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再过去80年，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今天的北京，艳阳高照，碧空如洗，一扫昨日的烦闷和阴雨。

80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对华发动全面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的大半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大片国土沦丧敌手。

日本在侵略中国期间制造了无数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至今令国人记忆犹新。纵观中国历史上与外国之间的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从未有如日本者。日本一直是中国最穷凶极恶而又善于隐忍以待时机的敌人。

日本侵华那些年

早有文章曾分析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中日两国间悬殊的武装力量对比。1937年的日本有战机2700架，中国能用于作战的只有300架，而且缺乏技术和后勤支持。

至于海军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日本早在1911年就开始研制航空母舰，而那一年正是清政府倒台，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之时。1922年日本的第一艘航母建成，那年中国共产党才刚刚1岁，中国还陷于南北分裂军阀混战的境地。1937年的日本海军已居世界前列。

图为日本首艘航母“凤翔”号

1937年中日之间的陆军战力相差也十分巨大。抗战初期，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于中方八到十二个同等战斗单位的战力。

造成当时中日之间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是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而日本正是利用了甲午战争的赔款才获得了快速起飞的资金动力。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日本知名企业，基本都是在甲午战争后创建或得到大发展，“从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公司数量从2000余家激增至9000多家。1900年日本全部工厂企业的半数为甲午战后所创建。日本通过战争赔款却走完了工业发展36年的历程”。

由于有了这笔巨大的资金，日本造船业生产能力的跃进前所未有，“从1898年的累计4艘、10013吨，发展到1904-1907年累计47艘、79639吨”，不到十年，日本建造船只的数量增长10倍，总吨位增长7倍。中国用自己的钱武装了日本，助推日本进入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尝到了甜头，刺激了它向外扩张的贪欲，引发了新一轮的侵略行动。

自那之后，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终于在1937年膨胀到了极点。这个野心膨胀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日本侵华的脚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日军在中国抢杀最为卖力；

袁世凯当政时，日本更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8年在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首领张作霖，企图将东北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稍后自天津将溥仪劫持到东北，策动东北三省独立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半年，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袭击中国军队，是为“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同年成立；

1933年1月至5月间，日军占承德，后向长城之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企图夺取华北；

1935年，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河北的冀东22县宣布脱离中央；

1937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招待日本来华的经济考察团；5月6日，日本外相还宣称，日本无独占华北的野心，仅仅数月之后，全面战争便爆发。

纵观那些年，日本对中国的肢解、蚕食从未停止，终于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无需多言。我们应思考的是在强敌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辛亥前后那些年

1937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年份。

自清末以来的历史事实一再教育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所谓个人、家庭的幸福将会是遥不可及。由于晚清以来中国对外的一系列失败，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制度等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开始了病急乱投医的过程，急于从西方世界照搬照抄一切，而未意识到脱离了国情的学习并不是真正的学习。

早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时，美国就有学者认为那时中国模仿美国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不会获得成功。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评价辛亥革命后中国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政治制度时，就曾做过这样的记录，“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批不老练的政治家的失败也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从这些美国学者的评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情论的影子。而1912年后几十年间的历史事实也证明，那时的中国真的是失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在当时的形势下，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最首要的问题是先要能把自己的人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建起一套具备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行动能力的政治制度，而这正是当年的中国所最为欠缺的。

所以孙中山才会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和理想幻灭之后感叹，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这就是当时的国情。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如何能够抵抗团结的日本人的侵略？

1949之后这些年

然而还是这同样的中国人，在1949年后却强有力地组织了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行动能力得到了强化。

这种强化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西方学者给出了另一种判断，虽然不完全客观，但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道路的意义：

“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由于共产党人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大大地加速工业化。而这，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好斗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投以贪婪的目光、即将被瓜分的弱国。”

同样一个国家、同样一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使外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也发生巨大改变，这就说明这条道路走对了，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西方学者的分析清楚说明，综合国力的强弱、高低仍是决定一个国家世界地位的重要标准。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有效，能否把全国的力量充分组织起来，这需要强大的政府能力。

1949年后的中国，终于走出被列强觊觎的阴影，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国家能力治理体系。这其中，有效的政治组织、有效的政治治理是核心。在有了国家统一和稳定、合适的政治制度的保证以及军事力量的保障下，才能够谈到全方位的建设问题，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我们应始终记得，弱国无外交、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仍是今日西方理念下国际外交舞台的主要原则。但这个原则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八大以来，我们又提出了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在对东西方历史和国际关系有深刻理解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中国价值观在国际领域的重要反映。

需要清楚的是，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是在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上取得的。在取得了这样成就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各种理念、观点在世界上才会得到认真的倾听，并有可能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理解。中国也会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坚定地前行。

在2017年7月7日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中国今天的复兴极其不易。中国发展了、强大了并不必然侵略别的国家，中国的繁荣是世界之福！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法国时所讲，“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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