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嵘均 | 智力劳动与知识价值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摘 要
自达拉斯·斯麦兹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分析“受众商品”的讨论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管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洞见，但是学界对此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并建构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十分必要。具体而言，需要将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时代创新，并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只有运用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才能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的智力劳动与资本增殖矛盾运动的理论发展，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
杨嵘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目 次
一、发现马克思：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商品和劳动议题的提出与争议
二、回到马克思：国内学者对商品和劳动议题的分析
三、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创新
四、智力剥削与智资矛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
五、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的智力劳动与智资矛盾运动
当前，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天然的生产场域，它不仅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抵抗的场域和阶级形成的场域”。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发现，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虽然今天的人们依旧进行劳动生产，但是劳动范式却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型。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否仍然对这种劳动转型具有解释效力呢？如果有，那么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解释力？如果具有不完全的解释力，那么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转型？进一步，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来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智力剥削与资本增殖矛盾运动的规律呢？再进一步，我们又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并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呢？本文旨在研究上述问题，并尝试着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建构知识价值理论，希冀有助于学界开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境界。
一、发现马克思：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
商品和劳动议题的提出与争议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传播活动中商品和劳动议题展开的探讨，最早可以回溯到两位学术领袖的研究。一位是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另一位是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他们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麦兹以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物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受众商品”理论。在斯麦兹看来，广播和电视提供的节目是用来吸引受众的“免费午餐”，它们不构成大众传播系统真正的商品，而真正的商品是受众的注意力。斯麦兹将其称之为“受众力” （Audience Power）。广告商购买受众的“受众力”，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受众对某一品牌的忠诚度，从而实现对这一品牌的消费。这就是“受众商品”理论。这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试图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传播产业发挥了何种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抛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即“传播这一行为，在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大众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以下简称《盲点》）一文中，斯麦兹开篇便指出： “本文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忽视了大众传播系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一观点，试图开启一场讨论，并非做一个定论。”确实，《盲点》一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多学者发文回应。其中，英国学者默多克（Graham Murdock）率先提出批评，认为在《盲点》一文中，斯麦兹过分强调对大众传播系统进行经济分析，从而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这种分析本质上是“以另外一种盲点和偏见代替之前的盲点与偏见”。紧随其后，利文特（Bill Livant）、贾利（Sut Jhally）、米汉（Eileen R.Meehan）相继发文参与讨论。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受众商品”这一概念的分析和完善上。利文特认为，默多克忽视了“受众商品”这一概念具有的重要价值；在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当中的确存在盲点，但盲点并非是未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大众传媒系统，而是“以非历史的概念描述受众”。与默多克观点不同，利文特认为“受众商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形式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得到充分发展。贾利则从“受众劳动”的角度探讨了“受众商品”，他认为，“市场营销和消费过程中的受众劳动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证实”，为此，他从劳动的角度去分析了“受众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贾利和利文特共同撰写的《观看即工作：受众意识的维持》一文中，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受众劳动”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商业媒体的操持下，受众的观看活动拥有了特定的社会形式：成为商品。在他们看来，受众的观看行为是特殊的劳动力商品，大众传播系统将受众的观看时间出售给广告商。然而，米汉认为，大众传播的商品的形式“既非文化商品，也不是受众商品，而是由收视率构成”的。实际上，在斯麦兹发起“盲点问题”的讨论之时，资本主义主要的传播形式是还是电视、广播等，尚未发展出如今天这般庞大、复杂、交互的网络传播系统。总之，随着传媒方式的变化，关于“盲点”问题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而斯麦兹的分析似乎印证了数字时代的传播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麦兹以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对数字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分析时，或多或少都是在同斯麦兹进行对话。
相较于斯麦兹从理论基础上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赫伯特·席勒则开启了信息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席勒认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没有一个文化空间可以存在于商业网之外”，通过军事、工业、传播与娱乐的联合，美国强大的传播机构与系统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赫伯特·席勒对美国文化传播霸权富有见地的分析直接影响了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丹·席勒认为互联网正在将资本主义推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发展阶段，“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 “资本主义正在转向数字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已然成为今天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丹·席勒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回到“劳动”的概念去讨论人类传播活动，因为只有在劳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先要有‘劳动’的存在，‘传播’才能自由地为人类巨大而面向广泛的符号互动潜力，划清畛域”。为此，他主张： “劳动”若要与“传播”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则应当摆脱“劳心”（intellectual）与“劳力”（manual）的二元对立，以“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ur）作为传播研究的起点。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丹·席勒试图将经济视角与文化研究的视角结合起来。他的这一努力，为后来的学者分析传播领域的劳动问题开启了智识。
