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一个既霸气又深情款款的男人

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是王岐山进行宪法宣誓。 

请仔细看视频中王岐山的最后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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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看最后一个动作（敲桌子），最后的动作展现了自信、性格、底气、威信、雷厉风行，赞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

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副主席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补选。

【历任列表】

届	姓名	任期开始	任期结束	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1949年9月30日	1954年9月27日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4-1975）
1	朱德	1954年9月	1959年4月	毛泽东
2	宋庆龄、董必武	1959年4月	1965年1月	刘少奇
3	宋庆龄、董必武	1965年1月	1966年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2至今）
6	乌兰夫	1983年6月	1988年4月	李先念
7	王震	1988年4月	1993年3月	杨尚昆
8	荣毅仁	1993年3月	1998年3月	江泽民
9	胡锦涛	1998年3月	2003年3月	江泽民
10	曾庆红	2003年3月	2008年3月	胡锦涛
11	习近平	2008年3月	2013年3月	胡锦涛
12	李源潮	2013年3月	2018年3月	习近平
13	王岐山	2018年3月	现任	习近平

延 伸 阅 读

本文摘自：《博客天下》2014年3月15日文章《来自星星的王岐山》

66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3月5号那天回到“老家”——北京市人大代表团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王曾经担任北京市长，在听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及文化体制改革存在问题时突然插播。

“现在网上很时髦的一个韩剧，叫什么星星？”王岐山问。

代表们沉默。有年轻代表小声提及：“《来自星星的你》。”

“对，《来自星星的你》。你看，你们官员都不知道。”王岐山说。全场大笑。

王岐山说，他此前也看过韩剧。笑声之后的王岐山显得有点语重心长：“韩剧为什么占领了中国？甚至漂扬过海占领美国和欧洲。前几年他们就出了一个江南style。”

王岐山说：“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韩剧走在我们的前头，它们的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

《来自星星的你》的男主角都敏俊长相英俊，是一位400多岁的外星人，有一份大学教授职务，对女主角深情款款，还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超能力，多次挽救女主角于危难之中。

66岁的王岐山也有过研究室工作经历，精力充沛地忙着一份看上去可能是最忙碌的工作，对这个国家的反腐败事业深情款款，根据中央对腐败问题的共同看法，不反腐败，可能就亡党亡国。

王岐山和都教授一样，也是一位拯救者。

1、政治局常委的书单

“睿智的、有几屋子书的都教授”是一个艺术创作角色，王岐山读的书，可是实实在在的。他不仅自己读书，还向别人推荐书籍。

王岐山可能是最喜欢把自己的爱好说得极其详细的领导人，一般来说中国领导人甚少在公众面前谈及自己极为私密的个人生活和喜好，大多数谈论的，也都是喜欢的运动，提到阅读，也往往甚少谈到读什么书。

王岐山是个例外。他会说看韩剧、听江南style，还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追看美剧《纸牌屋》；他推荐的几本书，包括《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和《公正》都受到各级官员们的追捧。

王岐山很爱看书。

1969年，21岁的王岐山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成为一名知青。知青生活艰苦，白天要干农活，还吃不饱饭。每星期干6天，周日休息一天。很多人会在休息时打扑克，但王岐山却选择了读书。他趴在石板桌上看数理化，有时候甚至读一本外国的经济学书籍。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这本经济学的书是王岐山 33 51374 33 17279 0 0 3436 0 0:00:14 0:00:05 0:00:09 3436习近平那里“扣”下来的。当时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插队。有一次，习近平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中途在王岐山处借宿，两人合盖着一床被子，习随身携带的这本经济学书就留给了王岐山。

插队两年之后，王岐山离开冯庄公社，到陕西博物馆充当一名讲解员，其后又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就读历史系，毕业后再次回到陕西博物馆。王在西安参加了当时青年们组织的地下读书会，甚至读到一些禁书，比如威廉·夏伊勒所著，源于纳粹德国档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

