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青年王岐山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文 | 田亮 李静涛 王肖潇 詹勇
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12期
ID：globalpeopl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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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们知道，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日后，他走上更大的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王岐山不为人知的知青岁月！
核心提示：“文革”时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时他是摇旗呐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经历是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样本，也是不可复制的个人道路。
（原文标题：王岐山的知青岁月：与习近平交好 同盖一床被子）
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先生曾向前来请教的学生这样讲述自己最著名学术成果的得来：20世纪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长，他坐在船头，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什么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据既往所学，他认为，海浪这种涌动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是最省力的，进而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受此灵感启发，他推导出“地壳波浪镶嵌”学说，获得国际承认。
向张先生请教的学生中，一名历史系学生事后回忆说，老校长的讲述，“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这位善于吸纳和推演的学生，叫王岐山。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就读，时年25岁。从波中一叶到浪中掌舵，老校长的启迪“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饥饿的现实感
北京学生郭路生1968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
1971年9月，林彪的飞机掉了。尹治海去地区上开会，市委副书记千叮咛万嘱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围上来：开会是不是通报林彪的事？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穿梭于不同话语体系
王岐山早年的一位朋友曾以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描述王岐山的特质：大城市里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层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
王的社交能力在他返回北京后愈发凸显出来。他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结交了更广泛的朋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80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美国第24任(2001至2009年)劳工部部长、同时也是第一位美国华裔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对王岐山的外事交往能力和风格，同样印象深刻。
赵与王第一次真正接触，是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赵对王的第一印象是“开朗、有风度、健谈，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
“王先生的自信、坦诚，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轻松地交流。他不惧怕承认，甚至是非常开诚布公：中国面临着许许多多挑战。他把这看作是帮助别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积极途径。”赵在回复本刊的电邮采访时说。
王岐山的老朋友们也对他的新使命抱有很高期待。农研所的老同事评价王是个“非常尊重纪律，遵守纪律的人”。
新的历史使命
十八大七常委亮相后，王平平接到电话：岐山怎么分管中纪委了？
这是执政党新班子上台后被舆论热议的话题。中纪委书记一职，跟王岐山副总理任上的职责无直接相关，他的工作履历中也没有类似情况。惟有“救火队长”的“称号”一脉相承。腐败问题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最紧要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王岐山履新，雷厉风行的行事方式也一起到任。中共中央贯彻“八项规定”，改进文风、作风、会风的新气象，对王来说，这是多年来一直的行政方式。
据农研所时的同事回忆，王在联络室主事期间，“不说废话”。到杜老(杜润生)那里开会，了解完情况，交代下去待办事宜，就散会，“简短”，“办事风格非常明快”。
来源 |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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