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的改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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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方式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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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杭商编辑部（ID: hangshang2009）
编 辑 | 张筱荻
“贸易战会不会影响中国科技企业赴美上市？”“出口企业目前海外生存形式严峻，国内环境压力重重，如何重新定位再出发？”“贸易战会走到何种程度，对股权投资会带来什么影响？”……
台上的分享嘉宾是著名经济学家、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这一天，他从上海赶到杭州，接受了杭商传媒专访，在连续 10 个小时的工作交流后，他依旧思路清晰，剖析着源源不断的问题。
“现在大家不要盲目追逐机会，要多一些冷静，多一些耐心。大仲马说过一句话，‘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可以归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不能太着急，中国的经济现在还没有触底，中国的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等待。”有时候他需要给出建议，有时候他需要给出宽慰。作为有着 20 多年研究经验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常常被解读为时局的一种方向。
用经济学的视角阐述这个世界，他的波澜不惊，睿智与远见，都能在漫长的过往中找到根由——随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命运在激荡其间。
少年求学，1992 年沐浴着邓小平南巡的春风，步入中国人民大学，或许这是他与改革结缘的开始。那一年同时考入人民大学的还有刘强东。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读研究生，2001 年博士毕业，10 年里，他所学的专业都与金融有关。
在 30 岁奋力奔跑。从 2002 年起任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是他最长的一段工作经历。在此期间，他结识并受益于三位大师：“吴市场”吴敬琏先生、金融权威人士吴晓灵、以批判性思维著称的许小年。他们三人的理念和视野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逐渐地，他把研究焦点聚焦于经济改革。采访中，吴敬琏的名字，他提到了 41 次。
四十而不惑，那是属于刘胜军的黄金年代。2013 年，他出版了代表性作品《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2014 年 7 月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做了题为《经济改革与转型发展》的专题发言。荣誉与邀约接踵而来：曾荣获《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 年度人物、《新京报》2013 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胡润 2016 中国新金融行业年度风云人物。
再之后，人到中年，生命趋于平和。他依旧健谈，表达欲强，但尖锐的棱角已经收起。
如今，他与外界对话的渠道，演讲是其一，写作是其二。他用“写作者”形容当下的自己——抛开晦涩难懂的理论研究，用贴近普罗大众的语言说经济。“亚当斯密经济学”是他刚开两个月的公众微信号，短短 60 天里，已经发布了原创文章 38 篇。其中的多数文章与中美贸易战有关。
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卷首语所言，“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经济学就不会是无益的”。世事变迁，曾经那个青年经济学家的改革梦，刘胜军始终没有淡忘。
对刘胜军而言，笔耕不缀、奔波不止的幸福感在于，自己对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思想能表达、被认同，并且，社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以下是刘胜军的口述：
生命中的偶然性
我出生在山东菏泽，可能吧，血脉中流淌着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精神。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国农村比较了解，农村那种艰苦，印象非常深刻。
一直特别瘦弱，瘦到什么程度呢？大学毕业还不到 50 公斤。但还是要去地里干农活，烈日寒冬都经历过。觉得中国的农民确实不容易，在农业税改革之前，还有很重的税费负担。所以一直对改变农村现状有特别的焦虑，对经济学有了强烈的兴趣，就想着，怎样才能发展好经济呢？
1992 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学的是农业经济（经济学家马光远是 1991 级），是被调剂的，我的第一选择是金融。刚开始，对农业不是完全没有兴趣，但之后发现，上课学的是种植学、畜牧学，太技术了。所以我开始关注其他的领域。
还是回到了金融。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央银行体系、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外汇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从 1992 年到 1996 年，中国金融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整个市场化体系不断走向完善，刚好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生嘛，每天都会关注社会的发展。整天泡在图书馆，也买各种各样金融类的书。到处蹭别人的课，人大的讲座比较活跃，我听了不少。那时的学习非常有收获。
1994 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币汇率并轨。当时在学校里，最受关注的教授是讲汇率、讲外汇的。最难考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一定要加“国际”两个字才会受欢迎。那一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总部在上海。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是一个国家战略。
