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赢在起跑线上的竞争”毁了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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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米粒妈频道
编者按:创新是决定中国未来国运的关键。在影响一个民族创新能力的因素中,教育是决定性的。马云为什么说“杭州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当下中国式的“多学一点、早学一点、学深一点”牛娃培养热潮,未必有利于创新。如果方法不对,学的越多可能越扼杀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的家长在不知疲倦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却不知道丢弃了比知识更宝贵的东西:好奇心和想象力。中国式教育,请让灵魂跟上脚步。
这几年世界各地的教育学者都想知道一个答案,为何芬兰、香港及上海的学生,在国际评估能力测试中,总是遥遥领先?
纪录片《走进东·西教室 之 上学为什么?》揭开了这一秘密。
这部由香港 now 新闻台拍给香港人自己看的一部纪录片,旨在探究芬兰、上海两地的教育经验对香港的启示。
它带给我的反思实在太多太多,看过之后,我迫切地想安利给你们。
纪录片的一开始,就分别展现了来自香港、芬兰、上海三个地方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分别过着怎样不一样的学习生活。
▉ 上海小学生的一天
10 岁的上海小四学生思毅,她的一天从吃完早餐,妈妈送她到学校开始。
这一天的第一节课,是 8:40 的英文课。
09:30 是体育课。上午几节课之后,12:30 是午饭时间。
午饭过后休息一会儿,思毅又要开始上课,这一课有三十五分钟做功课,还要即时交给老师批改。
04:30 是思毅的放学时间,外祖母来接她回家。
思毅到家是 04:51,第一件事便是写作业。
她今天的作业:语文复习第三课、背三个小节、预习古诗;数学有第四册八九页。
一个小时结束功课后,思毅顾不上休息,又开始练钢琴。
晚上八点,下班回家的妈妈,开始检查思毅的功课,向女儿指出功课的不足之处。
到了晚上九点,思毅完成预习,准备洗澡睡觉。
▉ 香港小学生的一天
9 岁香港小学四年级学生俊浩的一天,是从六点半起床开始。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地洗漱,之后由妈妈陪同去坐校车到学校。
在学校上完一天的课程,04:30 放学后的行程是到补习社做功课。
完成数学功课,做英文功课,再做中文功课。
被问到平时什么时候离开?俊浩的答复是,七点到八点,有时更晚。
而被问到平时的功课是否比今天多?俊浩的答复是,平时有七至十多份,今天四份。
从补习社回到家中,妈妈与他有协议,在补习社完成做功课和温习后,他可以在家里想做什么都可以。
到家的俊浩是一天中难得的放松时间,看电视时,妈妈会给他端来一碗好吃的。
记录片中妈妈略有无奈和不满地说:
“他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回到家,足足十二个小时,太长了。功课少一点都可以,同一条方程式做十条,其实都一样,你一看就知道他晓不晓得,不用重复。”
而儿子俊浩在被问到,“如果让你自由选择,你明天想做什么?”时,俊浩开心地说,“坐在这里,然后打游戏”。
纪录片显示,香港学生的 PISA 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但代价是功课多。
国际调查发现香港小四学生每天做功课的时间,在全球四十多个受访地区中排第二高。
03
▉ 芬兰小学生的一天
地球的另一半,11 岁的芬兰小四学生 Kaius 的一天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早上,他和父母一起吃早餐。
他对采访者说,一年级就开始自己上学,上学有时很开心,有些课堂很有趣,因为学习的方法很有趣。
到学校后,09:30 是小息时间,即使芬兰这天气温只有零下三度, kaius 也可以尽情玩他喜欢的运动。
芬兰人认为,只有足够休息,自由活动,才能好好吸收知识。
到了 10:00 数学课,孩子们才纷纷回到教室。
课堂形式也是相当轻松活泼,孩子四面相对而坐,有的孩子甚至坐在瑜伽球上上课。
11:30,午饭时间到了。
和国内学校食堂不一样的是,芬兰小学生是自主打餐。片中当被问到,“你们喜欢学校食堂的餐吗?”
