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军 ｜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张小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格局”的观点，认为中华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认同的灵魂和根基。中华文化包含了三个方面：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中华文化；基于中国文化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相应地，中华文化有三个方面的文化认同：各民族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以国家为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世界华人“祖国”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将“中华文化”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实践。
关键词
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三重差序格局；文化自觉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将“中华文化”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由此将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基础，进而体现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ty）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实践。作为一个概念，它给出了一个“表征性的事实”，而表征性事实（representational realities）不仅本身是一种信息实在，且通过“实化（reification）”也会成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表征性事实具有某种做秩序的“先在性”，因而在国家与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中华文化。在人类学中，文化是人类行为的意义编码体系，是社会运行的“软件”，它给一个群体以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中华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灵魂。正如钱穆所言：“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中国古人，正为能创造出一套如上述的文化传统者，因此，此下的中华民族，遂能更融凝，更扩大，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民族。”[1]由此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的要点是“文化”，不仅涉及语言文化，还涉及民族文化、各种日常生活文化，以及深层的文化意义体系和文化模式。
《周易•系辞下》有“物相杂，故曰文”，“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文”为万物相互作用的表达，“文明”是人文的最高境界，由文明而化生天下，即由文化将人类连接成我们这个世界。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凝结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格局”来看，包括：（1）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2）中国人民围绕国家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3）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贯通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差序格局的，正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认同的灵魂和根基[2]。由上面的三重差序格局，中华文化也包含了三个方面：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中华文化；基于中国文化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
相应地，中华文化有三个方面的文化认同：各民族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以国家为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世界华人“祖国”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同时，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还要联系到“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即“五观端正”。（参见表1）
首先，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本质上是以“文化”作为基础而形成和定义的，从学理上，“文化”是定义和理解“民族”的首要前提和原生基础。近代以来，如何建立新国家成为关乎中华民族的大问题，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直接推动了主权国家的产生，同时也带动了诸如中国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通过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文化思潮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进而为建立主权国家的“中国”提供支持。至于“民族”被用来做狭义的文化解释，或者作为社会经济、宗教、教育、政治等的文化资源而被使用所产生的多义性，都是“民族”的次生含义。相对于“民族”形成的文化核，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尽管有重要贡献，却很难成为“民族”的文化核心。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无论是汉族、少数民族还是中华民族——一旦失去自己的文化并被经济、宗教或政治所定义，它也就失去了作为“民族”存在的意义。因此，应该避免对“民族”的去文化，真诚热爱、悉心呵护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警惕一些盲目的借城镇化、乡村发展、现代化等口号下面的文化标准化。对民族去文化的结果，不仅会导致因文化多样性丧失带来的文化生态的失衡，还会丧失许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无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经验来看，越是文化匮乏之民族，越容易导致文化秩序的破碎，越容易走向极端政治、极端宗教和极端狭隘的文化认同。
第二，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三重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一重，强调的是以“人民国家”为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潘光旦曾提到国家的历史文化认同落脚于“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3]165，这一“人民国家”的含义十分深刻。他认为，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不同民族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
文化是固国之本。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本来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有了国家政体意义下的明确属性。然而，这一国家政治属性并不意味着要消除民族原有、固有的文化属性。不同于鲍曼（Zygmunt Bauman）所认为的文化上统一的、同质的“国家民族”（state nation）会消除地域基础上的语言或风俗习惯上的差异[4]。我们的多民族共和反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一种“民族—国家—社会（nation state society）”的文化模式[5]。在中国，还应该补充“人民”，促进“民族—国家—人民—社会（nation-state-people-society）”的文化模式。以此来建构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第三，对于海外的华人，虽然他们身在异乡，加入了其他国籍，但是与中华民族及其祖国血脉相连，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有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着对中华文化和“祖国”——作为一种文化表征的国家——之深深眷恋。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伟大“祖国”的认同放在第一位，可见“祖国”认同的重要。“祖国”是海外华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也意味着：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籍相异，但是大家的文化血脉却是相通的。
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如对于加入了外国籍的海外华人同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包括一些主体在中国境内的跨境民族，一方面他们有自己跨境的民族认同，另方面也会有其连带的国家认同。从文化的意义上，我们不应排斥这类复合国家的文化认同，多重认同丝毫不妨碍这些人群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6]。任何共同体的建立，不论是人类世界的还是中华的，都首先要有共同的文化意义编码体系的建立。
中华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支撑。纵观世界，“国家”的联合——联合国的存在价值已经令人看到了这个基于国家利益之联合体的局限，而任何从利益出发的利益共同体都不可能达到和带来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