随着大众传媒进入互联网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很大发展。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致力于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进行构建。他对学科轮廓进行了勾勒，并且大致描绘了其理论架构。莫斯可关注到，劳动议题将会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 “阐明传播与文化如何成为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相互构建，以及传播与信息如何成为社会活动的辩证实例。”在莫斯可研究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传播领域的“劳动”议题展开了积极探索。如果说在斯麦兹所处时代“受众劳动”还是作为一种隐喻而存在的话，那么到了当今互联网与大众传媒互渗互融的时代，福克斯则是能够直接观察到“受众劳动”的现实形态。在《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一文中，福克斯从阶级的角度提出了“知识劳工”（Knowledge Labor）的概念，他认为“在信息资本主义中，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知识劳工指的是那些“生产和分配信息、传播、社会关系、情感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劳工”。福克斯认为，知识劳工是构成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此后，他又将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应用于关于“数字劳动”的分析论证中。福克斯认为互联网用户所进行的“数字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动，既包括硬件设备的生产、传播内容的生产、软件的生产，也包括“产消者”（Prosume） 的生产，因而，在福克斯看来，用户数据构成了互联网平台所需的商品，为获取数据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在此前提下，福克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来解释信息时代的数字劳动，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用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详细分析数字劳动的价值生产以及如何实现资本的增殖过程。尽管这一理论工作也受到西方学界诸多质疑，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丹·席勒研究的基础上，上述的观点拓宽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劳动议题的研究视野。同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对于国内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回到马克思：
国内学者对商品和劳动议题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中国大众传播系统飞速发展，学界也不得不面对大众传播系统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这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媒介环境和现实基础。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商品和劳动议题，国内学界在译介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不懈的探索。总体而言，学者们主张要回到马克思，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并建构中国大众传播系统的话语体系。
最早介绍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是郭镇之教授。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一文中，她系统地介绍了斯麦兹的学术研究，认为“‘受众商品论’深刻地揭示了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某种本质，但仅仅是一个方面——经济的本质”。刘晓红教授着重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认为“政治经济学也应该从文化研究中获得启示，不要忽视人的主体性，片面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避免掉入简化主义或机械决定论的泥沼中”。曹晋和赵月枝两位学者也较为详细地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前沿论题，并根据中国的发展情势预言：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在国家对传播产业的改革逐步深化，电视、手机与网络信息等新媒介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的情景下”，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会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学界的研究热度不断攀升，他们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陈世华教授则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话语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跨学科的取向一直植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因之中”。当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要坚持跨学科的视角，还要把握自身的研究主题。此外，冯建三、胡正荣、周延云、杨嵘均、吴畅畅、黄炎宁、姚建华、汪金汉等陆续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译介到国内。正是在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国内学界得以系统地探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洞见，并不断推动着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
在“受众商品”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劳动议题上，学者们对源于斯麦兹关于“受众商品”的相关理论以及“受众劳动”的形式、“受众劳动”是否生产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产生兴趣。其中，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汪金汉主张在分析传播研究的劳动议题时“有必要抓住‘劳动’这个根本，避开劳动的形式问题，而从理论层面去理解劳动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论逻辑”。鲍静和裘杰认为，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劳动”争论的核心议题依然是“受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并认为“受众劳动”的生产性体现在：作为具体劳动，“受众劳动”也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当“使用价值在未被价值关系渗透之前，不具有交换价值，不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而一旦拥有价值属性，无论是非物质的还是物质的劳动都将成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数字劳动相关议题展开研究。这一方向的研究，主要以评述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以及如何以数字劳动实践发展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主。比如，燕连福等认为，福克斯数字劳动问题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蔡润芳详细分析了Web2.0时代数字劳动的生产逻辑，认为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分析“受众劳动”的价值生产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受众劳动论’媒介批判的理论之基础就在于能够论证受众劳动具有生产性”。然而，也有学者对福克斯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其中，周延云、王佳亮认为，福克斯以劳动价值理论分析数字劳动固然可取，但在分析过程中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重建劳动价值理论“必然使得以‘绝对精神’辩证法建构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内容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同样，在肯定了福克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数字劳动分析这一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夏玉凡批评福克斯未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界定，而是错误地认为受众生产的个人行为和数据成为商品，而事实上，“互联网用户的个人数据必须通过相应的算法和后台程序处理打包变成商品之后，才能出售给广告商”。因此，从事互联网数据收集、管理、分析的程序员才是数据商品的生产者。对此，陆茸也持有相同观点。陆茸认为，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有待商榷，在他看来，用户活动产生的数据杂乱无章，并不具备价值，只有经过处理分析后这些数据才具有使用价值。因此，“数据商品的价值源于互联网平台雇佣的数据工程师处理数据而付出的劳动”。
那么，在信息时代，数字劳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呢？吴欢、卢黎歌认为，“数字劳动其本质是将物理世界一切数字、文本、影像等符号化数据信息进行量化和相关性分析，内涵着数字化经济和劳动价值论的内核，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和研究范畴”。而黄再胜认为，数字劳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挑战，只有“沿袭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思想，将以社交媒体平台在线用户活动为代表的数字劳动视作生产性劳动的一种新形态”，才能正确认识数字劳动价值生产的本质。