孩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答复说“喜欢”。
12:30, kaius 上芬兰文课,他要设计一个报纸专栏。
到了 02:30 就放学了。
回到家后的 kaius,第一时间跟同学打游戏机,足足两个钟头。
然后再去学吉他。
到了 06:45,kaius 在晚饭前的半小时做功课。
做完功课吃晚饭,07:45 又到游戏时间。
片中,kaius 的父母表示,在 kaius 出生之前,家里并没有这么多游戏,因为 kaius 很喜欢玩游戏,所以家里准备了很多。
Kaius 的父母一致认为:功课不应该太多,玩游戏也不光是玩,他同时可以学到数算和数学,也可以学习胜利和失败。
“我觉得很好,我们人生中都会遇到挫折,我觉得 Kaius 现在,不论赢输也能好好应对,玩游戏是有帮助。”
差不多到了晚上八点半,Kaius 就要准备睡觉了。
这就是 Kaius 一天的学习生活,让人惊叹,相对于国内的小学生,芬兰的小学生简直太轻松了。
芬兰学校功课少、无考试。芬兰老师甚至认为,测试和考试只会给小朋友压力,妨碍学习。
纪录片中,有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环节:
香港教育学院的老师把芬兰小四的数学功课翻译成中文,然后把翻译好的芬兰数学、英文功课,分别让香港学生俊浩和上海学生思毅来计时做题。
香港学生俊浩在妈妈的陪同下,不到半小时便做完。
而上海学生思毅,英文大约十分钟就做完。
芬兰数学,在做到图形题时遇到一点困难,最后用了二十三分钟也做完。
之后换过来,分别让香港学生俊浩和芬兰学生 Kaius 来做上海的数学功课。
俊浩一开始在做上海数学功课时做得很顺利,但越到后面越难。做到最后,开始变得烦躁,坦言说,“上海数学根本就未学,十分难。”
而芬兰学生 Kaius 却要比俊浩更抓狂,在做上海数学功课时,Kaius 一直写写擦擦,开始变得烦躁,不停地表示,“我完全不明白”。最后用了五十分钟终于做完。
之后再换过来,让芬兰学生 Kaius 和上海学生思毅分别做香港数学和英文功课。
Kaius 在做了一个半小时后开始有点不耐烦,“我不明白,这个练习很长,我要在这里写些什么?”
面对儿子的沮丧和烦躁,爸爸也开始抓耳挠腮的烦躁不安起来。
而回到上海,思毅做香港的数学功课,大约 15 分钟就做好了。
她表示,香港的这份数学作业,在这里只相当于是三年级的题目。
但相对于数学,香港英文功课就要难得多了。思毅最后用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做不完。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感受颇深。整部纪录片不偏不倚,没有批判,却在客观的三地对比中有着深深的反思。
作为闻名全世界的芬兰教育,97% 的学生均入读公立学校,学校之间差异很少,没有名校的观念,不会分精英班,也不会排名次,没有升中压力。他们不鼓励竞争,认为学校的责任是帮学生发掘自己的专长和兴趣。
老师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学生的学习充满趣味,让孩子一起参与课题设计,想要知道他们喜欢做什么。
纪录片中的公立学校的校长也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学生主导自己的学习,我们给予支持。”
“弹性,让精力用在最需要的学生,不对学生施加过多压力去评估他们,重要的是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路,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
“我们会有小测验,但只是想更多了解他们学习进度,而不是为了全国的公开试。”
2000 年第一次评估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芬兰打败众多西方经济大国,名列前茅。
三年后更脱颖而出,夺取了科学、阅读的第一。
但是芬兰的教育者却不在乎排名,他们认为,教育不是在于 PISA 成绩,而是有没有热爱。
芬兰教育法规定,授课时数每星期,不能超过三十五小时。
对比香港中小学生平均每周学习超过六十二小时,几乎是芬兰的一倍。
也就是说,芬兰学生素质(数学、科学、阅读)位于全世界第一梯队,做到这一点,他们却花费了最少的时间 ,学生的幸福感更强。
纪录片中一位来芬兰当交换生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在参观了一家公立小学后,总结说:
“香港人崇尚越多越好,我们要小朋友学十八班武艺,读很多很多书,背诵很多很难的生字,因为我们觉得越多越好。但这里的老师跟我说,数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活学活用。”
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芬兰和香港小学生的区别:“你觉得他们(香港学生)是赢在起跑线,但其实输掉了学习兴趣。”
这句带有批判式的总结,虽然真实表露了对香港教育疲惫状态的不满,但“赢在起跑线,输掉了学习兴趣”这句话,恕我不能认同。
我身边很多学霸朋友,大都没有赢在起跑线而输掉了学习兴趣。
之前讲过的,我一个闺蜜,从小在台北长大,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她说,上哈佛最令她震撼的,不是白胡子教授和高深的课程,而是她的哈佛同学。不论白人黑人亚洲人,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不论来自欧洲、南美、非洲还是亚洲,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都差不多——都苦得很!