文化认同有其前在的逻辑，首先，具有的各自不同文化的人群，需要找到某种共同的文化；第二，共同的文化并不是以消灭各自的文化差异为前提。如果以消灭差异和多元一体之多元为前提，便没有文化认同可言了，而是变成了“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化认同的文化自觉，是一种主体能动性的文化境界，既包括对中华文化的民族意识之自觉，也包括队自己文化土壤、文化基因保护的自觉。在文化认同上强调文化自觉，是因为当今世界的文化沟通和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促进方式。在世界的变化中，中国社会怎么走？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认同？纵观人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演进的历程，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到自为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再到自觉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费孝通曾明确表达了三个层次的文化自觉：各个民族、中华民族、全人类[7]。由此，可以理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三个层次：
（一）各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权利的宣言强调各族群的文化保护，目前的民族地区盲目的城镇化过程和乡村旅游的过渡商业化大潮当中，都存在对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破坏和文化保护不够重视的情况，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也表明对联合国宣言缺乏文化他觉。费孝通当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就是有感于鄂伦春民族文化如何得到保护的问题。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他觉，就会带来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文化生态是理解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与保护的基础视角，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具体的研究成果问世。
除了上面一般的基于联合国原住民权利的理解，中国一直有自己重要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脉络和积累，主要是近代以来伴随近代新的主权国家之建立，形成了“定疆守土”的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形成了本土化的民族学以及一大批民族学研究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民族识别，恰恰是近代伴随着新的国家建立而开始的，是对“中华文化”之文化自觉的体现。这是十分珍贵的，也是多民族共和的国家观的文化认同基础。
（二）中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围绕国家建立的文化认同，是三重差序格局的文化认同中最重要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多民族共和的国家，是“祖国”的文化载体，因此，以国家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认同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人民的文化，这也是国家宪法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的文化凝聚成中国人民的共同体，中国人民中包括了各族人民，孙中山早在1912年发表演说时就说：“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8]潘光旦也曾经提出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3]165费孝通后来这样评述道：“正如潘光旦先生所说的，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因为他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3]31931年，潘光旦发表“文化的生物学观”一文，强调了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共通性。他所提出的概念金字塔，从顶尖往下，依次是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有机现象—理化现象[9]。不难看到，最顶层的文化是最重要的。近代“民族国家”“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
（三）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费孝通曾经谈到，在一个全球和世界的背景之下：
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己见、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21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10]
把“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全世界和平共处的基础，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依靠其本身解决的，只有“文化”才可以完成对其的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和共生，这就需要参与人类共同文化价值的建构，贡献自己的优秀文化价值于世界。人类的共同文化价值当然应该包括中国提供的思想价值。共同价值的后面，反映出来的是世界各文明的思想贡献，这关乎对于海外华人，“祖国”是他们的国家观之核心。潘光旦曾言“祖国的历史”：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3]165。
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文化融合凝聚的民族。包括了国家之内和国家之外的所有华人——历史传承和今天的所有华人——共同拥有中华民族和“祖国”的文化认同。海外华人正是祖国文化认同和文化超越的一个典范，是超越国家的世界文化共同体的一个典范。他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共通和共同的价值，可以用宽广的文化主义来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能够带给世界什么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毫无疑问，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华文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人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国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既包括文化自我认同，还包括文化他者认同。中国能否真正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取决于自我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华文化的他者认同。这是不言而喻的。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谈到中国如何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个阶段都有对别的人群和文化的接触交换，或迎或拒。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使得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世界的各条大河，各处的水滴将在本来就分不开的大洋之中，难分彼此！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11]。这样才能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解自己几千年的厚重文化，需要全体各民族人民、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敬仰之心，需要把文化及其文化认同作为民族之魂和国魂。对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需要发掘，更需要爱护和保护其文化基因和文化土壤。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不可能通过做一点研究课题就可以真正理解的，也不是任何功利的商业或者行政目的可以达成的（显示中反而带来一些破坏），即不能为了满足资本和政绩等需要而临时抱“文化”的佛脚。要让中华文化扎根各个民族、扎根中国人民、扎根世界华人，唯有对文化的真爱、真知、真觉。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化成中华民族之伟大的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1]钱穆.中华民族与文化[M].台北：三民书局，1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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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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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M]//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2．
[1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文章发表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1期35-40页，注释从略，微信公众号推送版与原文略有不同，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引用格式]张小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14（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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