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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开启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创新人才地图绘制

吴征高低 企业专利观察 2022-11-20
作者:吴征


2022年10月12日,拜登-哈里斯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对“知识产权”只提到两次,并不是重要内容,主要谈的还是防止知识产权窃取的老问题,偏向政治味道。

但是报告对“创新”提到了17次,这也比较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经济、科技军事,这三点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象征。

创新作为美国科技霸权中最重要的一环,未来在中美竞争中将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如何继续保持美国创新的全球领导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是比较少的出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些大的法案或战略中的,像《芯片与科学法案》,其中对知识产权的着墨也并不多。这一点,其实与我们国内正在召开的大会报告中,相比于前几次大会,已经不见对“知识产权”的表述类似。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度就会降低,反而是在中、美竞争的态势下,两国都会将创新和知识产权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美国而言,创新的成果必须要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促进经济服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对知识产权的改革,尤其是专利的改革,这十年来,美国一直都在进行。尤其是在美国2017年开始制裁中国企业,随后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竞争对手之后,这种对专利制度的改革愈发进入深水区。

在美国人看来,专利就是创新,就是经济繁荣的表现,就是国家经济安全的象征。

我将会在接下来用几篇内容,重点就美国在创新和知识产权,主要是专利改革的近期动向,尤其是美国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新冷战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创新、专利、国家安全等问题,做一个系列的研究,希望能够揭示美国在相关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未来举措,对国内提供参考借鉴。

今天,首先就美国创新人才规划中涉及到与专利相关的内容先做讨论,重点就美国试图通过专利信息绘制全球创新人才地图的猜想,做一些论述。

近期看了一些美国智库和论坛上各界专家对于中美知识产权竞争的探讨,很多美国专家已经直接将中美竞争定位为继美苏冷战之后的“新冷战”,这些专家都在比较中美冷战下的创新和科技,与美苏冷战时期的有何不同。

其中之一就是,美苏冷战更为直观。

美国国家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今年8月份组织的一次会议中,前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Andrei Iancu就表示,上世纪50-60年代美苏科技争夺中一些标志性事件都是肉眼可见的,如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随后美国利用登月来夺回科技领先等。

但是中美冷战下,科技竞争却比较难以度量。

于是美国一些机构寻求通过专利信息来发现中美竞争的对比,尤其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但是CSIS在随后一份对中国专利信息的统计后发现,基于目前中国专利的数据,还不能代表中国创新的真实情况。

但是,这不妨碍美国利用专利信息去继续寻找更多的有关能促进美国创新能力的情报信息。

而这一点,正在成为美国试图开启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创新人才地图绘制的根基。

众所周知,美国刚刚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其最初的版本叫做《无尽前沿法案》。

其所参照的正是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建议:“没有科学进步,无论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少成就,都不能保证我们在现代世界的健康、繁荣和安全。“
而这份报告就是著名的《科学:无尽前沿》。
如果回顾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发展模式。战前,美国是全球的主要制造中心,经济发展模式以制造业为主,全球的创新中心主要集中在欧洲。
但是随着美国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在帮助欧洲重建时,也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家和精英到美国,成功的将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为以创新为中心。
可以说,对全球创新人才的第一次大规模吸引,成就了美国自二战以后的全球科技领导地位。
对于这一点,《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直言不讳:

自1945年以来,美国主导了机构、规范和标准的创建,以管理国际贸易和投资、经济政策和技术。这些机制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并通过塑造政府和经济体的互动方式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受益,而且是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

可以说,美国的繁荣和昌盛,与全球科技精英的趋之若鹜有很大关系。美国深知创新人才对其未来几十年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性作用。
所以,在此次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前面的历次法案中,仅有一个涉及专利的提案夹在其中,就是发明人多样性法案。对于这一法案,两党(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
发明人多样性这一法案的中心内容就是通过统计美国包括女性、少数族裔、退役军人等原本边缘群体的专利发明人基本信息,来重新发现美国当下在创新方面的问题,号召全民参与到创新中。
这个政策看似与美国是一个包容性、多样性的国家形态有关,意图通过掌握原本被创新并不关注群体的信息掌握,来更好的促进这些群体的创造性,提升美国的创造能力。
但是,看到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很多人脑子里都会画一个“?”,难道美国将未来与中国的创新竞争寄托于女性、少数族裔、退役军人么?
确实有这个困惑,可能很多人看到美国整天吵架的两党和两院能够全部同意这一法案,有点不可思议。
即使是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在2019年10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成功法案》的调查报告,报告重点对女性、少数族裔、退役军人这些群体在美国创新中的表现做了详尽的调查。
但是给出的案例中,通过专利获得成功的案例大多是退役军人的发明和创业经历。

• 詹姆斯-E-韦斯特(US3,118,022,驻极体话筒,退伍军人)

