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赏金猎人（二）——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吴征

上一篇《专利赏金猎人》介绍了Unified Patent公司的专利赏金模式，这家公司的狩猎对象主要是“专利流氓NPE”，这在NPE横行的时代，不失为一种抑制投机、完善专利质量的可行方式。

但是如果仅仅把获得“赏金”当作这种模式的核心，只是简单地去研究如何才能获得奖赏，可能就低估了美国在专利制度发展上倡导的“市场”和“立法”间的横平。

所以，如果对“专利赏金”模式的前世今生有个大概了解，就会更好的理解，这种模式更像是一种“酶”或是“催化剂”，与其碰撞发生反应的有可能是专利制度的方方面面。

“专利赏金猎人”的前身：“侠盗罗宾汉”

专利赏金猎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没有考证到最准确的证据。但至少在十多年前，这已经成为专利界的一个成熟模式。

但是在更早的二十多年前，没有“赏金”但却行侠仗义的“侠盗罗宾汉”就出现了。

美国的专利改革一直领先于世界，由专利而引发的诉讼也常常成为舆论风口，甚至成为对专利制度是否公平、正义争论的导火索。而这种争议在美国实施软件专利保护后迎来了一个爆发期。

1996年，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正式发布了《计算机相关发明的审查指南》，开启了对计算机软件发明的专利保护（具体可参见我的另外一篇专题《Matlab被禁，国产CAD被诉盗用源代码，基础软件背后更是中美知识产权的较量》），同时也开启了NPE兴风作浪的序章。

直到2014年Alice一案的出现，为软件专利按下了“刹车键”，这一里程碑的事件也对NPE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此时的NPE们早已羽翼丰满，只需略作调整，就能重新恢复元气。

而早期“侠盗罗宾汉”的出现，要“怼”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专利制度，随后才扩展到企业。

其中两个典型的“侠盗罗宾汉”是Electronic Frionter Foundation和Public Patent Foundation。

电子前沿基金会EFF

电子前沿基金会（EFF）成立于1990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法律组织，同时也是WIPO的观察员。其成立的初衷是技术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保护普通民众的权利。

知识产权是其六大业务类型之一，却是其处理案件最多的领域。EFF在专利上的行动包括：寻找专利滥用的行为并挑战这些没有意义的专利（Patent Busting Projects）。

EFF早期斗争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希望通过典型案例引起立法和司法的变革，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企业试图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压制人民的权利后，EFF的斗争对象也扩大到这一类企业。

例如，EFF认为亚马逊老板贝索斯当年备受争议的发明“一次点击网上购物专利（US5960411）”就属于这一类。

还有另一件亚马逊老板贝索斯的发明“Affiliate linking（US6029141）”。我们今天淘宝和微信都在用的技术。

在EFF的努力下，一批重要专利相继被无效掉（如Acacia公司的音视频收发系统专利US5132992）、缩小范围（如NeoMedia公司的条码扫描查询专利US6199048）和重新再审。

公共专利基金会PPF

PPF同样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组织，其使命是保护专利制度下的自由使用，与EFF相比，更聚焦在专利领域。

PPF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具有卡多佐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等知名法学院背景的专利专家，他们致力于引入非专利人员来增强专利制度，实现专利质量的提升。他们会代表公众，去挑战对社会有重大负面影响专利的有效性。

例如，2004年，挑战微软的FAT专利有效性，同年要求撤销辉瑞公司的立普妥专利，2007年挑战吉利德公司四项艾滋病药物专利，2011年挑战孟山都基因种子专利等十多个社会关注的重要专利。

提高美国专利质量成为早期目标

从EFF和PPF的定位的发展来看，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专利挑战，无效掉质量不高或是对公众利益有损害的专利，完善美国专利制度，真正保护创新。

除了EFF和PPF这种非营利组织外，早期美国民间还散落着“专利极客”，很多具有专利律师、技术专家背景的爱好者，他们自发的组织针对影响行业的本不该授权的专利开展无效检索分析，其出具的无效报告专业程度不逊于一些知名的专利律所。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公益一度成为早期公众利益、大企业和NPE专利之间平衡的主基调。