此外，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蓝江教授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来分析数字资主义的内在逻辑，他认为，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其中，资本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一般数据成为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蓝江认为： “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进行存在论批判，将数字技术和数据拒之门外。”而邱林川则通过考察富士康“血汗工厂”中工人状况以及在网络上冲浪的数字劳工，提出用“i奴”的概念来说明数字资本主义对互联网劳工的剥削和异化。为此，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遮蔽了资本主义真实的社会关系，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解蔽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数字资本主义中存在的数字剥削机制，才能揭示“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性劳动……数字资本从未改变资本增殖的本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消除。
综合国内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来看，无论是对“受众商品”的讨论，还是对数字劳动的批判，都暗含着一个主题，即：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劳动的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变。毋庸讳言，资本对工人体力劳动的剥削已经无法解释今天资本增殖背后的巨大价值来源，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劳动范式的转型并不意味着资本历史本质的变化，也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历史本质和地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们已经意识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框架，可以作为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议题的有力理论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理论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用以揭示资本增殖的价值源泉本质上是来源于资本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才导致人类生产、生活、生存方式的巨大改变。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这种转变称为“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的席卷之下，人们“对世界的体会、认知和领会世事的能力都会产生革命性的转变”。既然“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那么，在信息时代传播领域的劳动如何体现价值？它们又是如何成为资本增殖的筹码？资本对于传播具有哪些权力？这些问题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正如歌德所言：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如果不对理论进行发展，就不足以解释信息时代资本积累之价值来源，也无法体现出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事实上，无论是斯麦兹所言的“受众商品”还是用户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商品，在本质上都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物；它们的劳动并非发生在生产领域，而是在商品的流通领域发挥着营销的职能。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文认为，它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因而本文尝试着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建构知识价值理论，以求有助于学界同仁开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境界。
三、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创新
很久之前，人们就意识到“作为有目的行动的劳动，是由智力指导的，是人类的特别产物”。可以说，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劳动中都包含着体力与智力两个因素。然而，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地位却是不同的。在中国，孟子曾提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同样，在西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即：一个城邦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劳力者与劳心者各行其是。这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术语来说就是“分工”，而正是“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由此可见，“劳力”与“劳心”的分工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因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丹·席勒却在理论上忽视这一事实，企图通过“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消解“劳力”与“劳心”的差异，因而其最终的理论批判就只能将“批判的锋芒转向了虚无”。为此，本文将努力避开丹·席勒的理论陷阱——要使劳动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关键不在于取消“劳力”与“劳心”的差异性，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实现劳动范式的转换，从而建立起二者的联系。
唯物史观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然而，“劳动不仅是物理的生产或形体的劳役，劳动更是人这个物种的特殊能力，是人自我活动的能力，因此，言谈与思索、行动与活力都是劳动所不能缺少的部分”。在我们远古的祖先那里，劳动中的智力因素与体力因素差别并不是很大，它们在很长时间里交织在一起。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首先在大脑中进行构思，然后为此采取一定的行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提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逐步实现了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当社会上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已经比较明显的时候，智力劳动才能够真正脱离体力劳动而具有独立的社会存在形式，例如巫术、祭祀、卜筮等成为专门的职业。由此可以推断，智力劳动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的应用虽然使劳动中“物理的生产或形体的劳役”部分地由机器去代替完成，但是智力劳动不可能完全让渡给机器，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专属于人的劳动，因而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为此，马克思指出：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这一论断表明，智力劳动控制和引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上，对于这种发展趋势密尔也有所认识： “由于我们对外部物体所能产生的作用，是与我们对它们的知识成比例的，因此，任何时期的知识状态是其可能的工业进步的限制条件；而且工业进步必定紧随而且依靠知识的进步。”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也证实了这一看法，认为“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并将以理论知识的集中与汇编作为社会的中轴。如果密尔、马克思、贝尔的观点是有预见的，或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由于知识的积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体力劳动范式向智力劳动范式的转型。未来的社会，二者将互相渗透，并将逐步形成互融互促的劳动样态。就此意义而言，正确认识智力劳动便已经成为今天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智力劳动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呢？让我们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去寻找答案。
