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生｜李瑞环：从“小木匠”到全国政协主席

2018-03-13 宰相传媒

李瑞环说：“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年鲁班》，片中的“男一号”李三辈是名意气风发的建筑工人，善于技术革新，而他的原型正是李瑞环。

为买书挨打

1934年9月，李瑞环生于天津市宝坻县霍各庄镇陈家口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早在很小的时候，他“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李瑞环曾回忆，自己大概14岁时开始织布：“记得那时我的个子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因为要干活儿，李瑞环只断断续续上过6年学，虽然短暂，却让他爱上了读书。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他总去找亲戚朋友蹭书看。

有一年过春节，李瑞环的母亲让他挑两捆楂子（又名木桃）去城里卖，再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他却用卖来的钱买了一套《巧合奇缘》的书。母亲知道后，气得抄起笤帚就打，吓得李瑞环都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就跑到门外，冻得瑟瑟发抖。后来，母亲拉着他的手，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1951年，17岁的李瑞环来到北京做小工，开始学习木工，后成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李瑞环和工友们也都充满了干劲。

在我国传统木工技法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做 “放大样”，即木工在制作复杂物件时，先在地上铺设一块几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木板，请老师傅把图纸上的小样等比放大画到木板上，木工们再依葫芦画瓢干活。因为费时、占地，这项传统技法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能掌握。这些，李瑞环都看在眼里。在大家都想着怎么能学“放大样”的时候，他想的却是怎么能不再用“放大样”。

为了这个，李瑞环请教了不少人。一位工程师告诉他，如果掌握三角、几何、代数这些高中以上的数学知识，就有可能推算出来。李瑞环听了心里一凉，却不想放弃，开始咬着牙自学。1958年，李瑞环进入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白天在工地工作,晚上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学校上课。

那年夏天，人民大会堂工程指挥部交给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一项重活、急活——在8天内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作为突击队队长，李瑞环知道已经没时间去找大片空地 “放大样”了，便凭着一股钻劲研究出一套木工简易计算法，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顺利完成任务。1960年，这个故事登上了《北京日报》，李瑞环成为那一年的新闻人物，并被评为劳动模范。因为行内“放样技术高不可攀，不放大样除非鲁班”的俗语，他也因此被誉为 “青年鲁班”。在1965年转为干部前的十几年里，李瑞环研究出100多项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老太太哲学”

1965年，李瑞环出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此后一度因“文革”被迫停止工作，后又重回建筑行业。1979年，李瑞环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1981年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并于1982年至1984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代理市长、市长，1984年至198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对于处理事务，李瑞环有一套自己的政坛“哲学”。在天津主政期间，他爱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界群众开对话会，且每次都是电视现场直播，大家一问一答，现场非常活跃，群众也欢迎，几乎是家家必看。在一次对话会上，一位老太太说她家煤气灶常点不着火，有关部门领导现场解答时讲了许多数字、原因、道理，李瑞环却打断道：“你讲那么多没有用。老太太要求的是煤气点火就着。”这件事，被天津人总结为李瑞环的“老太太哲学”。正是秉持着这种不空谈道理、务实敢干解决问题的“哲学”，李瑞环在天津还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引滦入津工程，缓解了天津市民吃水难的问题；二是建设城市交通干线，让居民出行顺畅。

1989年，李瑞环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1995年3月，中英双方就是否要改变香港政治体制展开激烈争论。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李瑞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穷老太太去市场卖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祖传紫砂小茶壶，一个人看中壶中长出茶山（即陈年茶垢），就是不加茶叶，倒入白水后也会有茶香，愿以三两银子的高价购买，稍后来取。等候过程中，老太太觉得茶壶太旧，殷勤地清洗起来，谁知买主回来见茶山全没了，连声叹息这壶连五钱银子也不值了。“香港那么小的地方，能创造那么多世界第一，是因为香港有自己的特色，需要香港人去理解并坚持它。如果像老太太那样乱洗茶山，就有可能丢掉特色。”类似机智却不失幽默的语言，在李瑞环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有不少鲜活的例子。2003年，他从全国政协主席的职位上卸任。

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和京剧

李瑞环的业余爱好之一，是京剧。从上世纪80年代任天津市长开始，他就常在工作之余修订、改编剧本。京剧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更涌现出不少艺术珍品。不过，随着名家们年岁增长，一些艺术技巧和优秀剧目面临失传的危险。1985年，李瑞环提出推进《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试图通过音配像复原、重现前辈名家的舞台形象，抢救濒临失传的优秀剧目。该工程历经17个年头，先后有40多个单位、两万多人次参与其中，录制京剧355部，基本囊括了近代京剧黄金时代大部分名家的代表作。

从政协岗位上卸任后，李瑞环依旧在这方面投入了许多时间和精力。2009年4月6日至12日，他亲自修订的《西厢记》、《韩玉娘》、《刘兰芝》、《金山寺·断桥·雷峰塔》和《楚宫恨》五出大戏在天津中华剧院第一次汇演。其中，对《韩玉娘》的改编就曾被评价是“既继承原剧精华又脱胎换骨的一出新戏，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更多的退休时光，则被李瑞环用来读书。他曾说：“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也将自己多年工作的讲话作了梳理，陆续推出了四套著作。

回顾自己的人生，李瑞环曾说：“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情怀，支撑着他不断学习，一直以国家为己任，成就了务实踏实的行事风格。

李瑞环隐藏十年的秘密

李瑞环隐藏十年的秘密——共产党的好干部李瑞环

2006年1月11日，《天津日报》报道一条新闻：李瑞环同志10年间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148名贫困大学生。今年，李瑞环同志又捐出一笔稿费，委托天津市教委今后3年内每年再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