在操作模式上，这与随后出现的专利赏金模式（众包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目的都是要提高专利质量，只不过众包模式是一种能够将这种目的更加能够延续下来的市场化模式罢了。

当年，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也认为众包模式的检索能够有效升专利质量，在2013年USPTO与在线问答论坛Stack Exchange合作创建了“Ask Patent”网站，该网站不仅可以讨论专利问题，还可以检索可发送给USPTO专利审查员的现有技术材料。

这种方式的确是为众包检索打开了一个渠道，但是应用效果如何还不太清楚，中国倒是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将提交第三方公众意见的形式变得更便捷，这或许比其它方式更能有效提升专利质量。

谁催生了专利赏金模式？

随着EFF和PPF的作用逐渐式微，NPE的逐渐增多，导致大企业在专利诉讼上疲于应付。如何能够更经济、更有效的应对专利诉讼，成为很多大公司考虑得问题。

2008年，曾经是专利律师谢丽尔·米隆在纽约创建了Article One Partners 。

当时她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5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从前微软知识产权政策和战略主管马歇尔·菲尔普斯获得的支持，菲尔普斯的知名IP著作《烧掉的舰船》描述了微软如何由一个害怕专利到专利巨兽的转变经历。

这也能看出当时遭受专利侵扰的微软和索尼等大公司，都在考虑众包模式。而且他们的要求不仅仅是应对侵权诉讼，还有待开发产品的现有技术检索，以及在专利授权前对竞争对手专利的审查等。

2012年，飞利浦电子公司的LED照明产品被告专利侵权，但公司的内部律师在制定无效策略时遇到了困难，没有找到能够无效的证据。

因此，这家荷兰电子巨头求助于Article One Partners 的众包模式，当时该网站注册的研究人员超过了2.7万人。

几天后，Article One Partners 就悬赏到了一份较老的专利申请，能够证明原告的专利不具有原创性。在将证据提供给原告后，索赔方最终选择了不上法庭。

飞利浦的首席知识产权官为此表示：“飞利浦为这项服务支付给Article One Partners 的不到10万美元，这与可能花在诉讼上的数百万美元相比，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钱。”

飞利浦2012年在的Article One Partners 上的悬赏任务就达33个，是2011年的3倍。

可见，专利悬赏模式在早期获得了大公司的青睐，既经济又高效，大公司既是推手也是受益者。

专利赏金模式现在运行如何？

在2013年之前，Article One Partners 给出的一件专利的悬赏价格在3000-5000美元之间，确实吸引了很多诸如退休专利律师、技术专家或学者，通过兼职，他们能够获得不菲的额外收入。

像一位60岁的生态学家大卫·萨罗金，每天花上两三个小时检索，半年的时间，赚了14,975美元。

所以，在Article One Partners 最初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注册人数就超过了27,000人，而这其中8%的人本身就是年收入超过50,500美元的高知人群。

Article One Partners 现在运行好不好？这种专利悬赏的模式还受不受欢迎？

我们拿2012年的数据和2020年6月底的数据做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成立4年时发出369万美元，成立12年时发出952万美元，增速相对平稳；二是注册的猎手人数从第4年时的27000多人增长到现在的42000多人；三是悬赏专利数量和奖金额和最高峰时相比已经显著减少，在最多时，一年有300个专利悬赏，估计能发出110-130万美元的赏金，但是到了2019年发出的赏金只有49万美元，2020年上半年悬赏的专利只有不到20个。

人数增多，但是悬赏专利的减少，也增加了参与者竞争的激烈程度，因此在现在42000多注册用户中，还有多少是铁杆的猎手，也是个问题。

这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专利赏金的模式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似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难道是大公司已经慢慢地放弃了这种经济高效的专利无效模式了嘛？

大公司还押注专利赏金猎人吗？

专利赏金模式的出现与十年前大公司的推动分不开，要看现在大公司还喜不喜欢这种模式，最直接的就是看看赏金的金主儿名单上都有哪些企业。

由于Article One Partners 是不公开金主儿信息的，所以无法获知其雇主类型，但是Unified公司则是全透明悬赏。

把Unified公司最近的十多起悬赏专利诉讼对象统计来看，大企业受益的比例依然不低，包括甲骨文、现代汽车，大陆集团、Kayak、BestBuy、NEC、AT&T、Verizon等知名企业。

