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致命伤：因为迷惘，所以疯狂

闲来没事看看香港新闻，总觉得一帮小年轻时不时就闹腾出点事。这几年，“占中”“暴力狂”“港独分子”等标签，同香港的部分年轻人画上了等号。

上周，4名立法会议员被裁定取消资格，身为90后的罗冠聪赫然在列。去年底就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梁颂恒、游蕙祯，也是30岁上下的小年轻。

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否“无可救药”？刀姐多年关注港台问题，今天打算试着给香港年轻人号号脉。

镜头里的“他们”

从“反高铁”到“旺角暴乱”，香港年轻人的“群体印象”越来越被标签化了。在镜头里，在版面上，他们是这样的“他们”。

▼ 2009年：反高铁

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要兴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遭到部分人士批评抵制。

在这次反高铁抗议中，一批香港80后青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其中。他们选择了一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抗议方式——“苦行”，在2009年底、2010年初，在街上每行26步（代表高铁段有26公里）跪下一次，再起身走26步，每天苦行15小时。年轻的面孔，奇特的方式，一时将反对声音推向高潮。

香港立法会最终表决，通过了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拨款申请。而在立法会外，这些80后搞起了“抗争嘉年华”。

当天在立法会外，有人贩卖“高铁滚蛋”的茶叶蛋、“民主鱼蛋”及“钵普选仔糕”。参与者据称超过万人。

这场反高铁运动像是一个起点，开启了部分香港年轻人关注公共政策、试图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旅程。其中的个别活跃分子组成“青春新势力”冲击政坛，例如现在的立法会议员朱凯廸（主张民主自决），当时就是反高铁运动的一员。

▼ 2012年：“反国教”

针对国情教育的缺失，香港特区政府2010年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为中小学必修课。到了2012年，这一计划要正式推行时在香港引发纷争。有人认为，国民教育是应有之义；也有相当一部分舆论担心学生被“洗脑”。

在这波反国民教育的纷争中，一个中学生团体可谓“一炮打响”，这就是以黄之锋为首的“学民思潮”。

这个由90后组成的社团组织，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反对国民教育，处处冲在反对阵营的第一线，与“反国教大联盟”联合搞“万人大游行”，发起占领政府总部行动，还有几人大搞绝食。召集人黄之锋被视为“反国教”的代言人，受到各路媒体的追访。

“学民思潮”2012年核心成员约50人，义工有约100人，基本全是中学生，他们参与示威、游行，开记者会、摆街站，每次行动，通过网上动员，“分分钟可号召数百人参与”。因为语言、行事激进，有舆论称他们是“香港的红卫兵”。

继“学民思潮”后，香港学联（8所高校学生会组成的学生联会）也加入反国教行列，并发动8000香港大学生罢课反国教。

在巨大的争议声中，特区政府搁置国民教育课程指引。

▼ 2014年：“占领中环”

“占中”的概念最初由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三个中年人提出，但真正发动“占中”的则是以学联和学民思潮（“双学”）为主的青年群体。没错，就是“反国教”风波中的两支“主力军”。

2014年7月2日，“双学”发动、“预演占中”的和平静坐集会。

9月22日-26日，“双学”又发起大罢课。

9月26日晚上10时许，“双学”突然发动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为接下来一连串“公民抗命”行动揭开序幕。，“占中”正式开始。

11月30日晚，“双学”宣布将“占领”行动升级，发动示威者包围政府总部，一度瘫痪龙和道。

在香港主流舆论看来，这场长达79天的“运动”带给香港社会的是巨大创伤和破坏。

▼ 2016年：旺角暴乱

2016年2月8日晚，位于香港九龙区旺角山东街和砵兰街交界地带，一些小贩涉嫌非法经营，与到场执法的特区政府食环署职员发生冲突。

这原本只是正常执法过程中的纠纷。但是，大批所谓“本土派”人士到现场滋事，并冲击在现场调停的警员。有暴徒在旺角多处纵火。事件中有超过130名伤者入院，其中超过90人是警务人员。