我对上海充满了向往，读研究生就从北京到了上海。这段读书经历让我决定要一辈子做金融。很多研究生的同学是在职的，和他们交流，我会做一些投资，做一些兼职，边学习边了解市场运作，直到 2001 年博士毕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博士毕业会选择去金融机构、基金公司，还有一个选择是证券交易所。深交所有一个博士后工作站，在金融学的博士圈里很热门，几十个人里挑一个，我觉得可以试一下，结果录取了。
去了之后发现，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深交所提出搞创业板，证监会也同意了，但前提是主板不再发行新的股票，就是全面筹备创业板。结果一停就是十年。那也是深圳低迷的时期，互联网泡沫破灭，华为正经历寒冬，腾讯也才刚刚成立。那个时候，深圳的创新力量完全没有起来，金融又撑不住，整个城市非常迷茫。
几个月后，我毅然回了上海。如果没有这个决定，我大概率会继续留在深交所。运气好的话，读完博士后，能够在深交所谋取一个工作，甚至做一个部门负责人。
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好的选择。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我喜欢表达，在机构里会觉得压抑。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决定，我就会错过去中欧商学院，不会认识吴敬琏这样一些大师，这个缘分就没有了。
与高手在一起
那些年我写了几十篇案例。通过写案例，能够微观地剖析一个企业，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其中的一些案例转化成出版物，供其他学校交流学习。
在中欧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读了 EMBA，对企业家来说读 EMBA 是自然而然的，对我来说是意外，因为在那里工作，才有了读书的想法。以前我只懂金融，学习之后我可以站在企业家的角度看问题。当然不是说读完书就可以当一个企业家了，但至少知道他们的需求，能够更理解他们。
当然，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一些经济学领域的大师。在中欧工作的 15 年，有三位“高手”引领了我的研究方向乃至学术理念：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另外一位就是许小年。我写的文章大多数都隐约可见他们思想的影子。
我经常说，一个人最快的成长是和高手在一起。不一定是你的导师，有时候和他们一起调研，一起吃饭闲聊，都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取决于你自己的心理，就像学乐器，有世界级大师给你点拨一下，水平肯定不一样，比自己埋头苦练要强。我觉得学经济学也是这样，和他们接触之后，看问题的角度会和过去不同，像是茅塞顿开。
比如说吴敬琏老师。吴敬琏非常注重调研，全国各地地跑，接触很多企业家。他敢于说真话，有了调研的基础，他说的话很接地气，带有建设性。有的人看得很高，有的人看得很深，但吴敬琏能够站在最高的层面去看待问题，并且用经济学，用不是那么深奥的方式把它讲透。这是我敬佩吴敬琏的地方，也是一直在努力去学习的事。
然后是吴晓灵，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负责筹备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我是研究院的第一个员工。研究院就在东方明珠下，紧挨着黄浦江，是黄金地段。当时觉得一定要请最有名的人物来，有人提议吴晓灵，她是中国金融界数一数二的专家。实践证明，此言不虚。
第三位是许小年。他的很多批评，有的人会觉得太过极端。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批判又是有价值的。总要有些声音，让政府保持警醒。
受到他们的指引，慢慢地，我开始把研究焦点聚焦于经济改革，并通过社交媒体积极传播自己的改革建议。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切入的。因此，经济学家始终是改革议题中最活跃的群体，要把政治视角和经济视角融合在一起，这样口径比较宽。
离开中欧是在 2017 年。当时社交媒体发展正兴，长期活跃其中，作为经济学家，我觉得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我的建议通过互联网被看到，这就是意义所在。
改革的呼吁者
现在的我更像一位职业写作者。一般的经济学家会做几件事——教学和发表论文。我和大多数学者不一样，大分部的精力都在写作科普类的经济学文章，通过社交媒体去传播。
最早的时候，为传统媒体写作，比如《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等等，后来慢慢转到网络媒体，是 FT 中文网、财新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再后来就转到社交媒体，从微博到微信，定位一直没有变。
平均下来，每天都会写一篇经济学文章，但也不完全固定，有时候一忙，就没有做到每天。只要时间允许，都尽量去写。
阅读新闻报道、公众微信文章、各类书籍，这些工作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然后构思如何写作，不过更多时候，写作的冲动会自然冒出来。我习惯在安静的环境工作，思绪不会被干扰。
写了这些年，和企业家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默默支持你，这是一种特别的成就感。再有就是输出的观点慢慢得到转化。比如说减税，这是整个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家一起呼吁了好多年，都是参与者，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这种感觉特别好。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幸福感来自于思想能够表达，能够被认同，并带来改变。
如果经济学家要分类的话，我想我是改革的呐喊者、改革的呼吁者，希望能以自己的努力，给中国改革的进程贡献一份力量。作为学者，有责任从理论上、学术上帮助大家把改革的问题讲得更清楚。
2013 年，我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合成集，出版了《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一书，书中共有文章 40 余篇，涉及的内容包括失去的十年、重启改革、反思"中国模式"、证券市场：改革的漩涡、改革杂论等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很巧，本来的书名是《改革的逻辑》，但和周其仁刚出的书重名了，临时改成了《下一个十年》。
