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打实16招，破解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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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
“融资难”是一个共性的“民企罩门”。
作 者 | 刘胜军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房地产调控、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堪称改革深水区的攻坚战、“硬骨头”。
2018 年在市场出清、去杠杆、贸易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冲击下，一度爆发大范围的资金链断裂，引发市场惊恐。随后，一行两会推出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也纷纷设立纾困基金，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蔓延。
进入 2019 年，全球不确定性持续。
最近，国家金融实验室发布《 2019 Q2 宏观杠杆率报告》，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特别关注：
• 国有企业债务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这与银保监会去年以来要求银行明显提高民企贷款比重的重大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
▲国有企业债务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占比（%）
• 国有与民营二元融资结构问题趋于固化：国企负债率下降，而民企负债率攀升。民营企业仍然是主要的违约主体。
▲资产负债率比较
民企以 40% 的贷款资源，支撑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这显然是非常吃力、艰难、不可持续的。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民企巨头”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境地：珠宝女王周晓光的新光集团、民企 500 强企业盾安集团、绍兴首富旗下的精工集团、宁波首富的银亿集团、重庆首富旗下的力帆集团、河南首富旗下的辅仁药业、青海首富旗下的藏格控股、上海大亨证大集团戴志康……
虽然这些企业的困境，与其战略失误、过度扩张等一系列昏招有关，但从全国来看，“融资难”也是一个共性的“民企罩门”。
怎么办？
位卑未敢忘忧国。
通过与银行、企业高层人士的交流，笔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 以科创板为契机，加快落实股票发行注册制，打通直接融资通道，大幅度提升直接融资占比。
2. 尽快批准设立民营银行（目前已开业 17 家）。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民营银行更有动力和比较优势去服务民企和中小微企业。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强迫国有大银行去从事高成本高风险的普惠金融业务，既不符合大银行比较优势，也缺乏激励兼容，即使大银行响应号召，最多也是应付一下监管部门压力而已，不可持续。
3. 为民营银行发展松绑：1）鉴于银行网点饱和的现实，应允许民营银行远程开户，扩大资金来源；2）财政性资金应规定一定比例必须存入民营银行。每年约有三四万亿财政资金存放在银行，体量大、稳定性高的财政性存款成为银行揽储对象！
4. 对民营银行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5. 鉴于民营银行以中小微贷款为主，这一群体风险更高，监管部门在考核时应考虑到客观规律，适当提高对民营银行不良率的容忍上限。
6. 国有大银行钱多用不掉、民营银行却找不到钱，可以采取以下办法“南水北调”：1）鼓励大银行购买中小银行的民企贷款 ABS 产品；2）鼓励大银行将存款以成本定价转让给中小银行，实现宝贵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
7. 对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应该差异化，允许中小银行更大的存款利率上浮空间。
8. 城商行、农商行要“去行政化”，真正落实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和市场化导向。
9. 银保监会对国有银行内部考核进行一次督导梳理，严格禁止对国企贷款和民企贷款损失在内部责任追究上的区别对待，确保落实“所有制中性”。
10. 对于银行不良贷款责任，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考核体系，不搞运动式执法，以解除银行给民企贷款的后顾之忧。
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在演讲中指出：
我们现在把宏观调控政策和监管政策混到一起，看到经济下行了，一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另外一方面，监管政策也跟上，这个也可以干了、那个也可以干了，或者也可以不管了，上半年可能要处分的事情、下半年可能就鼓励你去做了，但是突然之间发现有风险了，又突然回过来了说这个又不能干了，那会造成经济两面的摆动。监管政策应该关注的是安全、规范、稳定，监管政策应该相对比较稳定、可以预期的。在这个当中他会对宏观调控过头的方面起到对冲的作用，而我们现在如果是一起往一个方向走的话，带来的一定是经济的摇摆。
11. 注重指标制定的科学性。以往出台过不少指标，但落实情况很不如意，原因在于指标不够科学合理。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举例说：
假如我们讲支持小微企业，你用“两增两控”也好、“三个不低于”也好，如果换一个指标可能效果会更好。我们现在对风险集中度只做了一个规定，就是单一客户授信总额不能超过净资本的 15%，只要有一个客户不超过标准都没关系，我两个客户同样这么大也没关系，十个也没关系，但是这样就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尽可能做大客户。如果说我们在集中度管理办法上分成几级，最大的一个客户不能超过 15%，前十大客户不能超过你的总资产的百分之多少，如果是更大的银行的则对前一百名大客户、一千名大客户作出规定，哪怕对我们“宇宙行”，如果说分这么几档的话，他为了平衡指标自然而然的放到下面的企业去了，不用搞什么“两增两控”之类的东西。
12. 监管一定要推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然往往事与愿违。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说：
“有什么样的监管就有什么样的被监管”。比如说我们银行有规定，假如支行出了一个案件，你应该向上级报告、应该向当地的监管部门报告，毫无疑问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为了加强监管、严肃监管，要求不仅要报告，而且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而且要上追三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上追三级，这听上去很好。但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行长的，如果你当这个支行行长，你是报还是不报？肯定不报，因为报了上追三级就要追到我自己，干脆不报。不报会怎么样？不报我也不能处理这个人，因为不是案件，你不能处理他，也不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再往下的结果怎么样？这个人可能下回还犯，为什么还犯？本来是我抓住他的把柄，现在是他抓住我没有上报的把柄，我第二次还不敢报。再一个，这种行为还会产生负的示范效应，就是说其他人看到了，这挺好，我也可以干。
13. 重塑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激励机制，建立银行高管“长俸制度”，鼓励银行高管持有银行的“限制性股票”，促进银行高管行为长期化、与股东利益一致化。
14. 下决心打破“国企预算软约束”，让银行真正意识到国企贷款不是“铁定安全”的，真正用心关注国企的信用风险，停止盲目贷款。
15. 在市场出清过程中，对于一些陷入困境的中小银行，应该优先出售给外资银行或民营资本，防止大银行过度接盘导致的“马太效应”。
16.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应借助一些典型的案例（正面或反面），清理银行体系的不作为、低级红、高级黑，改变银行管理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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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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