这一善举十年来是怎样进行的？资助学生的钱是否全部出自李瑞环同志的稿费？记者采访了李瑞环同志老部下方放同志。

得知记者的来意，方放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此事一直是由我经办的。过去瑞环同志在任时，再三叮嘱我不许透露此事。

如今他已退下来了，我看也就可以说了。”

1996年春天，李瑞环回天津探亲。李瑞环对方放说：“那你就帮我办点事情吧，每年从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天津市委教卫工委，让他们分给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些大学生。可绝对不能说是我给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方放说：“行啊，这可是好事。但哪瞒得住呀？这钱出自我手，又不是我捐的，教卫工委的同志们一猜就会想到是您啊。”李瑞环说：“他们知道了没事。你替我转告他们一声就是了，一是不许外传；二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方放追问一句：“您是只捐这一次，还是打算以后还捐？”

李瑞环说：“争取年年捐。稿费不够了，我想办法。”于是，那一年，方放从由他经手的李瑞环同志的稿费中拿出5万元，交给了天津市委教卫工委。教卫工委通过教委，很快把这笔钱分别发放给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12名学生。这些贫困生，分别来自于甘肃、湖南等十个省市，其中天津本地的学生只有一名。12名学生突然收到一笔助学金，谁给的？是学校，还是教委？信息反馈到方放那里，方放征求李瑞环同志的意见，李瑞环说：“一定要替我严守秘密。若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后来记者采访天津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提供了2004年10月21日李瑞环同志与部分受助大学生座谈时的讲话记录。那篇讲话记录里有李瑞环同志自述的助学原因。原来，2003年，经李瑞环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强烈要求知道“一位老共产党员”是谁？教卫工委负责人一次次地请示李瑞环同志，希望他能与那些学生见上一面，对于那些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鼓励。方放也劝李瑞环说：“反正您现在已经不是国家领导人了，这种事情您完全可以做得随意一些，就算是一种社会活动也好，何况对于学生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说得李瑞环动了心思，就答应了大家的请求，于是就有了2004年10月21日的座谈会。

在那个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说出了他要助学的原因。他说：“我个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我本人对上学、教育和人才有一点亲身的、特殊的感受。我是天津宝坻人，农村的，家境很穷，弟兄姐妹7人，上不起学，小学毕业后经常去做农活儿。17岁去北京前，种地、赶车等，我都做过，12岁开始织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茬子（注：高粱秆儿根部）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到城里我把茬子卖了，回来时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卖书，书名叫《巧合奇缘》。我听说过这书名，就问他这本书多少钱？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茬子的钱买了这本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后我想起油条没买，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

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去找我。那大嫂跟我妈说，他又没干坏事，没油条，我给你一根。母亲把我领回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读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里哪有钱给你买书呀？这件事一直激励着我，所以我深知渴望读书的人心情的急迫性……我讲这段故事，就是说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上学，而由于经济困难不能上学，这将是他一生的遗憾。造成这种遗憾，无论他一生做什么工作，都对他产生打击和影响。”

在那篇讲话记录中，记者还看到了对助学金来源这个问题的非常精彩的解释。李瑞环同志说：“这个钱不多，来源有几个部分，我要说一下，要不然容易造成误解，这么大的官弄点钱还不容易？像那些贪官一弄就弄几千万。第一，我写过两本《为人民办实事随谈》、两本《城市建设随谈》，还有一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册子，我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和讲话，还有给京剧团改过若干个剧本得到的奖金，这是这个钱的主要来源。第二，在中国公务员里我算是工资最高的，由办事员、科员、科长、处长开始说，说到底就到我这儿了。

我每年从工资里拿出固定部分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就当我没当过这个官，没赚过这些钱。第三，我的两个儿子及儿媳工作还可以。每到我的生日他们都想尽孝，每逢过年都想给我送点礼。我就找他们正式谈判，你们想送我东西，值多少钱，都变成现钱，把原来买东西的钱都变成定数。收入好的，每人一万；收入差点的，每人五千。此外我老伴儿的工资拿出一半也用在了这里。我跟我孩子们讲，尽管你们的钱很有限，但要让你们懂得这个道理。”

方放告诉记者，资助贫困大学生是瑞环同志的一贯心愿。他多次讲过，这件事要尽自己所能一直做下去，直到他身后。方放说，1998年瑞环同志曾郑重地委托他把一封遗嘱信转交天津市委张立昌同志。信中说，他对天津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东西孩子们都不继承，全家商量好了，统统变现资助天津贫困学生。方放当时还曾问过瑞环同志：“你才60多岁，身体又非常好，急着立遗嘱干什么？”瑞环同志说：“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如实记录在案。”

李瑞环再捐稿费资助贫困生累计已捐3千多万

李瑞环著《看法与说法》，出版时间：2013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北方网讯：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近日，李瑞环同志将他今年出版的《看法与说法》一书稿费150万元再度捐给天津宝坻桑梓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至此，李瑞环同志个人已累计捐赠3526.3万元，并于近期陆续捐出数十张名家书画作品。

　　李瑞环同志长期关心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多次将自己的稿费、奖金和子女孝敬老人的费用等慷慨捐出，资助来自甘肃、湖南等十多个省市考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贫困学生。后来又亲手创办了桑梓助学基金会，进一步扩大了贫困学生的受益面，加大了资助力度，并使助学活动有了持续保障。

人物履历

1951年至1965年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其间：1958年至1963年在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
1965年至1966年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
1966年至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1年至1972年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
1972年至1973年任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1973年至1979年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市总工会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1979年至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
1981年至1982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瑞环

1982年至1984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代理市长、市长。
1984年至198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1987年8月任）。
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7年至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3年3月26日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
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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