在书的序言中我提到，经济学家应该做改革的推动者。在我看来，一个学者有两种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容易量化，通常以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次数为指标。社会价值难以量化，主要体现为政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学术价值一般都是正的，但社会价值有时为负数，例如一些学者不负责任地刻意“误导”公众认知，抑或为求“进宫对诏”的机会而牺牲学者的独立与尊严。
能同时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有所建树的人屈指可数。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成为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也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每次遇到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就引发热烈争论。很多人不知道，凯恩斯还是参与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案设计的主要人物之一。虽然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学者屈指可数。特别是随着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大师似乎已成绝响。
“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虽然没有论文能跻身全球顶尖学术期刊，但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影响力是绝大多数海归精英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他们更多算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为国际经济学理论“添砖加瓦”，而在于把一些朴素的经济学原理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许小年虽然政策影响力不大，但他对纠正公众的错误认知、普及市场经济原理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
还有一类属于“学究型”。在现代大学论文考核机制的促使下，大量学者醉心于对各种模型的演绎，生产出大量“顶尖期刊论文”，但这些文章无人问津，读者少得可怜，成为只有圈子里的人相互“激赏”的象牙塔游戏。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问他这篇论文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估计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这种现象由来已久。
在我看来，学术价值是比较容易追求的，但社会价值才是考验学者功力的试金石。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样开创一个学派，要么你能像吴敬琏一样以智慧、经验和影响力去改造社会。仅仅因为论文在国际排名第几第几就自以为是，这比央企进了世界 500 强就以为自己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为可笑。
当下，面对艰巨的改革任务，经济学家应该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如果说，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的话，那么社会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的参与就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不应妄自菲薄，凯恩斯在 1936 年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都应该记住：
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Practical men，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对话刘胜军
▐ 杭商传媒：在学术上，您比较欣赏谁的观点？
▐ 刘胜军：亚当·斯密毫无疑问是学术上的榜样，最近开的新公众号，名字就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他是经济学之父，他讲的“看不见的手”，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另外指引我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弗里德曼、凯恩斯、里根总统。特别是里根经济学，它最大的内涵就是简政、减税，这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
国内经济学家我引用最多的是吴敬琏，他的观点和看法比较超前，他能站在顶层设计的角度看问题，提出实用性的建议。
▐ 杭商传媒：最近您阅读了哪些书？
▐ 刘胜军：最近看了很多书，有些是重读。比如《里根传》，很多时候经济学家的力量是微小的，真正改变这个社会的，其实是政治家。另外还看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这本书写的不错，在当下，如果你对国家的命运比较关心，应该去读读。
另外吴敬琏推荐给我《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是理解特朗普现象的一把钥匙。还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是吴敬琏推荐的一本书，它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融合在一起。读完这本书，再去看今天的拉美，会觉得简直讲得太透彻了，拉美为什么是今天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状态？讲得非常透彻。
▐ 杭商传媒：您提到《乡下人的悲歌》，它讲的是美国蓝领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刘胜军：《乡下人的悲歌》现象出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之后，跨国公司自然会选择成本最低的地方来生产，美国的工程搬到了中国，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职业转换。美国很多城市只有一个工厂，厂一关，整个城市就废掉了，所以对当地人的冲击会非常大。中国未来也会有，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相比，成本优势比较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的改变，也就是自动化，机器制造取代了人工。这不光是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提高了效率，更加精准可靠。
