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世（【荐读】温家宝自述成长史）

2018-03-13 宰相传媒

　　温家宝在中央工作近30年，并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经历十分丰富。他退休后，出版了一本《温家宝谈教育》的书。在书中，他自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以及中学到大学时的思想变迁……

童年家贫，遭温氏家谱拒收

　　我（温家宝，国务院前总理）于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

　　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

　　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6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知道马骏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培育出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类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上学期间曾写过两封血书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

　　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

　　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而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2011年他过世了，可谓“生的安分，走的安详”。

　　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1960年，我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在地质系就读。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

　　1960年，温家宝在周口店实习时与同学合影
　　我学地质是受父亲影响。我父亲先在北师大学地理，后来做地理教师。我上中学时，父亲给过我他批注得满满的一本《中国地质学》，是李四光写的。这本书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我这个人学哪一行，总想把它学成最好。我学的是大系，地质系，课程非常广。从地质、古生物到矿物，一直到地球物理探矿、地球化学探矿、钻探，什么都学，后来工作中都用上了。

　　大学毕业时，我有去西藏的理想，当时曾给学校的党支部写过两封血书，要求到西藏去。但是学校偏偏要我读研究生，我就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再后来就分配到甘肃。如果说冲动，我就这么个冲动，写过两封血书。

　　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上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染上了肺结核。当时学校让我住一个隔离室，不能上课，但是我靠自己的学习和钻研，在没有听课的情况下，那个学期的所有课程，包括最难学的“结晶学”，都得了优秀。以后我坚持锻炼，从不畏天命，因此我又争取到每天4小时上课时间，然后是8小时。直到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摘掉肺结核的帽子。

　　我上大学以后，在党组织培养和教育下，努力追求进步。我一心想为人民做好工作。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当时我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我这样的环境和条件。

　　1963年、1964年我分别在湖北和河南，也就是在秦岭和嵩山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那时吃住都在老乡家里。除此之外，我们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我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锅饭，睡一个炕。

　　我利用这个时机了解群众，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可贵品质。在地质队工作，那也是在最基层，周围都是农村或者牧区，我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有时我看到农民为了买酱油和盐跑很远的路，拿几个鸡蛋来到地质队换钱，心里感到格外沉重。我觉得我们国家太贫穷了，我们的人民太苦了，我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我献身人民的世界观形成的基础。

　　工作遇险，抱住牦牛的脖子才保住了性命

　　我年轻时曾长期工作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那浩瀚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稀有的树种，叫胡杨。它扎根地下50多米，抗干旱、斗风沙、耐盐碱，生命力极其顽强。它“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世人称之为英雄树。我非常喜欢胡杨，它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精神的象征。

　　参加地质工作以后，要爬山越岭。我在祁连山工作，祁连山主峰在5000米以上，我从事祁连山腹地的填图工作，就在祁连山主峰。

　　从早晨出发到工作地点，一路爬山到下午两点钟。我总是坚持爬到工作地点，画好素描，填好图，做好记录才返回。我从来没有因为图省事儿定过“遥控点”。下山还要背着一包石头，累了不敢坐下，就在山边上靠一靠。回到住地，经常天已经黑了。即使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我总勉励自己，人要有甘愿吃苦而毫不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我有过几次很危险的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下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年搬家3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被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

　　工作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来源/世纪历史
作者/温家宝
原出处/《温家宝谈教育》，温家宝著
主编、监制/振华
执行主编/扶庚
副主编/晓洁
实习编辑/石云凯
制作/兰宇、跃升

揭秘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世

核心提示：他深情地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图为：温家宝总理，图片来源：资料图）

　　2003年3月18日上午10时30分许，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近800名中外记者。见面会开始后，他深情地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共和国第六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温氏家族世居天津市郊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温家胡同8号。相传温家先祖6代人都居住在此。年长已久，胡同以温家姓氏命名。宜兴埠镇离天津市区约4公里路，到火车北站仅2。5公里。

　　温家宝自祖辈起两代献身教坛，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可谓桃李满津门。

　　温家宝的祖父温瀛士，字阆仙，生于1895年。温瀛士在年轻时非常有志气，充满了激情与理想，17岁即开始投身教育事业。身为教员的温瀛士每天上、下午各上4节课。傍晚下课后，匆匆吃罢晚饭又急急进城，到劝学所（教育局）主办的师范单级教学班进修。及至深夜下课，回到家中已是后半夜。进修期间，温瀛士风雨无阻，从未缺课。他后来在结业考试中一举拔得“头筹”，在众多考生中名列第一，方才真正取得了教书的资格。20世纪20年代，温瀛士在宜兴埠一所私立学校任校长。

　　温瀛士的弟弟温瀛阶，也就是温家宝的叔祖，后来则是天津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而温家宝的父母也都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父亲温刚是天津第三十三中学的地理老师，母亲杨秀兰是天津市区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

　　更值得一提的是温家宝的另一位叔祖，亦即温瀛士的幼弟温朋久老先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一度曾在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执掌的北方大学任教授。

　　现年98岁高龄的温朋久是新中国外交部宣告诞生后最早任命的15位正副司长、主任委员中的一位。他是外交圈内最具战略头脑的外交家、后来被誉为中国“基辛格”的宦乡先生（前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研究室主任，前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兼欧共体使团团长）的第一副手，为外交部西欧非洲司的正、副司长。如今，草创时期的外交部15位司局级官员，健在的只有温朋久和当年的国际司副司长龚普生女士（后任首任驻爱尔兰大使，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夫人）。不过，温朋久在部内工作时间并不长。1年后，他就去了美丽的日内瓦，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今天，温朋久离百岁大寿仅有“一步之遥”，堪称外交部的第一老寿星。

