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期盼的情况下，CNIPA变回SIPO的消息，确实还是引起了一些知识产权从业者的激动，甚至有人再次发出了“知识产权春天"要来了的感叹。然而，如果静下心来回忆这十五年来中国知识产权的变化，从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发布算起，这种”呼唤春天“的激动心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不过，随着时间的消耗，大家并没有迎来如期的春天、夏天、甚至是秋天的收获，这个行业反而像是始终在冬天挣扎。目前，从知识产权求职市场来看，说进入了行业的谷底，也不过为。
一是高端企业IP职位与几年前高点时想比，呈现断崖式下降，行业人才流动性已经明显降低。二是一些拥有较大规模IP团队的企业已经开始缩减人员，全行业呈现出知识产权人才供过于求的状态。
这与整个经济的大环境有关，在中美竞争和西方对中国的围剿背景下，如果大部分企业的知识产权还都是成本为中心，在无法预期企业未来生存状态的情况下，缩减开支，度过寒冬，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这也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迟迟未能形成有关，当99.9%的企业都将知识产权视为”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润中心“的情况下，缩减预算就成为必然。这显然会导致知识产权行业从业者的挤出效应。如果说企业会考虑运行成本的问题，对知识产权部门进行调整。那么从事知识产权行业的政府部门，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的情况下，在人才方面也出现了”危机“，这其中实际上是蕴含了”更大的危机“。最典型的莫过于”专利审查员“这个岗位。近年来，无论是专利局还是各地专利审查协作中心，都出现了”招人难“的问题。
试想一下，十几二十年前，专利审查员这个职位，也曾是很多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名校毕业生争抢的工作。这一点看看北京审查协作中心早十年的发展，能否看得很清楚。然而现在再来看一下进入这个行业的可选人才。恐怕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很多岗位甚至都招不满，这是在全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背景下发生的事情，就更应当引起关注。知识产权行业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必须依靠专业服务来托起的市场。就像早几十年名校毕业生会选择专利审查员这个岗位一样，现在看看各家律所和代理机构老牌一点的资深代理人，其实也都是名校毕业，行业的佼佼者。这也表明，代理这个行业，早年间是有足够吸引力的。然而，为什么现在专利代理低端化反倒是成了主流，在合肥编专利的朋友们反而成为行业聚光灯下的”主角“？种种的不可思议，实际上是在用残酷的现实在试探这个行业的底线到底有多低。在中国，如果早年从事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恐怕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但是如果一个俯身于科技、创造和发明的人，希望通过其聪明才智和国家专利制度的保护，获得合理收益的人，恐怕到头来，会是一场空。
一直在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然而在现实中，既没有兑现这一承诺，更重要的是给予社会希望的火种在一点点熄灭。当创新者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谁还会花费时间和经历去进行创新、去申请专利，这其实是中国知识产权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我们面对美国将创新、知识产权提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上时，再来看看我们的现状，只能说从口号上与美国并不差，但是在实践中，差之千里。
最典型的像中国创新的典型，华为公司近年来一直在各种方式，包括以自身的经历在传递，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支付合理的专利许可费，形成正向循环，创新才能持续。
然而，对于广大非常现实的中国企业，有多少能真正的变成华为的模式，现在来看，可以说微乎其微。华为是有足够的超前意识，能够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还并不如意的情况下，就敢于大规模投资研发创新。然而现实是，有多少企业敢于在自己未来能否生存还未知的情况下，将明天用来生存的钱投入到现在的研发中？恐怕非常少，其中的原因就是国家没有给予真正创新者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鼓励创新者能够持续创新的信号，如果连创新者对未来都没有信心，或是有了权利后，后期维权的难度要比从事研发还要费精力，那谁还能真正的去搞研发？这就是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在过去的十几年来，没有形成对创新者激励造成的后果。中国目前的司法和行政环境，总体来说有点”势利眼“，就是保护大企业，对中小创新者和独立发明人有看人下菜碟的问题。
这就越发导致了大企业凭借各种优势，即使不创新，在中国凭借规模优势，也能生存的很好。反而是真正在创新的群体，一直在这样的制度下，无法实现创新成果的对价。这其中如独立发明人卢泳案，这起案件实际上就代表了中国到底对创新持怎样一种态度的典型案例，中国到底是认可创新的价值，还是只认可创新背后主体的价值。对于卢泳案，建议感兴趣的读者读一读10多年前，聂士海写的一篇《独立发明人：挣扎在浮躁社会里的智慧人生》。
（https://www.fx361.com/page/2012/1126/3804188.shtml）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机构改革即使再经历怎样的重大变迁，对于中国的创新者而言，是带不来更多希望的。2008年实际上是中国专利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发布，专利数量指标写入到政府GDP考核。于是一场历时十五年的”产生专利泡沫和消除专利泡沫“的工作，就成为主政者的核心内容。如果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我们或许能够有更好的办法。但是过去的经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因此也不能简单的全盘否定。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主政者如何能够更深的看透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在中国这个土壤中的本质，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产业发展和能够激励创新的可行之路，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美国将未来十年视为与中国竞争的关键期，同时美国正在将所有资源都调动到鼓励创新这个核心议题上，试图在这场中美竞争中，本质上也是中美的创新竞赛中，依靠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实现对中国的全面压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产权在美国的整体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应对中国崛起最好的一个手段和资源。
相反，由于知识产权在中国经济和创新中的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在未来十年中，中国如果也想依靠知识产权，来实现对创新的激励并形成市场化的与美国竞赛的能力，恐怕是不现实的。因此，可以看到，此次机构改革中，最重要的改组是科技部，而且从中国多次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解决办法来看，是要发挥举国体制。
换句话说，也证明了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或许短期内无法形成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激励创新的作用，但是中国又需要大量的关键创新以实现自给自足，采取举国体制，确实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优势所在。因此，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未来在中国的定位和走向，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方向和信号，实际上是主政者应该更多的向社会传递的信息。所以此次机构改革之后，主政者的一些新的举措，才是更加引人关注的。也就是中国知识产权到底该怎么搞，应该聚集哪些资源，出台哪些新的办法。
不过，SIPO既然回来了，复审委回来或许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