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向vivo开征专利费
11月1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显示，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简称“vivo”）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中兴通讯股（简称“ZTE”）份有限公司的一件名为“一种时分双工系统上行信道测量参考信号的发送方法”的专利ZL201210363485.1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
这也就意味着，一直在低调推进专利许可计划的ZTE，已经与中国国内目前智能手机销量最大的vivo公司正式开展了许可谈判，甚至是进入到了专利维权环节。
一般情况下，只有双方在专利许可谈判长期无果的情况下，许可人一方才会发起专利维权诉讼，以期通过司法裁判的手段，达到最终许可目的。
此次披露的vivo已经对ZTE专利的无效挑战，似乎就应该表明双方或已经进入到了专利诉讼解决许可僵局的阶段。
根据市场数据机构Counterpoint最新出炉的第三季度智能手机销量来看，vivo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保持中国销量的首位，但是销量已经出现超过24%下滑。
市场的疲软，也就意味着作为被许可人一方的vivo一定不会轻易的去签署专利许可协议。因为市场的传递效应往往导致企业在无法预期未来盈利的情况下，很难接受过多的许可费支出。
因为除了ZTE外，vivo需要缴纳专利许可费的对象还包括高通、诺基亚、爱立信、LG，以及很多拥有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的中小实体NPEs。这些许可费累计起来对做实体的企业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在手机行业，一般认为专利许可费的总支出不应超出手机售价的10%，以6%-8%居多。但就在这个份额下，仅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三家许可人，就收走了全行业80%的专利许可费。
所以留给vivo们的只有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基础上，尽量将专利堆叠费用降到企业可承受的区间。
这也是目前vivo正在进行多场专利许可诉讼纠纷的原因。
像诺基亚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vivo专利侵权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这是vivo在与诺基亚许可费到期之后因费率问题尚未续约的主要一场战斗，理由与OPPO和诺基亚之间的许可费纠纷类似。
另外还有一些持有专利的实体NPE与vivo之间也在发生专利许可费纠纷，如原属于中科院研究所开发的专利，现专利持有人上海赟璟正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起诉vivo。
除此之外，近两年与vivo因许可费发生纠纷的还有西班牙的Fractus，美国圣劳伦斯，德国西门子等。
实际上，vivo也在不断的与一些专利许可人在签署许可协议，像9月份从Wild Guard公司收购了260多件原属于LG的专利，猜测可能是与LG达成许可交易的一部分。去年底开始，vivo还加入了Access Advance专利池，并在随后与Sisvel达成了2G/3G/4G的许可。
但是从vivo这些已签订的许可协议来看，都还没有向中国的专利权人在支付许可费。
实际上，中国从3G之后就逐渐在技术和专利上拥有的一定话语权，但是中国企业开始收取专利费还是在近几年，从4G开始。
像Sisvel在其4G许可费率上，列出了同为4G许可人的其他费率，能够看到，华为4G按1.5%收取，ZTE的4G按1%收。
在经营困难时，向华为和中兴在过去投入大量研发，产生大量专利的企业，为了活下去，毫无疑问就有将专利变现的求生动力。
所以，华为才会在去年初，高调宣布5G许可费最高不超过2.5美元，这时的背景是美国已经通过制裁将华为年销量2亿部手机的市场几乎打没了。
ZTE于是也在去年宣布其专利组合的价值在450亿元，预计2021-202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将带来45-60亿元的收入。言外之意就是ZTE要正式大举开征专利费了。
于是，ZTE去年的第一刀砍向了同城的天龙移动，目前双方案件进展尚未有进一步公开。
现在对vivo挑明立场，也就意味着双方谈判很久但未果。
除了vivo之外，ZTE的收费清单中一定还会有OPPO、小米、荣耀等这些国内企业，甚至是三星这样国外巨头。目前来看，从ZTE手中收购专利的外国NPE已经在美国起诉了三星侵犯5G专利，如果该NPE是ZTE扶持的，那就意味着ZTE已经在同步向国外和国内多个企业维权开战了。
而ZTE一旦打开国内企业的收费口子，也就意味着华为随后一定会跟进。
所以这场全都来自国内企业之间的专利收费大战，可谓影响深远。
国人应该怎么理解这一变化，有两点值得思考：
一是vivo/OPPO/小米/荣耀等，应积极向国内专利权人缴费，促进国内创新形成循环。
目前来看，包括以前华为、中兴手机业务好的时候，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每年要向国外专利权人缴纳上百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这些专利费无疑促进了外国企业继续投入研发，继续掌握技术的制高点。
但是，过去形成的这种模式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和专利不具有话语权，只能从外国购买许可证，但是一旦当中国企业拥有了技术和专利，能够变成许可人之后，很显然，中国的实施人应该优先的向中国权利人缴费才对，这将直接促进中国的创新形成良性循环，支持中国创新型企业继续研发前瞻技术。
这样情况下，如果行业内总的许可费是封顶的，那随着中国专利权人的进入，西方传统专利权人的费率势必要降低，也就是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的许可营收要下降。目前OPPO与诺基亚之战就是整个进程中的一个分战场，这是历史必然。当然，专利许可费占比最大的高通，一定要让其将费率降下来，否则国内内循环的目标很难实现。
二是华为、中兴等专利权人要设置合理收费标准，走出一条接轨国际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之路。
目前来看，华为和中兴的4G许可费率是参照了西方传统的收费模式制定的，相比之下是不低的，后来华为在5G许可费率上，设定了2.5美元的上限，实际上用事实证明了5G费率不高于4G的情况。
但是随着今年4月华为任正非对华为许可业务的谈话显示，“不要把专利许可费设的过低”成为未来华为许可动向的一个风向标，华为是否也会像诺基亚和爱立信一样，通过拆分专利，扶持NPE等方式变相增加5G许可收入，值得持续关注。
另一方面，ZTE一直未对外公布5G专利费标准，其专利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尤其是ZTE依靠的德国IPlystics的SEP排名，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议，专利实力和份额到底仅仅依靠这个排名就可以可还是怎么去更好的衡量，其实都是未来中国在做好国内专利权人和实施人之间许可工作需要思考和筹划的工作。
另外一点就是，华为和中兴都是在有着手机业务的同时，开征手机专利费，这在全球专利许可人的模式来看都是少见的，诺基亚、爱立信、LG都是退出了手机业务后才转成专利收费人。很多专利权人也都是不参与实体产品业务或是在实体业务经营不下去之后，变身专利权人的。
即使像高通的“芯片+专利许可费”模式，高通也没有像同类型的Intel、联发科等芯片企业收取专利费。且高通模式是最特殊，也是专利获利最大，最具垄断性的。
因此，像华为既卖手机，还间接卖车，还卖Wi Fi产品，音视频消费电子，同时还在这几个领域全面收取许可费，这种模式在全球来看也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一家企业能从产品收益中获得研发投入，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专利许可费的收益。典型的如苹果，靠着产品和垄断收益，根本不会去收专利许可费，这样也是同样可以激励创新的。
所以，未来像华为和中兴这类一边卖产品获取收益，一边还收取许可费的企业，在竞争中如何定义，是否会引发垄断或不公平竞争，可能都是需要逐步摸索甚至立法完善的。
总之，当中国国内企业之间开始了专利许可收费的内循环后，绝对是好事，但是需要有更多的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特点的无人区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