马克思是通过把人类劳动进行抽象而得到劳动力的概念的，即“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显然，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既包括体力劳动的耗费，也包括脑力劳动的耗费。在一般意义上，智力劳动其实就是脑力劳动，它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具体表现为运用人类知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或满足人类特定需要的过程。因此，从劳动过程来看，与体力劳动相对，智力劳动所强调的仍然是劳动中人的脑力的损耗；而从劳动结果来看，智力劳动所强调的是为人类创造的价值，而且相比体力劳动，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大得多，其影响也深远得多。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对于智力劳动的理解都是一样的。譬如，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就曾以“非物质劳动”涵括智力劳动，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显然，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语境中，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仿佛超脱了生产关系的束缚，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来进行自己情感的、知识的或是文化的生产。在这里，我们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实际上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物质劳动的控制作用。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无论是现在的“网红经济”还是“饭圈文化”，或者其他样式的智力劳动或者知识经济，只要这种劳动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无孔不入地将其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为此，对智力劳动的考察，首先必须限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因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由此，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商品的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通过将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商品化，资本家可以实现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这也就构成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起始于对商品的考察。那么，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是什么构成了智力劳动的商品呢？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将劳动力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在智力劳动中，“纯粹的智力具有隐士般的、不显眼的特征”。由此，智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属性与资本进行交换，它是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资本将“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如果从具体劳动的角度看，医生、律师、教士等职业并不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但是他们的劳动是运用自身掌握的人类知识去满足他人需要的，因而是一种有用劳动；而如果从抽象劳动的角度看，他们的劳动过程伴随着人类劳动力的损耗，只不过与体力劳动相比较，他们的脑力损耗是占主导的。如此，从表面上来看，智力劳动似乎脱离了物质基础。其实不然。因为，归根结底，智力劳动还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劳动，其主要体现在智力劳动具有生产性。这里所谓“生产性”，并不是指智力劳动生产一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性，即“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智力劳动如何生产资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并非天然形成，只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货币、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才会转化为资本。当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时，它意味着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在智力劳动以雇佣劳动的形式为资本工作时，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它都是在为资本进行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智力劳动在进行资本生产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因此，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这表明，在不同生产条件下，资本具有不同的形式，体现为不同的社会关系。
今天，在知识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我们看到，知识不仅是智力劳动的基础，也是智力劳动的成果；知识不仅成为一种生产要素，更是一种可以实现增殖的资本。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具有依附性，它并不能以独立的形式参与到生产中，而必须与劳动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由于知识具有依附性，所以以知识生产与运用为内容的智力劳动也必然具有依附性。知识只有在智力劳动被雇佣的过程中，才能够不断地被转化为资本。此外，知识和智力劳动还具有社会性。显然，人在进行智力劳动时依靠的是他通过学习和积累的知识，但无论是通过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获得的知识都不会凭空产生，它们都是社会的产物，也是教育培训的结果——从事智力劳动的劳动者，为了“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由此可见，智力劳动并不是脱离物质基础的精神活动，而是现实地参与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亦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智力劳动只有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才能够现实地参与到资本增值的生产性劳动当中，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创造价值。由此，智力劳动的二重性，便体现在了智力劳动的过程中：在具体劳动方面，它体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智力/知识因素去实现某种需要；而在抽象劳动方面，它体现为劳动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耗，其中以脑力消耗为主。所以，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一种特殊品质，智力劳动的价值就凝结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中。
现在回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如果我们要回答“传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挥何种作用”以及“传播领域中劳动的价值如何体现”等问题，那么就不得不回到人类传播活动之初。从传播史角度来看，从“口口相传”“结绳记事”到“文以载道”再到今天的“大数据分析”，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这样一种规律：因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在劳动中不断创造出各种符号系统作为媒介来描绘他们直接生活的物质世界。因此，在卡西尔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符号活动能力”。事实上，人类知识、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形成，因为“人类知识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号化的知识”。而符号化的知识，只有经过传播才能被社会群体广泛接受，才能普遍地与劳动相结合，并进而实现对客观世界有目的的改造。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传播活动本身就属于一种智力劳动。事实上，“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由此可见，在人类的文明之初，传播作为一种智力劳动便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历史中发挥着延续人类文明的作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人类的传播活动更是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电报、计算机等人类智力产物成为交往的工具，就足以证明“现代交往手段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创造能力和人的智力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传播活动以及传媒领域的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受众和资本的关系。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资本的所有者就需要通过传播活动或者大众传媒将其所生产的商品推销出去，而为了推销商品，就需要创造大量的社会需求——尽管这种社会需求很多时候是虚假的需求。而这就需要通过诸如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的广告等创造大量的“受众商品”和“受众劳动”。这时候，“观看即工作”便成为现实的活动： “观看成为工作既是一个真实的经济过程，一个价值生产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隐喻（即经济整体创造价值的表现）。”对于广告商来说，让受众在特定时间看到特定产品的广告，他们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但是，对于支持广告商的商品生产者来说，受众观看并不是他们最终目的，因为观看行为并不能产生任何经济上的收益；商品生产商的最终目的，是让受众在观看过程中形成消费的欲望，并最终“花费他们的收入去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想方设法让“受众”成功地转变为消费者，“受众商品”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及其增殖。换句话说，“受众商品”的价值并不是体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受众”具有价值，而是体现在“受众”同时也是潜在的消费者。通过消费，“受众”便能够实现资本流通的最后一环。但是，由于“受众商品”是否被有效使用难以直接进行观察，所以在市场中便出现了专门从事受众行为研究的部门。这些部门通过对受众行为的收集以及分析，“以受众商品成员受广告和编辑内容影响下的行为作为市场的研究对象”，并最终形成量化的数据呈现给商品生产商，这些数据就是“收视率”。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米汉认为收视率构成了大众传播的商品形式。
