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继续质疑中国在技术标准中的贡献（上）：后来者永远落后
作者：吴征
近来，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智库相继发表文章，对中国作为后来者（latecomer）在ICT国际标准组织中的贡献开展定量和定性研究，以证明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与西方工业化成熟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虽然依靠政府支持实现了专利和提案的“井喷”，但是在标准真实的贡献和影响力上，依然是低效的，落后于西方成熟工业化国家。
这一趋势，值得关注。尤其是对“技术标准”的争夺愈发“政治化”的背景下。
2021年英国的G7会议和2022年德国的G7会议，都将（数字）技术标准化作为其中一项议题进行过讨论。
例如，2021年4月28日，G7在英国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讨论了关键技术问题，包括信通技术供应链的安全、互联网安全、自由数据流、电子可转让记录、数字竞争和技术标准。
这从2021年12月开始的半年内，美国、英国、欧盟和日本先后发布有关标准必要专利SEP问题的意见征集，也能够看出G7希望在技术标准化方面形成集团化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对中国在技术标准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担忧。
相关举动实际上也打破了过去各国政府在标准制定时采取不干涉的做法，而是由市场来决定。像美国，标准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市场驱动的模式占主导地位，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ANSI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
过去，西方国家一直在指责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目前来看，G7也纷纷将“政治因素”融入到了标准化的进程之中。加之，美国通过政治手段打压中国参与标准化的企业。
结果就是：政治因素正越来越成为标准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和智库近来通过一些对中国在标准组织中实际贡献的研究，再次对中国过去数十年来，在国际标准化的活动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相继做出了贬值性的结论。
例如，去年10月，发表在《Research Policy》的“标准与创新”特刊中的一篇文章《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化中接受中国后来者的技术贡献——起源、经验和合作的作用》一文。
两位来自大学的研究者，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经济和文化地理研究所的Lennart Schott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理与环境系的Kerstin J. Schaefer，就是从现有标准化的文献中，很少关注中国作为后来者如何进入和影响国际标准化进程，实际上这些进程传统上是由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组织形成的，这一空白点切入。对中国对标准的贡献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第三代伙伴关系项目（3GPP）的数据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后来者的贡献被接受的可能性明显低于那些来自工业化经济体的更成熟的参与者。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经验与国际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化的成功密切相关，但没有受到国家来源的影响。因此，如果中国的后进者与成熟的竞争者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他们可能无法追赶。
作者也对这一情况提出了建议，就是中国如果想跨越这一“障碍”，缩小标准化能力的差距，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是通过战略合作，因为从它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组织从与更成熟地区的组织合作中获益更多。
简言之，就像文章中所述，中国的标准化只有与美国、瑞典等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来合作，可能会增加中国提案被接受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中国在标准化组织中的影响力。
文章认为，中国在标准化过程中，似乎在走一条创新文献中经常提到的 "蛮力 "之路，即过度的专利活动。这涉及到通过大量的资本、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广泛的资源部署来寻求产生大量的想法和创新。
然而，尽管中国企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为ICT行业的国家间标准化做出贡献，但2000年至2019年的数据也显示，有中国参与的技术提案的接受率明显低于有欧洲或美国参与的提案。因此，中国对3GPP标准化工作的影响似乎落后于其他参与者。
从这篇文章总体的分析思路和数据证明来看，包括做出的一些假设，并论证，实际上还是对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近来一直试图通过提高其技术标准的质量和竞争力来加强其在国际标准化方面的影响力，而表达出一种担忧。
并且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制定国际标准时面临着特殊的障碍和挑战，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构性差异如何在国家间标准化进程中的影响方面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数。
特别是在当前一些西方政府（如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与中国就5G标准的发展发生争端的背景下，单个国家影响和塑造国家间ICT标准化的能力问题再次得到关注和重视。
不过，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对所谓的“中国标准威胁论”的一种舆论压力减负。尤其是针对西方一些极端主义者。
从中国在标准上的威胁实际上并没有预期想象的严重，而且只有与西方合作才能被更多认可，实际上也传递出一个加强中西方在标准上要更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信号和建议。
这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利的。
因此，如果从“韬光养晦”的角度来看，虽然表面上看是否定了中国过去在国际标准贡献中的一些成绩，但是如果从未来全球技术融合，避免技术标准分裂来看，对中国来说，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