与各县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什么关系，我不能凭感觉乱说一气，但相信如果我们做更多细致深入的探讨，结合三县的地理生态环境、生计模式、进入王朝体制的时间和方式、汉字文化的渗透等历史因素去考虑，保存下来的民间文书呈现出来的地方差异，也许就可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毫无疑问，由于三县本来就是同属一个区域，行政格局也经历了多次分合变动，三县之间的所谓差异，不可能是截然分明的，很多现象和特性一定都是共同的，互相之间也必然交错叠合。但是，当我们把在三地现在收集到的文书按县域汇编在一起的时候，三地的特色似乎就能清晰起来。这种特色的呈现，对于本地社会文化认同的历史建构来说，自然有其地方性的意义，而对于专业研究者的学术关怀来说，也可以从这些清晰化起来的地方特色入手，进一步探讨王朝国家演进的历史进程，从而走出民间文书研究存在的脱离地方脉络的平面化和均质化的局限。 以我对这个地区的一点粗略的了解，这个区域在整体上是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区过渡地带，有山地峡谷，也有丘陵盆坝；人群的生计有农耕，有山林；在族群分布上，种类繁多的“生苗”“熟苗”“侗人”和民人等多种人群在这个区域错居流动；在政区上，这里处在湖广、贵州之间，经历了由湖广而贵州的变动；在王朝国家体制下，这里分别存在过州县里甲、卫所屯堡、土司系统以及脱离王朝管治之外的峒寨组织。这个地区进入王朝国家体系也经历过相当长的变迁过程，土司、卫所和州县体制纠缠在一起，互相吸收转换。这种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历史，自然会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留下不同的文化印记，也会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方的文书种类、样式和内容上反映出来。在我的印象中，锦屏文书与天柱、黎平的文书相比较，数量相对比较集中的是山林与木材经营相关的文书，由此直接形成的想法，就是锦屏县的地域社会建构的历史，基调是山林栽种和木材贸易。我们知道，黎平县是在黎平府的中心地区的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历史有比较长久深入的国家行政体系演变的过程，虽然这个行政体系基本上是以长官司体制为基础设置的土流相兼的府或军民府，以及卫所的设置（特别是长时间的府卫同城），王朝国家的制度与文化在黎平有比较长期和相对深入的影响。天柱县则是直接在卫所的基础上，由所改县，再以此为核心，整合附近苗寨编里甲户籍建立起来。相对来说，在锦屏县的历史上，这种王朝国家行政建制主导的影响相对要浅得多。锦屏文书比较集中的地带（我这里主要指清水江沿岸，锦屏的南部似乎与黎平更接近），被拉入一个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主要是在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市场格局的改变和扩张，外来商人沿清水江进入山区，带来大量的白银，采购木材运销到长江流域进入全国性市场，形成了一套地方性的交易模式和同国家体制联系起来的地方管理制度。大批用汉字书写并基本上沿袭汉字文化区契约习惯出现的山林契约，在这个地方迅速扩散，成为这个地方的非汉语人群，通过这个林木经营的经济体系的运转，整合到以汉字书写为基础的文化规范和王朝国家的社会体系中的一种直接机制。 如果我这个思路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去认识锦屏文书的价值。我们知道，对于一个长期大一统的集权王朝国家来说，获取不同的地域的多种资源是国家扩张的基本动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动力实现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行使政治权力，或军事征服，或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或移民屯垦，或将本地政权纳入王朝体系，或政府直接设置经营厂场，等等。这些途径，在一部王朝国家历史中，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内容。清水江流域进入王朝国家体系的历史，也基本上是这样一部历史。然而，清代中期外来商人进入到清水江地区，形成的是一种市场的力量，商业扩张成为国家进入这个地区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是清代以后出现王朝国家整合的新机制，如何去揭示和解释这个机制，在明清史研究中，是一个仍有待展开的研究领域。锦屏文书所能反映出来的种种事实，例如汉字的运用、由契约订立反映出来的经济规则和法律观念与规范、在契约中反映出来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等等，都有助于学者从中去探求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形成过程。 顺着思路写到这里，我自己开始为自己的信口开河惧怯起来，因为我其实并没有仔细去研读这些文书，更没有对清水江的人群和社会做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对很多学者已经耕耘多年的研究成果，也了解甚浅。因此，我相信我应该把话打住了！令我欣慰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很多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已经走出来了，他们和本地的文史工作者，在收集整理锦屏文书的同时，开始了多方面的专题研究，呈献出很多富有魅力的成果，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大，研究的深度也一直在拓展。我相信，锦屏文书的出版，一定会在推动锦屏地方文化建设的同时，为学术研究的深化提供极富价值的素材。
（文章发表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1期1-7页，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微信编辑：毛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