在网络信息时代，以上过程变得更加简洁。互联网以平台的形式将受众聚集在一起，这为收集、提取信息提供了便捷。平台是“将不同用户集在一起的中介，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通常，这些平台还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在网络平台中，这些受众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用户”。通过相应的数字设备，“用户”以“虚体”的形式登录到网络平台中，成为千万互联网用户的一员。在本质上，“虚体”是物理空间的个人在网络空间的投影，而“虚体”的个人在网络空间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将个人信息以数据的形式记录到平台后台。之后，平台通过收集、分析、提取将用户的个人数据转化为“一般数据”，而“一般数据”作为价值的稳定载体，可以将一切有利于资本增殖的个人信息包含在其中，供平台无偿使用。如果从现代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大大消除了生产者（这里指生产企业或者个体生产商等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然，其功用并不限于此。
总之，综合来看，无论是享受“免费午餐”的受众，还是获得平台服务的用户，劳动在这里只能作为一种隐喻存在，它象征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人的智力分析，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能够被提取出并为资本赖以生产而提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能通过“免费午餐”或是平台服务实现商品化。随着信息技术在生活中日益渗透，整个社会仿佛变成了一个数据生产的工厂，不仅“人的再生产过程也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生命与劳动混沌不分，一切生命时间都要成为劳动时间，一切生命活动或社会活动都要成为劳动”；而且，在这个工厂中，网络平台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而一个个用户就成为了数字劳工，他们所生产的包含着个人信息的一般数据被资本无偿占用。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用户生产一般数据，只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因为一般数据只以“原材料”的形式存在，而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就需要网络平台组织专业部门来收集、加工、分析等。因此，在整个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受众”或者说用户生产的只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数据，而只有对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分析、提取等才能产生数据的使用价值。由此可见，只有数据生产者和平台企业二者相结合，才能共同构成“大数据社会条件下以数据信息等智力成果为基础的无形资产”。然而，不管怎样，这些“无形资产”的背后，体现的却是智力劳动的结晶。下面，我们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立场，来揭示智力剥削和智资矛盾的规律。
四、智力剥削与智资矛盾：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事实上，针对当今传媒领域的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立场，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上文所论述的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会不会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呢？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范式向着以智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范式转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新的样态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将其投入到生产中，从而实现资本增殖。在雇佣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其二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工人劳动形成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占有者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并以此实现对工人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延长工作时间，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二是提高社会生产率，实现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对于前一种，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在这种形式下，劳动过程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支配。但是，延长工作时间必然会受到人体生理条件的限制，也会导致工人的反抗。因此，为了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将目光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为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于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了，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这一过程则被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经历了从“形式上的从属”到“实际上的从属”的转变。但是，科学技术参与到生产当中并未改变资本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的规律，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只不过是使资本更加深入地剥削劳动者。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马克思的分析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种基本形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前两种形式中，工人的劳动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完成，工人掌握劳动技能和经验，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到了机器大工业，机器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劳动进一步被“拆成若干部分，交给工人分别承担，整个劳动过程就不再是任何单个工人的活动范围了”。由此，工人被降低为生产工具，不再掌控完整的劳动过程，而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技术应用而导致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提出：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生产特征则更加直观、更加显明。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劳动范式发生转变。在信息与数字媒介的参与下，人类劳动虽然仍然离不开一定的体力消耗，但是由于信息社会中的许多工作都是依靠计算机完成的，一旦脱离计算机，劳动者甚至无法从事普通的劳动。当体力劳动范式发生向智力劳动范式的转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形式也随之发生转变。那么，剥削方式发生了何种转变呢？如我们所知，当前的互联网企业中存在着“加班文化”“996工作制”等，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但是总体而言，今天我们的整个“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也就是说，新型传播工具的商业化使得资本家拥有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成为可能，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霸权。而作为剥削的新形式，这一霸权构成了对个人生活的支配（Domination）。哈特和奈格里基于非物质劳动概念将这种剥削称之为“生命政治的剥削” （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他们认为在非物质劳动的范式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已经过时，因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并不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是以知识、情感、信息等非物质为内容，这些产品无法以劳动时间衡量。也就是说，在非物质劳动中不存在剩余生产，那么就更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因为“工业没有生产剩余物——除了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埋藏在伟大生活中的价值超越于标准之上的原因。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才智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将不会有剩余物，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着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过量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的身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因此，对生命政治的剥削，实际上，就是指“资本对非物质劳动过程即生命政治的劳动过程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占有或剥夺”。我们看到，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立场来看，哈特和奈格里显然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影响，因而他们所构建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就必然会忽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即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没能完整理解“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对生命政治的剥削也不过是资本为了实现增殖的方式。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立场上，我们在分析资本剥削劳动与支配个人生活时，依然需要坚持运用资本的批判逻辑，而不是哈特和奈格里所理解的“非物质劳动成果越出了资本所能控制的程度”。