“文革”时期，各地盛行这种地下读书会，成为很多年轻人获取知识、得到精神支持的重要途径。

1979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3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中了他，将他从社科院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其后，王还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没有改变的习惯就是阅读。

即使后来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王岐山在公开场合也会谈及看书。在担任北京市长期间，他反对官员讲套话，说，“有这时间还不如省下来读书”。2007年离任北京市长一职，在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他也利用这一空闲时间“多读书”。

他把韩剧流行归为内核传统：“文化产业的前景，还是离不开老祖宗的东西”，而这个结论是他“努力看书，从而悟出的道理”。

王岐山喜欢读书，也喜欢荐书。

1986年，他在担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期间，就开始给朋友们荐书。当时，他推荐阅读的一本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就是一本日本现代化发展史，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到二战后日本重建。当时在所里工作的王振耀说，这本书其实是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需要避免。

2012年，有两本书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而声名大噪。一本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外一本则是官场小说家王跃文所著的《大清相国》。

这两本书，王岐山早在2007年就推荐过。时隔5年，王岐山跃升中央决策层，这两本书重新一夜爆红。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王岐山在2012年11月30日，与反腐专家们座谈时提到的。彼时王刚刚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半月。这本书阐述的大革命背景跟现在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人民日报》曾就此评论称，当前的中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和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所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说。

2011年，王岐山在西安看望大学时代的老师张岂之时，告诉老师，自己正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讲了几点，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张岂之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当时还没有看过这本书。“他讲了以后我再看，我觉得他的介绍还是准确的。”

如果说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跟其所学专业历史有关，其推荐的另外一本书《大清相国》，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书中所刻画的康熙重臣陈廷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一些人格理想。

陈廷敬游历官场几十载而不倒，但他并不是一名庸官，而是一名能官、廉官。作者王跃文曾说，陈廷敬自身过硬，而且敢于去碰触一些难题。

2、强势反腐

《来自星星的你》里的都教授有底线，自己喜欢的女主角提交了一份抄袭论文，他会当场判为零分。十八大后接掌中纪委的王岐山，对自己、身边人和纪检队伍近乎苛刻。不通人情这点上，他有点像一个外星来的人。

在王岐山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他是一个风趣而且爱开玩笑的人，只是这些玩笑在涉及腐败议题时会戛然而止。在两会上，王岐山与代表们讨论《来自星星的你》其实只是插曲，他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党风廉政建设”。

2012年十八大上，王岐山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书记警醒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这位铁腕人物如何反腐引起媒体热议。

半个月后，王岐山主持召开了一场与专家的座谈会，会风突变。

中纪委从2000年开始，就组织专家座谈，许多与会的专家曾多次参会。在此次会议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刚说了一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让其不要讲套话，不要念稿子。

“参加王某人的会议，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说。

其后参会的专家们纷纷放弃讲稿，从各个角度对反腐提出建议。对有些建议，王岐山连连点头。而专家们的讨论也时有“思想的火花迸出”。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以往参会以刑法方面的专家居多，现在囊括的专家包括各个层面，行政、司法，甚至政治学，反腐有从事后严惩向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事先预防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在2013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上，王岐山直接布置了“作业”，让中纪委委员们在下午开会之前先交一份亲自撰写的学习心得，根本来不及召秘书代笔。

运转了10年的中央巡视制度亦发生了改变。2013年5月，中纪委派遣了10个巡视组到地方和企业巡视。与以往不同的是，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任命。

巡视组巡视之后发表的通报也变得简洁而尖锐，少谈成绩，多谈问题。比如9月19日出版的《江西日报》在刊登第八巡视组的巡视通报时，全文一共1380字，65字肯定了当地的成绩，243字直陈当地官场“收送礼金”“带病提拔”等问题，再配以293字的严肃整改建议。

5个月后，中纪委又展开了第二轮的巡视，此番重点放在了“一把手”的腐败上。

“己不正，何以正人？”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将相当一部分精力也放在了纪委成员本身的监督上。

2013年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要求系统内的所有在职干部和职工，自行清退所有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

