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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样议论巴黎圣母院,问过雨果吗?

补刀客 补壹刀 2019-04-18

文/李小飞刀


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日记上写到:下雪,买下一大批中国的丝织品,卖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抢来的。15(英镑)360(法郎)。老天呐,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



在后来选入中国语文课本的名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写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我们把平等不偏私称为公正,把相信公正的实现称为理想。然而159年过去,雨果当年期盼的历史的公正依然没有实现。


从今天早晨开始,巴黎圣母院的一场火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一场火。最新的舆论是,对那种把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联系在一起的声音严加批判,他们说,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以历史的名义发泄自己的情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义和团”。



巧了,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是能“混”一块的,还不是别人,就是雨果。


孤独的雨果


我们现在都知道,雨果是世所敬仰的大文豪,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影响了无数人。


我们却很少知道,雨果在世时是不怎么受待见的。曾经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复辟,被迫流亡英吉利海峡中的根西岛19年。


他一生曾为两座人类文明遗产大声疾呼,都不能遂他的心愿:一座是圆明园,一座是巴黎圣母院。


今天巴黎圣母院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跟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那个 “艾丝美拉达”、那个“卡西莫多”有非常大的关系。雨果当年创作这本小说的初衷,也是想批判当时把艺术“视同草芥”的法国人,呼唤人们对历史遗产的重视。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差点被摧毁。教堂被改为“理性神殿”,后来准备改成仓库,门洞上方“国王廊”里的二十八尊以色列和犹太历代国王雕塑,被愤怒群众当做王权的象征,拆下来当废品卖了。圣母院珍宝库被洗劫一空,到处是被移位的雕像和砍了头的雕塑。


为此痛心疾首的雨果,开始了十多年的奔走呼吁,终于在1844年等到了修复计划,然而雨果又发现,负责修复工程的建筑师夹带了许多个人风格,雨果愤怒斥之:“眼看中世纪建筑艺术已落入何人手中,眼看今日涂泥抹灰的庸手如何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叫人痛心”。



当然,这在当时的法国属于“多余的啰嗦”了。


圆明园同样如此。


有中国学者研究,《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实际历史上并不存在巴特勒上尉这个人,创作时间也不是在1865年附近。雨果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去10年,欧洲舆论已经忘记了这场战争之后,依然念念不忘、义愤难平,在整理个人集时特意写作了这一篇并加进去的。


包括,他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对中国的同情、对侵略战争的愤怒。


1870年,拿破仑三世想搞一次投票,确认法国人民支持他的第二帝国,有人询问雨果的态度。雨果回答“反对”,因为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和摧毁巴特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



雨果说,在根西岛流亡期间说的这些话不是他的话,“这只是真理和正义在无限之中永恒而响亮的颤动”,是良心在说话。


正是本着这颗良心,雨果从保护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角度,把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放在同等的天平上,为它们的毁坏痛心疾首,他在为历史的公正疾呼。


但是,雨果在他那个时代又是如此孤独,他为之疾呼的两个遗产,巴黎圣母院面目全非、圆明园化为灰烬。谁都期待公正公理,抽象的道理谁都明白,但要在现实中实现它,又是何等之难。


公正,该如何是好


还是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写道:“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话虽如此,但就当年那些被杀害被强暴的百姓,圆明园无声伫立的残垣断壁而言,他们该恨的是法国、法国殖民者、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呢?


有人肯定会说,当然是殖民者啊,政府和人民要分开。


但就现实当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而言,他们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不一样,他们抽象不了。


刀哥小时候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把刀哥带大的外婆的故事,她说,日本人来的时候,她还是“学生子”,家里的厂房全给日本人的炸弹烧了,她和姐妹躲在鸡圈里。她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日本人的靴子在地上摩擦出的“踢踏、踢踏”声。


她后来一生都瞧不得日本国旗。



我也从朋友那听过完全相反的故事,他说他爷爷抗战时期唯一遇到过的一队日本兵,对他态度一直不错,让他上山砍柴买他的柴火,都会付不少钱,所以他爷爷一直觉得,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坏。


刀哥听完这个朋友的说法,一度很“来气”,但是一想,以当时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国民意识,老爷子是完全根据他的感性认识和经历来判断的,自然狭隘,但也难再说什么。


今天,当很多中国人在塞纳河边沉醉,为巴黎圣母院宏伟的大理石雕、斑斓的彩色玻璃而震撼的时候;也有很多中国人在圆明园大水法的残柱前扼腕、流泪。对人类文明遗产的珍视与喜爱,对文明遭遇破坏的惋惜和愤怒,这种心情是一样的,是可以共通的。



更何况当年的“战利品”并没有“被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中国人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雨果泉下有知,或许没有合眼;历史的伤痕,也没有完全愈合。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宽容与原谅,我们也要宽容那些还不能接受宽容的声音。


历史的审判很难代替现实的审判,抽象的理性很难抵过现实的认识,这是公正与理性实现之难。


因为有这份难度存在,舆论中因此有一点杂音吧,我们也没必要感到羞愧。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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