事实上，支配与剥削的概念内涵是有所不同的。支配，其实并不以直接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它体现的是“社会内部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一些人命令，而另一些人服从”。在传播领域中，它表现为：一些人传播，而另一些人观看。这形成了传播领域的权力关系。在福柯看来，话语不是随意出现的，它是受到控制并且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生产的——“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的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而且，“话语不仅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更重要的是在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套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福柯的理论，传播是被构建起来，并且，在传播领域，规定传播内容则是掌握话语权力的具体体现。事实上，今天的各类报纸、电视台、互联网平台等都掌握在大型传媒公司手中。它们以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掌握大量媒介资源。在传播过程中，它们会通过有意识地筛选内容来实现对受众行为的暗中操控。那么，为何传媒公司会具有这样的权力？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即讯息，因为是媒介对人的协作与活动的尺度和形态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由此，掌握传播媒介的传媒企业，就自然地拥有控制“受众”生活的权力。德波以一种更加抽象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控制传播的权力，他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景观的积聚”。在德波看来，景观的生产与资本紧密相连，个人生产和消费都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景观让活着的人们服从于它，原因是经济已经将人们完全降服”。然而，媒介技术的发展，则为景观的积聚提供了智力支撑，“在其种种独特的形式下，如新闻或宣传、广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费，景观构成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正因如此，迈克尔·帕仑蒂认为，“只有媒体的老板和经营者们能决定哪些人、哪些故事和新闻、哪些观点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此，如果我们认真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透过传播的权力，我们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都已经被规划好，我们的消费早已被各类传播媒介支配： “我们一提到篮球首先会联想到NBA，在看电影的时候会选择好莱坞的大片，一提到吃快餐就要去肯德基、麦当劳。”上述表明，传播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通过传播的权力，资本在更深层次上为社会塑形。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理所当然应该是“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那么，这种权力关系对个人的支配是如何体现的呢？
考察信息时代资本对人的支配，我们必须回归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当中。在信息时代，人们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各种美妙体验，殊不知互联网的馈赠，其实在暗中早已被资本标好了价码。互联网平台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免费的数字劳工。我们在网上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而“对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因为受到了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其目的是实现对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掌控”。因此，平台收集、使用数据首先是为满足商业和政治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平台要求个人成为它的用户。然而，这是一次交换。因为个人只有用自己的信息与网络平台交换，才能换取用户的身份。当然，资本在任何时候都会试图控制消费者，以期“最终取得‘自然’的地位，成为理所当然的产品提供者”。在成为用户后，人们在网络中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下来，形成数据。网络平台则根据数据去提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用户推送感兴趣商品的广告，目的在于刺激他们消费的欲望。也就是说，网络平台通过控制传播内容支配个人消费。当前，随着自媒体平台兴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播、up主、博主，并在各类自媒体平台中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传播自己的观点，这是否意味着用户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传播的权力？
曼纽尔·卡斯特将上述这些传播形式称为“大众自传播”，而将这些用户称之为“创造性的受众”。表面上看，在传播过程中，创造性的受众中似乎“能够更深刻地参与到文化、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去，甚至能获得一定的控制权”，甚至，“随着大众传播中信息来源的多样化，观众在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同时，选择范围有所增加，也可以利用媒体提供的新机会来表达其偏好”，他们中的部分用户在网络中也可以通过自我包装、自我展示等方式来获取了更高的关注度，成为所谓的“网红”。然而，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便会找上门来：商家正是看中了他们的“粉丝”量（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些“粉丝”其实就是“受众”），让他们在分享观点时有意识地打广告、推销商品。典型的如各类直播平台兴起时所发展出的“直播带货”营销模式，而“网红生产”甚至成为一门产业，并由此出现了一种经济的新业态——“网红经济”。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深究“网红经济”背后的原因，而是想说明资本在当前传媒领域的作用。数字平台“依赖于‘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人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正因为这一点，它们会尽可能培养更多种类的主播，吸引不同类型的受众。而对于网红、主播而言，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用户，而是成为被资本雇佣的数字劳工，并承担着资本赋予的营销功能，而这便为资本的剥削打开了间隙。事实上，一旦这些用户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受到资本剥削那就不言而喻了。综上，技术的延伸并未带来权力的扩展，“大众自传播”也并未逃出资本的掌控，反而被资本纳入实现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即流通领域。无论是用户在网络上产生的数据被平台无偿占用，还是“网红”、主播的直播营销，他们的劳动都成为了资本增殖的筹码。显然，他们不同于工厂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并不参与到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但是作为劳动力商品，他们是在商品的流通和消费领域发挥作用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主要考察的是生产领域，揭示的是资本通过雇佣劳动形式而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几乎没有涉及流通领域。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受众的劳动并不生产出实际的商品，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在这里也变得模糊，这样就导致商品价值量无法确定。因此，如果以劳动价值理论去考察流通领域的劳动，就会显得不太合适了。正如前文分析，在信息时代，劳动发生转型的明显特征是脑力劳动逐渐成为劳动的主要方面，而知识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物质文明的每一次巨大进步总是以知识上的进步为先导；而且，当任何重大的社会变化，或者以逐渐发展，或者以突然冲突的方式发生时，在观点或社会的思维模式上必然发生了作为其先导的巨大变化”。物质文明如此，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此而言，本文拟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新的价值理论——知识价值论，以解释今天传播对于价值增殖产生倍增效果的社会事实。
五、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的