　　生于1905年的温朋久原名温瀛举，字鹏久，盖因崇敬抗金英雄岳飞（字鹏举）之故，也兼含“鹏程九万里”之意。这个很有内涵的名字就出自大哥温瀛士之手。温朋久此生最难忘的就是兄长温瀛士。

　　温朋久6岁那年，父亲（即温家宝的曾祖父）病故。从此，长兄为父，他一直在大哥培养教育下成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温瀛士毅然决然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家庭重担。他就是用当小学教员寥寥8块大洋的月薪养活自己，同时又将弟弟们抚养成人。温瀛士对幼弟温朋久管教甚严。1913年，温朋久入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就读。读初小时，温朋久只拿了第二，温瀛士就面露愠色，十分不快。直到温朋久高小考了第一，温瀛士方露喜色。后来天津县小学会考，少年温朋久名列榜首，含辛菇苦的温瀛士才开心地笑了。

天津解放前夕，温瀛士不幸被害。40多年后，每忆及沧桑往事，温朋久总怃然叹曰：“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受的事！”

　　少年时代的温朋久曾与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先驱参加天津反日爱国运动。1919年冬，14岁的温朋久考进了天津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比温朋久大1岁的邓颖超则是天津直隶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不过，那时邓颖超的名字还叫“邓文淑”。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会，周恩来任总指挥，邓颖超当时被推举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人小志高的温朋久手执小旗，走在队伍的前列。80余年悠悠往事弹指一挥间。温朋久怀念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诗云：“生离死别俗间事，跟随周邓亦欣然。”可谓字字含情。

　　后来，当温家宝1942年在天津北郊呱呱落地之时，37岁的温朋久已是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后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办公室的代理主任了。风云际会，指点江山。未几，温朋久又随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赴甘肃武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温朋久先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德国洪堡大学（柏林大学）深造。抗战胜利后，温朋久和赵寿山等人结伴而行，自天津直奔晋冀鲁豫解放区。1949年11月8日晚间，中央人民政府最先任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城东古老的外交部街33号（即新中国外交部旧址）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了。温朋久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重要演说……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20余年后的“文革”高潮中，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的温家宝被分配到武威以西500公里的酒泉，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1982年奉调入京。温朋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68年2月的一个朔风怒吼的漆黑夜晚。那晚，温朋久、刘绛雯夫妇亲自送温家宝上了火车。没过几天，温朋久夫妇也在劫难逃，被康生之流投入了监狱。

　　温家宝的名字也是祖父温瀛士起的，但注入新解的却是温朋久。温朋久认为：“温家宝”就是“温加饱”，以此来告诫侄孙时时要把人民的温饱放在心上，居安思危，永不忘本，来自人民，又为人民服务。现在任重道远的温家宝，当然已不会满足于“温加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有待共和国新任总理带领全国人民去实现！

　　温家宝自小在天津长大。1949年，温家宝随家人搬出了温家胡同8号，来到南开区西门里达摩庵胡同安下新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宋明江先生（前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盟使团团长）就是少年时代温家宝嬉戏的玩伴。那时候，宋明江一家也住在西门里达摩庵胡同。温家宝的家就在宋家的对门，两家很熟稔。

　　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全国重点中学——南开中学。如今，值得南开学子引以为豪的是，这里不仅出了4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吴阶平、邹家华、周光召），5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王昆仑、孙孚凌、万国权、朱光亚），1位副总理（邹家华），还出了两位国务院总理：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和第六任总理温家宝。

　　也许是当地理教员的职业习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对地质学情有独钟。他搜集了很多地质书籍，其中就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的许多著作。温刚曾多次对已考入南开中学的温家宝说过，中国地大物博，遍地都是宝藏，那些矿产资源需要青年人去勘探开采。也许父亲的教诲打动了儿子，1960年夏，南开中学毕业的温家宝果真下决心报考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的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并被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所录取，从此与地质矿产结缘达四分之一世纪。

　　在平林漠漠、黄沙漫漫的大西北，温家宝从甘肃地质局酒泉地质力学队的一名普通技术员，一直擢升到甘肃地质局副局长。在此期间，他有缘结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兰州姑娘张莉。20世纪70年代初，两人同结百年之好。

　　当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云蒸霞蔚，风起云涌。选拔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理念如春风般吹拂神州大地，气象万千，科教知识界大批精英人物纷纷脱颖而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与大多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科教战线的青年俊才一样，1982年对年届不惑的温家宝而言，也是极其关键的重要一年。当时的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为培养接班人，从各省征召部级干部人选。

　　都说伯乐慧眼识人，可孙大光这位“伯乐”有一条原则：尽量不在部机关找部级领导干部。每当要物色遴选时，他就到全国转一圈。

　　北京是“近水楼台”。孙大光先从北京地质局调入夏国治处长，出任地质矿产部科技局局长。而后，他从南昌调来江西地质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朱训，出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从兰州调来温家宝，出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室主任、党组成员。1年后，温家宝升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3年后，奉调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嗣后近20年在温家宝身上发生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余不累述。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宗道一，原题：《温家宝的家世》

温家宝，男，汉族，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196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曾任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0－1965年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

1965－1968年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

1968－1978年　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

1978－1979年　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党委常委、副队长

1979－1981年　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工程师

1981－1982年　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1982－1983年　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党组成员

1983－1985年　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5－1986年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86－1987年　中央办公厅主任

1987－1992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1992－1993年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1993－1997年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7－199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8－200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2002－2003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2003－201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至2012年11月），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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