但东北的问题和《乡下人的悲歌》不同，东北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不是因为全球化的力量。东北有大量国有企业，都是重化工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比重下降了，而这些企业因为体制原因无法转型，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和创新的要求。经常说“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个问题是更严重的。
▐ 杭商传媒：贸易战会不会影响中国科技企业赴美上市？
▐ 刘胜军：美国的资本市场强大，因为它能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前去上市，反过来它的股市又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二者形成了良性循环。阻挠优秀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是一种并不高明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术。美国的担忧有二，其一，美方顾虑中国企业赴美圈钱，发展壮大之后成为美国对手；其二，美方认为中国公司无法达到美国公司管理的标准，信息披露不到位，不符上市标准，过去中美关系平和，这类矛盾没有得到显现，当下中美关系紧张，这类问题需纳入不确定性考量。
▐ 杭商传媒：出口企业目前海外生存形式严峻，国内环境压力重重，如何重新定位再出发？
▐ 刘胜军：美国市场生存难度会加大，一是因为关税的不确定性， 二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很多隐性的障碍。很多行业受到冲击。
从机会上讲，现在最大的机会在中国，无论市场规模，还是市场增速，中国在世界上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但中国的钱不是那么容易赚，因为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快速转变，中国的服务业现在比制造业更重要。
就算是生产性消费，现在的要求是什么？是高质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给传统企业带来巨大挑战。过去企业家主要精力放在怎样让产品更便宜，性价比更高。当下如果精力还放在这个上面，最终会把企业格局越做越小，企业要想抓住中国国内消费转型的机遇，就要加强创新，提升技术、商业模式，拓展品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如今中国拥有世界级的供应链体系，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
△ 潘石屹/摄
▐ 杭商传媒：贸易战会走到何种程度，对股权投资会带来什么影响？
▐ 刘胜军：科技和贸易领域的新冷战格局会持续很多年，恐怕要有长期心理准备，战术上可能会改变，但战略上不会有改变。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贸易战引发的，目前中国创投非常艰难，募集资金非常困难。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没有打通，中国的资本市场有 IPO 审批制，长期以来是条羊肠小道，没有变成高速公路，这是中国推动 IPO 注册制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经济增速非常快，很多企业家靠着胆大，靠着赌一把成功了。所以很多企业看起来有几百亿的规模，但是非常脆弱，这种企业为数不少。随着经济增速衰退，这些企业难以维持。
另外，中国大量的僵尸企业没有被淘汰，僵尸企业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4 万亿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所以长期积累下来，这个数目非常大。过去一年，中国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剧烈改变，很多企业死在去杠杆上，今年虽然形势有所缓和，但是大趋势没有改变。当然也有机会，特别是科技类的创新企业，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没有问题。短期内风投要关注资金链。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逐机会，可能要多一些冷静，多一些耐心。
▐ 杭商传媒：对于年轻企业家创新创业有何建议？
▐ 刘胜军：中国处于创新的时代，创新的最大驱动力就是科技，年轻的企业家对科技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性，而传统企业家往往对科技有抵触心理，因为不习惯，不愿意接触这种新的事物。所以许多中国独角兽企业由年轻人创办，这个现象绝非偶然，从理论上来讲，年龄越大越难接受新的技术。
科技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力量，中国恰恰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当中，在大数据、云计算方面足以和美国一较高下，衍生出非常多的创新机会。这也是为什么 VC 产业发达的原因，未来年轻企业家享有更多机遇。
年轻的企业家往往对政治不敏感，年长的企业家经历风雨比较多，看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对政治问题比较关注。年轻企业家一是要讲政治，“讲政治”并非说天天去研究政治问题，而是要时刻关注政策变化，关注国家的重大转变，避免企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发生冲突；二是要讲文化，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的古典智慧，讲究韬光养晦，低调谦恭，作为企业家也是如此。
(杭商传媒姬晨曦、毛海若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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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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