智力劳动与智资矛盾运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雇佣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被生产，但对资本家来说，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只有实现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化，劳动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这就必须通过流通领域，也即，商品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只有商品被卖出去了，再生产的过程才真正结束了，资本才占有了剩余价值。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也就是说，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包含了两个过程：首先，在生产领域。工人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家产生了剩余价值。其次，在流通领域。通过商品出售，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早已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为前提的，而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规模的销售。那么，流通领域的劳动对于资本增殖发挥着何种作用呢？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 “如果说劳动时间表现为设定价值的活动，那么资本流通时间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因此，资本总是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时间消灭空间”。为了实现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然而，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马克思曾以“惊险的跳跃”来比喻商品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显然，商品生产者不满足于生产的不确定性，不希望自己面对“惊险的跳跃”，因而，“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生产满足消费者所需的商品，或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本家便想尽办法宣传和兜售他们的商品。这就需要诸如广告等的促销活动或者传播活动，也便诞生了传播商品。而“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以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这样，商品生产者就大量雇佣有才干的传播领域的从业者，而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事实上不是在进行物质生产，而是在进行文化工作，是运用其自身知识从事设计、包装、营销等脑力工作，目的在于减少资本的流通时间，快速销售生产的商品以便快速地实现资本增殖。那么，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智力劳动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呢？
如果结合鲍德里亚提出的“消费社会”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了。鲍德里亚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他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之中惊人的消费以及物的丰盛，仍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制约它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价值交换规律”。但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试图“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为此，他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命名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看来，在“‘消费’的社会学分析中，基础性的假设并不是与需求有关的使用价值，而是象征性交换价值、社会回馈的价值、竞争的价值以及阶级区分的价值”，而所有这些价值则体现为一种“符号价值”。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符号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使用价值早已不再存在于体系之中”。由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由经济交换价值转化为了符号交换价值，这是因为： “物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由上，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的分析，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产生了分野。在马克思看来： “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价值形成与人类劳动密不可分。然而，鲍德里亚却通过符号将价值变成了一种“无指涉的结构性价值”。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符号价值普遍化，从而使自己的分析陷入唯心主义。事实上，在传播过程中，符号化商品的价值远大于其实际存在的价值。通过广告宣传，产品的流通时间大大降低；只要一件商品的广告足够吸引眼球，商品就能在瞬间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于消费者的心里，还有什么方式比广告宣传更能降低流通时间呢？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就被其符号价值遮蔽了。正因为以符号形式而存在的广告等具有这种功能，所以鲍德里亚在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中放逐了使用价值，并提出以符号价值取代交换关系中使用价值的观点。然而，符号价值并非跳出了商品的二因素，而是其本身就存在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种对立的价值中。那么，商品的符号价值与其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之间具有何种联系呢？
首先，当工厂中的工人完成商品的生产后，他们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当中。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商品生产领域已经完成。但是，为了将这些商品卖出去，商品所有者还需要雇佣专业的传媒工作者对这些生产出的商品进行包装、营销。而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传媒工作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创意为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赋予文化内涵，使商品不仅仅是商品，同时还是一个个跳跃着的文化符号。当某品牌的白酒生产商，通过广告将雨果的诗歌“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男人的情怀”与他们的产品联系在一起时，消费者在宴请时所联想到的就不仅仅是喝酒这一活动，同时还能通过喝酒体现他们的情怀。如此，文化符号就巧妙地和商品融合到一起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层面，它是由从低到高的阶梯结构而构成的。如果说对必需品的消费构成了人的最低层次的需求，那么对特定品牌商品的消费，无疑是为了满足人类更高级的需要。就拿白酒的广告为例，当饮用该品牌的白酒时，我们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因此，符号价值本身也是一种使用价值，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只不过这种需要是由广告商创造出来的，同时通过消费此种商品而得到的满足。
其次，当符号被生产出来之后，还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因为“符号是集体意识的产物，符号消费不是自娱自乐的行为，而是既为自己又为别人（社会）的消费行为”。当大众传媒让各式各样的“网红”、明星等人频频出镜并展示他们符号化的生活方式时，对大众来说，他们就发挥了引导消费的作用。因为，这些“网红名人大多来自草根平民阶层，网络中他们具有个人生活化的内容更容易感染与打动观众，引起公众的共鸣，网红自身的价值观念也更容易传导给公众”。然而，正是通过他们将这些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展示出来，商品的品牌作为最直观的符号就被社会所认可。因此，“商品符号价值形成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营销传播工具的生产而获得”。
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符号价值也概莫能例外。但符号价值并不是与商品一同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在生产领域产生的，而是在流通和消费领域产生的；而且，符号价值也并非由一般的物质生产劳动所生产，而是由营销、策划人员等以他们的知识为基础，通过智力劳动在符号与商品之间建立起的意指关系而生产出来的，并通过传播活动让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因此，构建以智力劳动为基础的知识价值论来解释今天传播行业的传播价值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构建知识价值论时，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知识价值论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不能脱离劳动价值论而空谈知识价值论。这是因为：劳动始终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里，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即劳力），也包括脑力劳动（即智力），它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有机统一。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商品流通，更没有消费实践。剩余价值只能是由劳动者生产，而且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彰显其劳动产品的价值。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知识价值论就失去了其解释效力。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智力劳动也是劳动，是具有其独特本质的劳动，既与体力劳动相区别，又离不开体力劳动。因此，只有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智力劳动与知识价值论的双重构建，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以及唯物史观新境界。但是，正如马克思告诫我们的，我们不能忽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不能忘记资本的本质： “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资本家被看成这样一种人，他只关心一定产品（他靠出卖他的商品来占有这些产品）的消费，而不关心预先存在的价值、购买力本身、抽象财富本身的增加。”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论是人类的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都是资本增殖剥削的对象；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被消除、当资本被消灭的时候，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才可以被消灭，进而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的智力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也才可以被消灭。