整体来看，只要NPE还会瞄准大公司展开专利诉讼，相应的专利悬赏防守模式还是会存在的。

就看未来，这种专利赏金模式是否能通过创新将市场再次做大了。

专利赏金模式未来走向何方？

专利赏金模式实际上一直在变化，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坏的是吸引力似乎大不从前，好的是一些玩法和规则在不断调整变化，以适应新的市场。

Article One Partners 的玩法就在快速增长的人数上有所变化，而新锐Unified的透明玩法似乎能蕴育出新商机。

Unified公司竞赛模式或有更大看头

同是专利悬赏，新锐Unified与老将Article One Partners 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从二者的冠名上就能看出差异，Unified将其称之为“Contest”，Article One Partners 称之为“Study”。

正是因为Unified的透明，不仅公开金主信息，而且还把猎人信息（Linkedin）公开出来。这些是Article One Partners都不会公开的。

所以Unified正在慢慢成为一个品牌宣传地，不仅仅是专利猎手能够通过Unified的展示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甚至有一些专利商标事务所也在积极进入这个展示平台。

例如在上一篇介绍中出现的在新冠疫情期间，软银旗下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控制的空壳NPE公司起诉BioFire公司专利侵权，而被起诉的BioFire公司当时刚刚开发了检测Covid-19的测试产品。

Unified对涉案的两件专利悬赏后，最后提供最好对比文件的是一家欧洲专利商标事务所Murgitroyd的检索团队，而且这个检索团队为了展示自己的检索技能，甚至公开了长达百页的专利检索报告。所以这更像是一次宣传推广活动。

如果再看看其它获得奖金的猎人，就会发现，一些猎人甚至直接就是某某IP服务公司的CEO和负责人。

所以，这个活动未来很有可能向名利双收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另一个待挖的潜力市场

我一直看好这个模式在中国落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专利无效市场未来很大。随着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赔偿数额增长，NPE势必会持续投入中国市场，这一点从去年NPE在中国诉讼数量猛增就可以看出来。未来随着专利法修改到位，这个市场会继续快速扩张。

二是中国专利无效市场缺少标杆。现在，专利无效业务已经成为很多代理所盈利的主要来源，进入门槛不高，质量参差不齐，缺少行业标杆，律所、代理机构、服务机构都在做，谁家都说自己好，但是企业只有通过不断试错后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构。

三是中国专利悬赏市场还没起步。目前在国内还没发现一家具有影响力的专利悬赏平台，这个空白未来是国外机构来填补还是国内机构自己来实现，尚不确定。但是如果能借鉴Unified的模式，将其变成真正的“竞赛”平台，那这个真刀真枪的专利无效平台，可是比目前各个地方举办的一堆各式各样的检索大赛来的实在和真切，甚至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打造出中国的知名专利检索品牌。

四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专利检索有生力量。中国懂得专利检索能够参与赏金任务的人员不比美国少，如果刨除赏金不谈，这种模式甚至可能培养出一批务实的专利无效专家。加上中国独有的几千万中文专利数据的优势，希望这支有生力量更多参与国际竞赛，目前我们看到的猎手大多来自印度、美国、日本、台湾，唯独缺少大陆选手。

最后总结一句，对有些专利赏金玩家，有时看重的并不是是赏金，而是一个在全球面前展现专利检索技能的机会。

专利人没有机会去参加奥运会，但专利检索恰恰能提供一个全球竞技的舞台。

就像那位半年赚了14,975美元的60岁生态学的专利猎手所说：“我有点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个性。我喜欢找信息！”

这也许才是“竞赛”带给我们的真正欢乐！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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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我们重点聊聊专利赏金猎人模式的游戏规则，和中国落地。尤其是很多人关注的用智能检索，例如Patentics等工具是不是就能很容易成为金牌猎手的话题，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