香港特区政府将本次事件定性为暴乱。香港法院将本次事件定性为暴动。参与暴乱的一些香港年轻人陆续被判刑。

▼ 2016年：“辱国议员”

10 月12日，香港新一届立法会举行首次会议，“本土派”当选议员梁颂恒（1986年出生）和游蕙祯（1991年出生）在宣誓就职时加入辱国和“港独”字眼，引发轩然大波。 日，逾万名香港市民参加抗议梁、游大游行，网上要求两人道歉并辞职的人数超过100万。

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明确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取消两名“辱国”候任议员的资格，这在香港历史上是第一次。

镜头外的他们

所以，通过上述梳理，是不是让人觉得，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无论是主张，还是行动，看上去都越来越激进，甚至走向暴力。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不时刊登鼓吹“港独”的文章，让外界自然地将“港独”的标签贴向香港年轻人。

而且，当前立法会有多名“本土派”青年议员，其中包括有“港独”倾向的罗冠聪（“香港众志”创党主席，1993年出生，议员资格日前被取消）和郑松泰（“热血公民”主席，1983年出生）。

但是，通过这些人，是否能勾勒出香港年轻人的整体形象？

还记得去年美国大选时的一组对比照片吗？第一张，希拉里被支持者簇拥着，似乎受万人拥戴；第二张，镜头拉开，会发现偌大一个场地，空荡荡，并没有太多人，看上去颇为寂寥。

这告诉我们，想了解真相，不妨把镜头拉大一点。

香港年轻人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处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传媒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个个性鲜明但常常却与现实相去很远的外部世界。因为政治倾向或行业属性（比如热衷冲突）使然，传媒更容易将那些冲突中的青年引入公众视野。

客观说，这些年轻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港青的一些困惑。但是，他们表现出的暴戾、极端，并不为大多数香港青年所接受。

例如，2014年9月，香港被一片“罢课”与“占中”声淹没。外界或许以为，全港学界都支持“罢课”与“占中”。此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谢晓虹（下图）站出来，发表《十问“罢课”为什么》的文章，用非常理性、中肯的语言，提出反对罢课的立场。

至于“港独”这种极端主张，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上月初发布的民调显示， 15岁至24岁间的青少年，只有约15%的受访者支持“港独”，这似乎也不算少了，但是与去年相比，已经大减24个百分点，而反对者则增加17个百分点。

此外，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香港维持“一国两制”，14.7%的受访者支持全面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立峰分析说，年轻人对“港独”的支持率大降，估计是因为近一年香港市民对本土及“港独”的讨论增加，令年轻人有所反思。

“港独”是毒药，很多人都懂，包括青年反对派们也是心知肚明，不敢在这个议题上轻举妄动。

今年年初，黄之锋、罗冠聪、朱凯迪等人，受“时代力量”邀请赴台对谈，在抵台时险些遭黑衣人攻击，黄之锋对此表示，自己从没有主张“港独”，呼吁外界冷静。

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香港年轻人的话语权似乎已被黄之锋等人垄断，本地媒体、舆论场上鲜见公开表达爱国爱港观点的年轻人。为什么？

香港青年交流促进联会创会主席龙子明解释说，反对派在网络上影响力很大，培养了一批“网军”，在网上专门攻击支持爱国爱港的人。如果一个年轻人爱国爱港，要表态，他除了自己做事无可挑剔之外，他的家人也不能有道德瑕疵。如果他的哥哥赌钱、他的姐姐生活作风不是很好，那网络上会把他哥哥姐姐的情况都爆料出来，予以攻击。这样哥哥姐姐就会回去骂这个年轻人。

这种网络暴力，真真切切地发生在香港，许多人对此有所忌惮，宁愿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也许就是香港青年群体被“污名化”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除去那些有着不可告人政治目的的反叛者，大部分香港年轻人还是比较单纯的，他们对国家没有特别的恨，当然，要说有特别多的爱恐怕也不符合现实。总体而言，大概就是因为缺乏了解而“无感”的状态。