结 语
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仍然是我国当前及今后很长时间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不仅带来了更加强大的生产力，而且同时也蕴含着生产关系变革的潜力。为此，如何正确认识数字劳动以及数字劳动产生的庞大价值，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就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源于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确可以给予我们启迪。
事实上，我们国家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将数据列为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相并列的第五类生产要素。然而，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却忽视了传播这一行为背后的知识因素以及智力劳动。这是因为，传播行为和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其本身就是人类智力劳动的具体形式以及人类知识价值的具体体现。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人类一方面通过构建各类符号以实现文明的演进与更迭，而这一演进与更迭的根本动力，则在于人类运用已有的知识积累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智力劳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认知技术和传播工具的诞生和发展，又进一步将人类的认识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进而推动人类的知识更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我们看到，通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等的处理与分析，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的杂糅数据，都可以被提取出供社会生产借鉴的有用信息，以减少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分配等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给人们所造成的盲目性，而当这些信息凝聚在一起的时候，通过人类实践反复检验后就会最终形成知识，这些知识便逻辑地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智力生产力。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传播方式的升级，人类智力水平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人类社会的知识范围也会得到极大的拓展，由此而导致知识因素及其价值在人类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极大提升，而智力劳动则逐步演化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进一步，如果以历史的眼光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突飞猛进和传播方式的更新迭代交织在一起的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由农耕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是由科技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近代知识创新（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等所有知识创新）推动实践创新而取得的成果。而每一次的科学技术创新与突破，都可能会带来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今天的智能时代，也同样如此。在今天，我们看到，各类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算法以及“云计算”等，已经全面地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每一个细节当中，这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而正是这些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人们部分地乃至整体地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成为可能，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之前社会变革呈现出不同态势——人类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不断地以数据化、智能化、虚拟化、运程化、便捷化等形式呈现出来，而人类的情感、文化、知识等也不断地被融入劳动过程之中，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与消费、流通与分配、闲暇与工作、娱乐与休息乃至白天与黑夜等的自然边界模糊了。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的娱乐甚至被视为一种劳动，这样，原本被马克思看作的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领域，现在却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经济发展导致的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内在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彻底、最深刻、最无情的批判。从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出发，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本的形成以及积累过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发展出了逻辑严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资本主义不灭亡、资本家仍然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依旧会发挥效力。然而，现实发展的种种新境况，却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面对由认知能力与传播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财富时，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这是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文明执政所提出的重大考验。为此，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和学科理论，则是当代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时代担当和历史任务，必须高度重视。
事实上，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构过程中，有关“商品”与“劳动”议题的争端从未消除，甚至今天已经陷入“死胡同”。究其根本就在于，一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拘泥于泛化的“劳动”概念，未能清晰认识知识、技术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就忽视了智力劳动产生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造成传播政治经济学今天的理论发展窘境以及学科建构的困难，还在于未能真正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去挖掘其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即“商品”和“劳动”在传播领域中的基础地位及其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前提。而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归纳总结国内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为人们认识智能时代、数字时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提供的真知灼见，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分析人类的智力劳动、认知能力与传播方式等的进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为此，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更好地解释数字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一系列新变化、新发展，就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人类智力劳动以及知识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及其重要价值。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解释社会变化，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智识，并进而拓展和开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与此同时，本文还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也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的基础上，进行智力劳动与知识价值论的双重构建，才能更加科学地描绘数字时代传播行为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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