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啦噜，美帝人民喜欢我们了？

世界这段时间的关注焦点，无疑是朝核问题，朝鲜的第六只靴子什么时候落下来？美帝会不会对朝鲜动武？等等悬念牵动人心。

这期间，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消息被淹没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新发布数据，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过去一年大幅跃升将近7个百分点，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点。

刀哥今天就叨叨这个。

趋势

无独有偶，今年2月23日，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做了一份类似的民调，结果显示，目前有半数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创下近30年来最高纪录。

盖勒普1985至2017年美国对华情绪曲线图：浅绿色代表好感度，深绿色曲线代表非好感度

两家大牌民调机构得出同样的调查结果，可见美国对华好感度跃升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事实。那么，究竟这一跃升是为何出现的？又为什么是2016-2017这个时间段？照理说，美国民众的对华好感度在经历“恶言”充塞的大选年，外加“南海仲裁案”等一系列交锋后，应有所下降才是。

“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有所缓解”，皮尤中心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最近几年美国人对中国持有的美债、中国给美国就业带来的影响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担忧在减少，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变软”。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最新资料，今年2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剧烈下跌。

这种解释有一定说服力，在皮尤同时推出的另一项调查结果中，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以89%高居中国“问题排行榜”严重性榜首。现实当中，美国对所谓中国政治经济渗透的防范也确实存在。

在皮尤中心的Facebook主页留言板，美国网民的评论也大多集中在上述问题。

“中国在版权保护和产品安全上做得越来越好，与美国价值观更加合拍。”

“除非中国人民有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力，中国政府不再监控国民并施压朝鲜解除武装，我对中国政府才会有好印象，才会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有2万亿美金的债务，这怎么不令人担心？”

对比

美国人对华态度在变，其他国家呢？为对比起来方便，还是选用皮尤中心的数据。

图表显示，对中国好感最高的是杠杠的巴铁(82%)，其次是加纳人(80%)、俄罗斯人(79%)、马来西亚人(78%)，另外非洲还有多国对中国好感度高于70%;对中国更多持负面观感的有日本人(89%)、越南人(74%)、约旦人(64%)、德国人(60%)、土耳其人(59%)。总体来说，持正面观感的中位数为55%，负面则为34%。

此前一年的另一份中国形象调查报告得出的数值与之相似，说明该分布态势有一定可信度。那么，如何解释国际间存在的对华态度显著差异，尤其是西方国家恶感度显著高于非西方国家？

不能不说，战略互信存在与否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美西方对中国正是由于缺乏战略互信，好感度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40—60之间）。战略互疑从何而来？中国学者王缉思和美国汉学家李侃如在几年前一起写了篇“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分析”，剖析相当精辟：

第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以来，两个政体之间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这使美国对中国政府怀有疑虑，尽管中国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和社会生活在此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二个战略互疑的广泛来源是对对方国家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理解和鉴别不够。每一方都倾向于认为对方的行动更具有战略目的，是精心设计的。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常被怀疑是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现实中这些企业基本受商业利益驱动，并且彼此不相关。

第三个战略互疑的总根源是公认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在最近几年之前，还不存在太多关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并且可能成为全球霸主的讨论。今天，这种预期变得很真实，并在两国中广泛传播。

原因

皮尤的数据可信吗？背后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刀哥请教了几位身处对华交流第一线的美国朋友：

A先生（现任美国驻华外交官）：至少从外交官这个圈子来看，我相信不少人对中国同行的印象越来越好。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整个官僚体系——尤其是沿海一线城市和外事部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外交官同行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就越来越多有海外经历，更懂得换位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沟通起来比以前更容易。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国力的上升，海外利益的扩大，他们跟我们谈判时更加“硬气”了，甚至有时会跟我们拍桌子。对此，我们在谈判桌上肯定会强硬回击，但私底下多数情况是有默契的，毕竟大家“各为其主”，都出于国家利益。顺便提一句，中国公司在美投资增多，大学、智库间往来增多，经济活动人员往来多了，彼此的“中间人”随之增多，出了摩擦协商回旋余地更大。

B小姐（现任某美国新锐网媒亚洲区负责人，曾任某大型通讯社驻华记者多年）：我在中国已经呆了将近5年了，从研究生参加在华访学的项目开始，在中国从事新闻报道也好几年了，对于皮尤中心的结果没有特别的感觉。就职业经验而言，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人和负责宣传的官员们比以前更加自信，更敢于发声了。现在他们更会说“外交辞令”了，面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可能实质性的问题还是不会说（这在中美都一样），但他们会主动让我们联系负责外宣的部门，然后给出共同可以拿得上台面的表态。他们也会更多与相熟的外国记者商量重大会议的提问角度。当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指出，在官方机构更主动发布信息的同时，也感觉到外媒记者自由报道的空间有所收窄，外媒记者的报道内容和角度很难保证完全真实客观、部分外媒记者也不专业（比如中文不太好），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C教授（华盛顿特区某知名高校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研究海外华人问题多年）：我从事中美智库交流好些年了，与北大、复旦、人大等中国顶尖国际关系学校一些老师私交甚笃。这几年，中国智库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民间智库的崛起。这类智库可能规模还比不上华盛顿的CSIS、布鲁金斯等，但其活跃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多元化言论表达的集中体现，方便国外学者多渠道了解中国的想法。我通过这些智库结识了不少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仍担任谋士的主管官员，对中方政策有更立体的认识，这算是中国版的“旋转门”吧。

最后，刀哥想特别多说几句，这几年，国内总有人嘲讽自己的祖国没朋友，国外总有人埋怨中国强硬论，中国粗鲁论。中国国力的上升，外交风格的变化，引发了一些人的不适应，一些乱七八糟的论调也出来了。所幸，中国外交还是保持住了定力。

说实话，刀哥并不是特别在意别人是不是喜欢我们，更在意的是他们是不是尊重我们。中国是大国，只要昂首向前，只要坚持原则，坚持自我，一定能赢得理解和尊重。患得患失是弱国心态，皮尤的调查数据始终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