她小时候每周要上 8 门课外班(共 20 多次课),平时放学和周末要一个个去“赶场”,钢琴、英文、书法、绘画、乐理指挥、珠算、心算……
她问了一圈儿她的哈佛同学,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几乎没有人小时候课外班上得比她少。
但她说,“苦”过来后,反而乐在其中:
“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追娱乐综艺、追星看演唱会,通过感官的刺激获得快乐是一种快乐;但埋头题海战术,攻克一道又一道难题的快乐和获得的成就感,是那些感官上的快乐无以比拟的。”
整部纪录片看到最后,我从整部纪录片的反思中,也得到了某种答案。
闻名于全世界教育的芬兰,全国总人口五百万,只相当于是北京一个朝阳区的人数。
有限的人口基数和发达的经济基础,当然可以允许他们的教育发挥个人最大潜能,实现教育的人人平等,真正做到全面提高国民教育水平。
可是,对于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有限、竞争淘汰制的国家来说,芬兰式的“快乐教育”,终究不过只是纸上谈兵。
就像纪录片中,面对“各自有什么梦想?”这个问题时,三个在不同教育体制长大的孩子各自有不同的回答一样:
芬兰的 Kaius 说:做作家应该蛮有趣,因为我看很多书,所以我想写自己的书。
而香港学生俊浩说得则是:希望升读大学。
人只有在实现了眼前的基本需求后,才能真正畅谈梦想。不然,那就只是一句空话。
纪录片中有一个问题问:“为什么要读书?”
思毅的回答是:因为长大之后才会有出息。
思毅的回答,简单、直接、接地气,却让人无可反驳。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就是中国孩子的真实现状吗?在中国,考个好大学,是改变命运最简单、最公平的途径。
换一句话来说,把芬兰小学生放在中国,和数以万计的中国小学生一起竞争,他们还能“快乐教育”得起来吗?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同一起跑线的公平竞争。
芬兰孩子能快乐学习,归根结底是受大环境影响,他们不需要靠竞争来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相反,中国孩子的竞争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了这个独木桥,你就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
看完纪录片,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是,相对于芬兰的孩子和父母,不仅中国孩子很累、很苦,中国家长也同样艰辛。
在芬兰家长不用接送孩子上下学、不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辅导作业,不用为孩子的升学压力而忧心时;
中国家长要兢兢业业地接送孩子上下学,要郑重其事、筋疲力尽的辅导孩子上课,要忧心忡忡、提心吊胆、愁肠寸断地担心孩子的升学考试。
这就是两国教育环境的差异,但看清差异并不是为了两国教育体系的不同而忿忿不平、充满怨言;反而,正是因为看清了两国教育体系的差异,认清现状,才更要努力在这个大环境下,为孩子选择和指引符合他们发展的学习之路。
毕竟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为人父母我们不能,也不敢拿孩子的未来做赌博。
正如纪录片结尾所说的那样:
现在中国用淘汰体系,我的孩子不能被淘汰,如果我的孩子不做作业,如果我的孩子不上补习班,不做考试题,那他一定会被淘汰。
- END -记得转发给你脑海中第一想起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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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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