• 埃伦-奥乔亚(US4,838,644,用于执行信息处理的光学系统,退伍军人)

• 玛丽安-罗杰斯-克罗克(US7,715,368,VoIP先驱,女性)。

• 罗里-库珀(US9,254,234,用于机器人强臂,退伍军人事务部科学家)

• 弗朗西斯-阿诺德(US6,153,410,用于酶的定向进化,女性,诺贝尔化学奖)
这份报告中,除了对这几类人群参与的发明创造基于现有数据做了粗略统计外,在第二部分《从专利申请中获得(信息)的好处》中,对专利给发明人带来的好处,以及女性、少数族裔和退伍军人可以从专利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行了分析。
其中包括声望提高、增加收入、获得投资青睐等等,但实际上和现有的获得专利的好处并无二异。
最后USPTO在报告结论中给出了建议:

目前,美国专利商标局只收集每个发明人-专利权人的全名、住所和邮寄地址;不收集人口统计信息。为了帮助解决有关妇女、少数民族和退伍军人参与情况的信息匮乏问题作为发明人-专利权人,国会可以授权一个简化机制,让美国专利商标局对已提交给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中的个人进行自愿、保密、两年一次的调查。

而这个发明人多样性的建议在随后演变为《2022美国竞争法案》时,变成了:
规定专利商标局局长应允许在自愿的基础上,从专利申请人处收集有关性别、种族、军人或退伍军人身份以及局长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人口统计类别的信息
要求局长对人口统计信息保密,并与专利审查员认为的其他专利申请分开。

要求局长每年就已发布专利的专利申请人和发明人提交报告,按人口统计、发明的技术类别以及居住国家和州(如果在美国)进行分类,并且局长必须向公众提供基础数据的匿名版本。

其实看到这里,就应该明白,美国在创新上,确实在思考创新的多样性问题,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和退伍军人的创新问题。
但是不要忽视了,在最终形成法案时,还规定了USPTO局长可以收集认为合适的其它人口统计类别信息,这个信息完全可以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要求专利申请者和发明人提供。
这相当于为美国的治理者们打开了一个最便捷和快速了解全球创新者的数据资源库。
道理很简单,专利可以说是全球绝大多数创新者都会去申请的,尤其是美国专利,因为保护严格,吸引了全世界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发明人,因此只要掌握美国专利申请者的信息,可以说就掌握了全球创新者的地图。
到时,美国政府掌握的不仅仅是本国创新者的信息,像中国、日本、欧洲等创新引擎在美国的发明人信息同样可以掌握。这将更加便于美国随后出台一系列的全球人才招揽计划。
所以,“全球抢人”似乎才是美国为何要动用如此之大的力量,试图通过这样一个重要立法的原因。因为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欧美都有更严格的法律规制,美国如果想收集专利发明人的个人信息,只有通过立法这一条途径去完善。
而所谓的女性、少数族裔和退伍军人等更像是一个“障眼法”,是为了能够找一个理由通过立法获得合法收集专利发明人信息的借口。
当然,也不排除美国确实想去提高女性、少数族裔和退伍军人的创造力。
但与美国二战后吸引的全都是欧洲顶尖科学家相比,这一次与中国的创新竞赛,应该不会只局限于女性、少数族裔和退伍军人这个群体,瞄准全球顶尖创新人才,或许才是美国的真实用意。
如果这才是美国的真正用意,那就很好解释两党、两院为何对《发明人多样性》这一法案全票通过了。
正如CSIS会上,美国专利商标局前局长Andrei Iancu所说,希望通过专利信息情报发现中美创新的真实差距。
而2019年USPTO向美国国会提交《美国成功法案》调查报告的,正好就是时任USPTO局长的Iancu所领导做出的。
后来这一调查报告对《2022美国竞争法案》以及随后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对于美国青少年创新的支持的内容是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的。
像《美国成功法案》调查报告中,通过专利分析显示,美国的创新和专利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于是可以看到在随后的法案中,在涉及中小学的教育部分,都是在STEM领域强化教育,提倡全民创新,从小创新。
因为这些专利信息显示了,在STEM领域通过创新获得成功的几率更大,所以政府在通过的法案中,就投入资金重点支持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和中国在创新上的竞赛,是已经着眼于下一代人才的培养了。
虽然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一开篇就提到:“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和世界的一个决定性十年的初期”,实际上就是定位了中美在2030年前是一个竞争关键期。
但是从美国通过的法案以及各界反馈来看,对于中美创新的竞赛,美国社会已经认识到这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
最后,留给中国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已经开始为创新人才而布局之时,如果保证中国的创新有足够的人才支撑?我们是不是也要绘制中国自己的创新人才地图了?中国现在的专利信息能够真正反映实际的创新能力吗?
种种疑问,留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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