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本来安排发布的并不是这篇文章，但是上午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柯恒（Mark Cohen）教授在他的ChinaIPR博客中更新了一篇文章：“中国年尾专利暴涨及创新”。所以临时决定还是做一些评论。来源：ChinaIPR
柯恒先生可以说是一位知识产权界的中国通，他的ChinaIPR博客也是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知识产权状况的一个窗口，柯恒先生对中国专利制度、政府角色、补贴制度、专利质量等中国特色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其影响力也常常体现在对美国国会及议员对制定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上。
这次博客更新为什么值得拿出来单说一下，因为这篇博客重点介绍了柯恒先生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几位学者（学生）对中国政府刺激专利制度的研究，该研究刊登在9月9日发表的《自然》杂志的子刊《自然生物技术》上。这篇文章的题目为“政府目标、年终专利申请高峰和中国创新绩效”，摘要的大概内容是“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季节性、总体数量和质量的研究，包括国际比较，表明政府规划和年度目标鼓励了系统性博弈，这增加了专利数量，但对专利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来源：ChinaIPR
作者是Zhen Sun(Tsinghua)、Zhen Lei(Penn State)、Brian Wright(Berkeley)、Mark Cohen(Berkeley)和Taoxiong Liu(Tsinghua)。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在基于数据分析论述中国专利制度问题，为何能刊登在《自然生物技术》这种专业性较强的顶级期刊上，我不熟悉这类期刊的收录规则，也比较疑惑，记得上一次《自然生物技术》引起国人探讨的热点还是韩春雨的撤稿事件。既然国际顶级期刊收录了这篇文章，应该也算是专利界的一种荣誉，想必是对中国政府在专利制度上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当我读完本文后发现，文中的一些观点确实还值得商榷。文章开篇就以主观带入的方式描述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中国大陆发展了一套西方式的私有知识产权制度。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其传统的科学技术方法，其特点是政府自上而下（Top-down）的规划和指导。自2000年以来，政府积极将其专利制度纳入这一规划体系。它规定了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各种数量目标和时间表。实现这些目标是评估政府官员和国有及其它企业管理层绩效的重要标准。”
我猜测，正是基于这个主观印象，使得这篇文章很多地方和实际存在较大差异，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中国专利真正的爆发增长是在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之后，专利数量指标首次被纳入GDP的考核，这也成为各地政府必须要完成的考核底线。
这显然与作者提到的2000年以后政府就在以专利数量作为重要标准有出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文章在数据采样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项研究选择的数据是1994-2007年间中国和外国申请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所有1,159,479件发明专利。从样本来看，完美的避开了中国真正可能会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2008-2021年这一关键时期。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者主观设定的中国专利受政府影响而出现得激增和质量低下的结论，没有得到最有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数据样本的支持。而2007年之前，政府虽然一直鼓励专利申请，但其程度远非2008年之后可比。但是这一点似乎并不影响本文作者的立论。
或许在他们看来，2007年之前的中国政府在专利上的一些表现已经足够他们去完成他们事先设定的目标了：“中国在1999年发布了一项专利计划，强调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导向”型和全球科技领导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国外]。从那时起，中国制定了积极的国家创新计划，包括为国内发明人的专利设定雄心勃勃的量化专利申请计划[引国外]。例如，2001年的一项计划规定，未来五年每年增长率为14%。2006年的一项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成为向公民授予发明专利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的目标。2010年的一项计划进一步加大了赌注，设定了成为授权发明专利最多的两个多家之一的目标。“
作为一篇有清华大学人员参与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在引用相关中国政府政策做论据时，居然引用的全都是来自美国文献的二手材料，导致我读到这里都不敢确认20年前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出台过那样的政策。而这也正是本文对中国政府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制定专利目标的所有依据来源。随后，文章开启了验证模式，从中国专利申请季节性、专利数量和质量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
文章为了证明中国政府激励专利数量，将年底专利数量激增直接归类为受政府指标影响：
“季节性分析，比较一年不同月份的中国专利申请情况。我们发现，在2000年之后，中国国内专利申请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圣诞热潮’，与中国的财政年度相吻合。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中国在年终期限上存在博弈，包括在今年最后两个月，中国发明人提交的‘垃圾’申请比例增加，以及授予中国机构创新者更多低质量专利。我们用中国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证据来补充这些结果，中国申请者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也出现了类似的年终高峰，远高于台湾或美国发明人的专利申请量。”
“……（经过数据分析后），事实上，即使在2000年之前，（中国）国内和国外申请人的年终高峰都很明显，然后，2000年之后，中国机构和个人在年底（11月和12月）专利申请数量的峰值在数量上与国外相比都所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在1月和2月庆祝中国新年，而年终不是寒假的开始，因此与西方一样，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假期并不能解释中国专利申请明显的年终热潮"。
“回归分析的结果证实中国个人和机构在11月和12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国内专利申请的相对数量显著增加。此外，2000年后，中国机构在1月和2月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下降，这表明中国机构在年底时暂时改变了专利申请，提前了本应在明年年初提交的专利申请。”
