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

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商人，所到之处，可以与列国王候，分庭抗礼——类似于今天的马主席。

在孔子的教导下，子贡还算得上是有良心的商人，他在诸侯国经商期间，只要发现有鲁国人因种种原因，沦落为他国奴隶的，总是会慷慨解囊，把鲁人赎回国。

按照春秋当时鲁国的法律，子贡的善举可以获得鲁国的国家补偿与奖励，但是子贡一者自身财力雄厚、二来颇有爱心，于是 “ 来而让，不取其金 ” 。

孔子听说后，却不但没有表扬子贡的爱心和善举，反而批评了他的这种行为：“ 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

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 子贡，你做错啦！ 即使你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也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如果你始终不领取补偿金，却无形中用道德绑架了其他财力远不如你的人，这样，我恐怕以后鲁国就没有人再去愿意做赎回自己沦落同胞的事情了。 ”

在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身上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被救的人送了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表扬了子路，说： “ 鲁人今后一定会很愿意积极地去救溺水的人了 ” 。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批评子贡呢？他明明是用自己的钱做了一件好事，按照今天的做法，不是本应该被树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吗？

再来看子路的做法，难道不会助长那种做什么事情都讲求回报的恶劣风气吗？为什么孔子还要表扬他呢？

原来，孔子在当时，已经到了洞悉世事、人情、道德、法律而无碍的地步。

所谓道德和法律，其实也是 “ 与时俱进 ” 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价值观。同时，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平衡点，也是随着社会整体的人员素质和风气，不断地在两端摇摆的。

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趋于义，则这个平衡点则趋于道德一端；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趋于利，则此平衡点趋于法律一端。

因此，单单以我们新中国而言，可以看到，在刚建国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总体较为单纯和积极向上，整个社会的风气趋于义。所以平衡点更趋于道德，国家更愿意用一些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来激励国民，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比如王进喜、赖传祥、雷锋等等。

而目前的社会风气则总体趋于利，再试图用过去的这种不计名利的典型人物来带动宣传，其实对大部分国民来说，其实已经效用甚微了。甚至，个别情况下还会起到反效果。

回到孔子弟子的话题上看，春秋末世，正是一个秩序大变更与重建的时代，重义重德的古风渐逝，而重利重法的时尚渐起。

子贡的做法虽有古风，颇为高尚，但却在无形中把平衡点向道德的一端大幅拉近，使约束普通人的标准被拉升得更高——普通人实在是做不到啊——但是大家又不便于公开反对，相当于被变相的道德绑架。

于是，结果就是大家干脆都视而不见，不去做这种 “ 高道德值、却也高难度 ” 的事情。

而子路所为，却更贴近当时春秋社会的世事人情风尚，能够使做善事的人得到 “ 利 ” 方面的适当回报。因此，没有以私德拔高和绑架公德，所以孔子善之。子贡的做法虽然确实高尚，但孔子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也只能批评他了。

也许，这就是今天大力宣传，试图让百姓来做 “ 拾金不昧 ” 、“ 主动搀扶跌倒老人 ” 、“ 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 、“ 服务人民不要懒政 ”  等具备高道德值的事情，却效果并不甚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的风气已变，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平衡点也需要跟着变啊。

《吕氏春秋》将该则故事归于 《 先识览·察微篇 》，甚有道理。

孔子其实还说过一句话——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指的是君子与普通人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对子贡这样的人，不需要过多讲求利益，可以多讲道德大义；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则需要动之利害——不是说不讲道德，而是要在讲道德的过程中，更多地讲法律，平衡向另一端倾斜罢了。

比如昨天所谈的小区养猫问题，大家如果相互之间始终站在道德层面上讨论，其实已经基本无用。最终双方必将各执一词，各自站立在一个不同的道德至高点上指责对方。

甲方会说乙方全无爱心，乙方则会说甲方妨碍他人——分别从两方的角度看，都能够以道德大义责人，相信在道德层面上，是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其实，不如更多地从 “ 利害 ” 的角度来谈，也许还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出来。

PS：时间匆匆，先发一小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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