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流血的改革告诉我们，有三大错误不能犯

执笔：胡一刀

120年前的6月11日，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热浪之中。当时大清朝领导人——光绪帝发出了《明定国是》诏，即日起正式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此后的103天里，光绪帝先后发布110道改革诏令，试图推动国家向现代体制全面转型。但是，这场“改革”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还搭上谭嗣同等人性命，光绪帝也因此被废。

它就是“百日维新”，由清王朝主动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它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但留给后世的反思和感慨是深刻的。

书生误国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

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两人此时都是“无官一身轻”：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出去散散心，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

而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大权旁落很久了。

但这两个赋闲之人在北京的小聚，背景是波云诡谲的。开始于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9月21日）被镇压，多人被捕，不少人被砍头示众。

在这些被砍头的“变法维新者”中，有些还跟伊藤博文有过联系。因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榜样，康有为等人竟然想让光绪帝聘请在东京刚换届下岗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导中国改革。

伊藤博文到北京后，与这些“变法维新者”进行了接触，也受到了光绪帝的接见。但是，在“戊戌变法”被镇压的三天后那个夜里，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

他的意思是，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会把国家大厦搞垮。可见，他对维新派充满了轻蔑。

左上为康有为，右上为梁启超，右下为谭嗣同

这些来自草根的维新派，有青春热血和书生意气，突然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急于推进改革。冒进的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变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须贯穿到细微之处。

改革，从来都不只是从纸面理论复制到现实中那么简单。

戊戌年所发生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正是“不改革等死”与“乱改革找死”的分水岭。

为什么说，乱改革找死？受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提速，令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但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

因此，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

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守旧势力

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会损害一些守旧者的利益。如果推动变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势力的能量和意志，那么变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变法”取得成功，关键是革新一派有更强的力量，同时也要采取妥当的措施。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从时称“西亚病夫”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直至朝鲜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压迫下为自强而进行过变法维新的尝试。其中，只有日本获得成功。

明治维新能够较顺利进行，是由于天皇掌握了实权，“尊王”的长州藩等武士集团又拥有压倒德川幕府的军力，同时对旧势力还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牵制沙俄，所以给予了帮助。

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岁的光绪，虽在名义上“主持新政”，决定权却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后操控，皇帝本人从小在在深宫受压抑而缺乏理政经验。

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维新派官员，更多是不知兵也不喑官场之道的文人学士，只能得到国内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情。

那些手握兵权、财权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不同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对那几个一步登天的维新派文人更为不满，关键时刻都不会支持变法。

颁发那么多急躁的变法诏令后，光绪在朝廷内，倒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却成了众望所归。面对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势，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好铤而走险，求助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

拿着光绪帝密诏的谭嗣同到天津找到这个掌握7000军队的北洋枭雄，让他调动新建陆军入京“勤王”，兵围颐和园逼迫慈溪交权。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权衡利害，自然选择了向慈禧的亲信荣禄告密。

慈禧太后迅速赶回城内皇宫，一声令下就以“皇帝生病”为名囚禁了光绪而由自己“亲政”，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问斩，变法中废除的旧制马上全部恢复。

联想到十年前“光绪死因报告会”发布的结论，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已证实，光绪确属砒霜毒杀。这说明不仅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献出头颅，连支持他们的皇帝都付出了生命代价。

群众基础

作为一场由封建皇帝下诏书自上而下推动的“变法”，为什么最后会落到如此结局？从今天来看，一方面大多数人在执行“变法”中的政策时并非真心拥护，而只是敷衍了事；另一方面推行变法的人只追求“改变”，忽略了更多人能从改变中得到什么。

在那个夏天，面对列强要瓜分中华的危境，不甘心当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倚重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幻想进行一场几年内就能强国的变法。

据《戊戌变法史》统计，在这103天内，光绪帝让那几个书生起草并自己审定发出的变法诏令，居然超过 110道，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此间各衙门、各省、各州天天奉诏，可谓历史上下达中央政府文件最密集的时期。

不过，除湖南有些动作外，京官和各处督抚们对落实新法至多停留在口头上，所以事实上只形成一场短命的“口水变法”。

雪片般的“变法”诏令飞来，官员几乎都是观望、延宕，其关键在于提出的新政没能让多少人马上受益，废除旧制立即得罪的人却遍及朝野。

诏令中，“兴办工商、倡新学、建新军”的内容看似美好，却毕竟还是画饼，尤其是广大民众都感到与自己没啥关系。

裁撤大量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考试，裁撤驿站设立邮局等诏令，马上会让大批官员、文人丢掉饭碗和晋升官级的通道。全国几十万绿营官兵，听到裁撤令就知道自己将面临失业，所以多数军营中已是群情汹汹。

此前清廷同意李鸿章等人办“洋务”时，执行新政却不废旧衙门和旧军，顽固派虽有反对之声却还能勉强容忍。

戊戌变法时抛出如此激进的裁汰命令，光绪帝和草拟诏书的康梁等人却没有提出相应的安置办法，必然引发一片哗然。

例如，提出允许过去领“铁杆庄稼”即朝廷供养的旗人自谋生计后，百万过惯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如丧考妣。据目睹者记载，慈禧居住的颐和园外跪满了成群的旗人，呼天抢地般地叫喊：“皇上不要我们了，求太后作主啊！”

所以，戊戌变法在旦夕间轻易被扼杀而毫无抵抗之力，说明维新派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无军队和上层实权者支持，如此岂能不败？

戊戌变法被轻易扑灭，是当年立志改革强国的那些人的历史悲剧。此事反映出当时中国顽固守旧势力的根深蒂固，想以变法撼动他们全无可能，只有靠革命将其打倒。随后也有了孙中山等领导的辛亥革命。

最后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把上至官僚军阀买办、下至土豪劣绅帮会的黑恶势力全部铲除，迎来了“神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间巨变。

历史证明，没有理想和激情就不会有变法和革命，缺乏务实精神又无法成就变法和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往往会刺激人出现冒进情绪。

20世纪的革命中也出现了不少“幼稚病”和盲目求速胜的急性病。后来，得以成功的斗争，恰恰都是注重政策和策略，将创新计划与稳妥落实相结合的成果。

当然，后人不能苛求前人，回首推进戊戌变法的失败者，可称其事可哀，其情可感。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而百年来，居安思危、永怀进取，已经印在中国人的思想里。

感谢徐焰教授和雪珥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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