王岐山的一位老友曾向媒体透露，前些年曾经有一位国企老总送给过王一张高尔夫球场的荣誉卡，后来王翻箱倒柜地找出来还给了该老总。

王对于自身的严苛不仅仅是在中纪委书记任上。早在担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就表示，“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在报道中提及，王岐山在北京工作时，市政府给了一套房子，但王在上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王就将这套房子交了出去。

2013年9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上线，反腐举报又多了一条权威的路线。王岐山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王岐山重视网络反腐，他自己身边还成立了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专门收集网络上的反腐信息。而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透露，网站正是在王岐山的主导下建立的。

网站的成立并不意味着线下工作的轻松。香港《凤凰周刊》曾在报道中披露，王岐山要工作人员把上访民众当亲人，接访时不能踢皮球。

甚至称呼上也有要求，“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哥’，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与这些反腐举措推出的同时，是重量级高官的纷纷落马。公开资料统计显示，从十八大后至今，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达22名，平均每月有2人落马。

3、救火者王岐山

都教授400年间从事过非常多的职业，医生、公务员、律师、银行职员和大学教授。王岐山的职业生涯中也从事过多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其中大多数时候是“救火”。

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来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担任实习研究员。对王来说，这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干得很不错。这段时期，他参与编撰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展现了出色的文字功底和史料处理能力。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这艘暂时搁浅的巨轮正在试图调整航向，将重心逐渐转移至经济发展领域。

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王离开了历史的故纸堆，逐渐转向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经济的研究，并且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

这一研究领域的转变跟两个人关系紧密。一个是黄江南，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黄江南热衷于举行小型沙龙，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来自于《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以及李银河。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当时经济发展上隐隐存在的“大跃进”风潮颇为警惕，他提出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论，称中国在80年代初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这一言论引起了李银河的关注，她把朋友王岐山介绍给了黄江南。黄与王似乎“相见恨晚”，在黄眼中，王虽然是学历史的，但“非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非常快”。王提出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

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包括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由王转交给姚依林。姚又将报告转呈给了陈云。最终这份报告达到了中南海，他们得到了一次与时任总理对话的机会。

这是王岐山第一次担任基层与国家掌舵者之间的联络者。其后几年，他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981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该所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由杜润生掌舵。杜润生赏识王岐山，在1982年将其从社科院调到农研室。农研室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九号院”。

在“九号院”，王的组织能力逐渐展露出来。他很快从联络室成果处的处长成为副主任。他热心、做事勤快，保持基层年轻人与中央的联系。

而王此时的工作模式亦露端倪。他不讲套话，跟杜润生汇报工作极简短。

王岐山在九号院待了7年，曾参与起草中央有关农村问题的多个一号文件，成为一名农村问题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转入人生的另外一站——金融。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为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做准备。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广东受到波及。作为广东的窗口企业，“广国投”，即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在政企不分的年代，“窗口型企业”享有政府支持，被视为政府的代表。这也成为广国投可以融资的基础。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核算，广国投的负债率超出了政府的偿还能力。为此，王岐山决心让广国投破产。

在广国投的债权人中，有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他们对王岐山的决定感到愤怒，表示要跟中国打官司。王岐山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维护中国利益，又要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他一方面坚持强硬，表示，广国投的破产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向国际金融机构解释，窗口企业已经跟政府分离。

王岐山成功处理广国投破产事件，被赞“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2年，他又接受另外一项“救火”任务，被调往海南担任省委书记，解决这个房产泡沫破灭后的海岛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王岐山在海南只待了5个月，刚刚提出海南要走“生态立省”之路，2003年4月20日，他就被紧急调往首都北京，处理这座因SARS袭击而深陷恐慌的都市

王岐山将抗击SARS视为一场战争，在4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他直指，“军中无戏言”，要求工作汇报“一是一，二是二”。

王岐山放弃一贯低调的做事风格，主动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采访，公开疫情，同时，他切断污染源、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消除。

4、王岐山的“超能力”