看到这，我觉得作者已经很明白所谓年终效应导致专利申请增长的原因，但是不清楚为何还要将原因归结到政府设定目标这个理由上。
实际上，所谓的年终效应和财年效应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没有政府设定目标，同样也会存在，并非中国所独有，就像美国的财年都是在4月为分界线，如果作者真的是像开篇那样做的是国际比较研究，就应该把美国4月前的专利申请量做一个横向比较，但可惜的是文章中并没有。实际上，很多美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同样会在每年4月前集中申请一批专利，这种难道也是应美国政府设定目标之要求麽？所以，文章中有关中国季节性专利申请的归结到政府的问题，如果深究起来，基本上站不住脚。但是，文章中作者对自己的这种分析方法却是大加赞赏：“我们的季节性分析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年度目标导致了系统的扭曲和低效，诱使创新者对系统进行博弈，并导致年终匆忙提交专利申请，与2000年后其它月份提交的专利申请相比，质量差距扩大。需要注意的是，季节性分析比较了一年内不同月份的专利申请情况，从而控制了促进创新和专利申请的规划同时发生和由规划引起的政策因素。因此，季节性分析为中国创新者应对政府计划设定的量化年度目标而进行制度博弈提供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实证依据"。
作为验证专利质量高低的一个指标，本文的作者特别强调使用了前项引证次数来处理样本数据，并认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我们相信本研究是第一次收集和利用谷歌专利对中国专利的前项引证研究。前项引证被广泛的认为是衡量专利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
所谓的引证研究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德温特数据库的逐步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研究指标体系，后来汤森路透收购德温特之后，打造了基于引文的质量评价体系，这主要是西方统计学角度对专利质量的一种研究方法，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本文实际上也并未提出新的概念，还是基于传统的引文研究做的分析，所以作者这份“蜜汁自信”从何而来，就不清楚了。顺便说一句，两位清华的作者来自经管学院，而非法学院。文章还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中国大陆的专利质量不如台湾和美国：
“如果我们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作为创新质量的指标，那么中国在生产高质量专利方面的进步远不如台湾。1994-1998年间，具有中国优先权的美国专利比例平均为0.64%，2002-2007年间，这一比例仍然很小，为0.49%。相比之下，1994-1998年间，台湾优先权的美国专利与台湾本土专利比例同样很小，为0.37%，但在2002-2007年间，增长了10倍多，达3.95%。”
"这种差异似乎不是由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的。1994-1998年，每十亿美元中国GDP中，中国优先权的美国专利数量平均为0.08，2002-2007年，这一数值为0.14，而台湾同等指标分别为0.3和5.66。2007年，中国这一比率为0.18，台湾为6.25（大30倍）。"
这类似的论据文章中还有一些，有兴趣研究的可以点击文尾的“阅读原文”。总体来看，作者的意思就是，15-20年前的专利数据表明，中国大陆虽然增加了专利数量，但是对专利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俨然不顾当今世界，中国知识产权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十几年前学习台湾IP经验了，反倒是台湾在学习大陆的经验，学习华为的成功经验。试想想看，台湾目前有哪家企业可以实现从licensee到licensor的转变了？这篇文章，如果要让中国知识产权界的人来看，能被质疑的点很多，包括使用陈旧数据等，我猜如果将作者单位屏蔽掉，恐怕在国内一流期刊去投稿都未必会被收录，但为何却能一举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背后的原因不得不想一想。一篇出自中国最好大学、能够影响西方的“顶级文章”，却是在质疑中国政府的专利政策，如果说的有道理也有情可原，毕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校更应该思想开阔一些，中国政府又没有那么小气，容不得批评，像我也会经常就一些不合适的专利政策提出批评观点，但是，所有的批评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检验才可以。至少我在读完本文之后，认为文章无论是从数据样本还是分析结论，都经不起推敲。"在1994-2007年期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1,159,479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有614,475件是外国人提交的，……，其余545,004件申请由中国发明人提交，340,696件由中国机构提交，204,308件有中国个人提交"
样本数据显示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115万专利数据中，有61万是外国人提交的，中国本土只有54万。这种在中国专利数量落后的情况下，政府出台鼓励专利增长的政策，何错之有呢？实际上，包括很多国内人也在批评中国政府部门的专利政策，包括审查标准来回换、公知常识滥用、非正常申请认定等，但是如果站位更高一点，看一看近二十年中国知识产权取得的成就，就会发现中国的地位已经让美欧完全忽视不了了。甚至是美欧都在学习中国的经验，像美国也效仿中国审协的模式在多个地方设立卫星局，美国各界毫不掩饰的表达中国在人工智能和软件方面的知识产权进步，包括授权客体方面，已经全面领先美国和欧洲了。这一切的改变都是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实现的，想当初，中国专利审查系统完全依赖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支持，美国IBM公司提供技术，欧洲专利局提供数据库，但是对中国专利局也只是开放少部分功能，这就是当年没有自主系统被“卡脖子”的真实写照。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专利局也有自主的系统、自主数据库。中国当前的高校知识产权整体情况与国家政策和产业脱钩比较严重，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研究跟不上社会真正的需求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中国最迫切解决的标准必要专利SEP的专利费率问题，中国鲜有高校的知识产权具有国际视野的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中国企业每年要因为SEP向国外权利人缴纳几百亿的专利许可费，而到底该收多少专利费才是合理的，有时正是在不断的研究和国际舆论发声的螺旋较量中才能定下来的。美国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SEP和FRAND的上都有着持续的研究，像近期在国际媒体IAM发表SEP费率文章的密歇根大学，以及胡弗研究所等机构，也正是这些机构的权威发声，才能够帮助西方权利人奠定其收费模式。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科研机构对中国企业的支撑几乎为零。希望未来中国更多的高校，将知识产权的研究做的更接地气一些，这次清华的文章确是让我有点大跌眼镜，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