那么，普通香港青年的问题在哪？说白了，主要是一种情绪，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

政治上，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青年对于内地的民主与法治存在不少误解。香港青年大多受西方政治文明影响，认同欧美那套三权分立、多党制的民主模式，对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意义和作用反倒并不了解。细想下来，也不奇怪，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缺乏认知而形成的刻板印象。

一名多年从事香港学生赴内地交流的专家对笔者说，在他们的交流团中，有很多学生因为了解了内地的政治制度，开始对民主有了更多元的理解，认可应该找到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

香港青年情绪上的某种愤懑，也来自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压力。近年来，香港社会流行“废青”和“下流青年”的说法。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邵家臻在《时代废青》一书中说，最初“废青”意指自甘堕落的失败者，人人得而诛之。后来得到高登（香港知名网络社区）用户的认同，扩大成自嘲、调侃或是攻击他人的词汇。

“占中”时，有年长者把参与“占中”的青年称为“废青”，结果这激起更多年轻人自诩为废青。前电台DJ陈强在专栏写《废青主义》，将 “废青” 定义为“比较反叛，反权贵，反精英，又向往自由民主的族群”。还有人在脸书上喊出口号——“全世界放弃自己的废青，联合起来！”在邵家臻看来，这是一种文化反击。

所谓“下流青年”，是指香港青年面临“向下流动”趋势，“占中”爆发后，相当多人将社会矛盾归因于“青年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根据香港学者赵永佳和叶仲茵的调查，2001年至2010年，香港青年从事中产职业的百分比下降，其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带来更大的优势，青年人的收入劣势在这十年间有所恶化。再加上香港房价的不断上涨，青年的处境可想而知。内地这些年发展飞速，内地游客蜂拥到香港买房、购物，令香港人的优越感崩塌，香港青年更觉得有危机感。

分清“他们”和他们

显然，黄之锋、罗冠聪还有“梁、游”等人，尽管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但是“他们”绝对代表不了香港青年的主流。

怎么区别对待少数“港独”分子和香港青年群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认为，这些“港独”分子代表了香港在社会分化的矛盾中找不到希望的一批人，他们只是香港年轻人中的少数，不能夸大为普遍的青年现象。同时，作为“一国两制”发展中的新现象，这股势力具有激进性和破坏性，也不能忽视。

田飞龙认为，沉默的青年和“港独”青年之间分享了同样的困境，只不过选择的行为和表达方式不同，二者之间是弹性的。如果政府、社会、教育不能提供疏解的途径，加以有效地引导，“沉默的大多数”就会不断有人剥离出来加入抗议的行动。反过来，如果通过一部分优化措施，把这部分沉默的青年吸收稳定下来，“港独”就会失去“吸引力”。

有关增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此前提出过一个办法——在香港青年18岁时，免费发给他们一个回乡证，证明他们的中国人身份，甚至港府可以免费送他们一张往返广州和香港的火车票，让他们有一个途径去接触祖国。

香港青年在内地交流

国民教育非常重要，要恢复中国历史必修课。但更重要的是，谁来讲，怎么讲？

香港老师普遍对国家存在认识上有偏见，这有历史原因。以前港英政府一直妖魔化中国，让很多港人对国家的认识停留在1949年-1978年那段历史，困在那里，不愿看现在，更不愿看未来。不仅是老师，社工、传媒、宗教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

香港青年交流促进联会创会主席龙子明建议，应该让香港的老师们也去内地看看，学习、参观，放下内心的历史成见。

至于香港青年的发展，确实受制于香港相对比较单一的产业，除了金融，就是旅游、地产，其他没有什么。所以香港年轻人应该把握“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通过参与国家发展来实现自身价值。

“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想明白这个问题，香港青年就有救。如果还是执迷，一切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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