都教授的超能力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多次挽救了女主角的生命。而王岐山也拥有自己挽救危局的“超能力”：卓越的口才、与人交往的分寸感以及学历史给他带来的长远眼光。

“年轻时候的王岐山长得很漂亮。”李银河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说，“我听说，他小时候是孩子王。”

英俊的外貌，在人际交往中会占有优势，但是要成为领导者，需要的是口才、交际能力和见识眼光。

这点在王岐山早年的插队生活中已经有所体现。从北京到冯庄公社，男知青们紧随王岐山，女知青则跟随王岐山的女朋友姚明珊。

在知青们中间，王有很强的号召力。知青们有什么问题，都是找他进行调解。不太听话的知青也是由王来负责“调教”。

王天生有调和反目者的能力，在陕西参加地下读书会期间，有两名学生“领袖”，因政治观点的差异互不往来，但二人跟王岐山的关系都很好。

在中国官员身上，幽默被认为是一种稀有元素。当这种元素被用于外交场合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

2008年，王岐山担任国务院主管金融与贸易的副总理，开始介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在他首次赴美谈判时，他将准备好的演讲稿晃了晃又放回口袋，然后脱口谈起他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看法。

“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新问题，美国存在保护主义也是正常的。”王岐山在讲话中，一面体现出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又开玩笑说，中国存在某些保守思想。“我们国家现在有的学者说，开放存在问题，开放得太大了，华尔街那批人太会赚钱，把我们的钱都赚走了。”

直率和幽默的发言，令美国人耳目一新，连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成为了王的崇拜者。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评选出的100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王岐山占据一席。《时代》邀请保尔森点评这位昔日的谈判对手。“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还有略显顽皮的幽默感。他敢作敢为，敢于接受任何挑战，接手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并且取得成功。”

而在王岐山老师张岂之眼中，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他，可以令他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了，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议上做了廉政文化的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对《博客天下》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系毕业生王岐山把韩剧的内核和灵魂归结为“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来自星星的你》中的男性形象，抛开时尚的外形来看，确实也倾向于传统：年长、睿智、爱读书、有担当、综合素质强，还擅长解决危机。

有人说都教授给了对现实中的男性不满的女性一个理想的标杆，那基层群众对王岐山的好感很可能也有类似之处，他给了不满官场陈腐气息的普通人一个关于官员的榜样。

青年王岐山为其政治生涯埋下怎样的“伏笔”？

日前，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一、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后排左三）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

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二、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底，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23岁的口才上佳的王岐山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其时“文革”虽进入平稳期，博物馆复工，但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业务学习也没荒废。

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

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2011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西安调研期间提起，他至今还记得关于这碑的知识，“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当时，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7月毕业，上图是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毕业后他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馆长袁仲一（上图）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吴永琪回忆“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三、研究生涯：爱思考，有作为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等人，对当年的实习研究员王岐山的评价为：实在、平易、学术功底尚好。

80年代初期的社科院高干子弟云集，光近代史研究所里就有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女儿、董必武的儿媳妇、朱德的秘书等，而王岐山表现得比普通老红军将领的后代还更显踏实。

“（只）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当时骑个雅马哈。”社科院的老员工回忆，这辆扎眼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当时算奢侈品。这辆摩托车对王当时的活动能力贡献不小。在他结识了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3人并联名提交经济研究报告之后，逐渐得“改革四君子”之名。

黄江南在《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1979年，黄等人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友人李银河听到黄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觉得为避免国民经济危机，应让上层领导知道。经李银河与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朋友林春介绍，黄、翁、朱3人结识王岐山。

“他（王岐山）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 67 51374 67 34559 0 0 5816 0 0:00:08 0:00:05 0:00:03 7289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4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

……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报工作。”

报告提交后，4人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史称“老青对话”。“老青对话”对同时代热衷探讨中国道路的年轻人是一种激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少杰描述当时他们那代年轻人的心情为：“我们太想改变世界了。”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

“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四、从政之路：得民心，有担当

　　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

日后，他走上从政之路的更大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

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

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这正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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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作者：田亮、李静涛等，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