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吴市场”90周岁生日

Original 刘胜军亚当斯密经济学

· 全文共 6455 字，阅读时长约 17 分钟

·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吴敬琏

作者 | 刘胜军

生于忧患

2020 年 1 月 24 日，农历除夕，恰逢吴敬琏先生 90 周岁大寿。

吴老生于战火纷飞的 1930 年，历经中国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吴敬琏先生充满历史厚重感地说：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1978 年改革开放时，先生已然 48 岁高龄。但他以不知疲倦地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探求经济学真谛的超凡精神，在重大经济转折关头从不缺席，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无可争议的标志性人物，引领经济学界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学术力量。他真诚地说：

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其精神，令国人感怀；其学术生命力，令人惊叹。

2020 年 1 月 18 日下午，乐平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忘年会”活动，活动的高潮是为吴敬琏先生庆祝 90 岁生日。

• 法学泰斗江平先生（90 岁）：我觉得吴敬琏先生体现了两种精神，一种是很强的独立的精神，因为这种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独立精神，他被人称为是经济学家的良心。第二，我认为他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对现实的丑恶现象，能够直言不讳，敢于说真话，敢于代表民意发表意见。衷心希望吴老百岁可期，我们再合作十年！

•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91 岁）：吴敬琏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希望他继续带领推动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发展。

• 历史学家资中筠（90 岁）：早就听说吴市场的名声，当年改革开放，市场还不太被人接受的时候，吴老就为市场疾呼，但是当后来市场出现一些弊病的时候，他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站出来批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对股市的批判，得罪了很多人。我因此从没炒过股。

• 企业家任志强：吴敬琏先生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上的思想理念，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和冲击非常大。如果没有他、茅老师和江平老师，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活在蒙昧中。

△左起：茅于轼、周南、吴敬琏、资中筠

对于众人的点赞，吴敬琏的答谢一如既往地充满历史厚重感：

世界各国都需要创新。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促进社会制度、规则现代化的任务更重要、更紧迫，因此需要各方面的社会创新。除了我们这些“ 90 后”，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推动社会创新。也许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万分之一，但只要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希望。

回顾吴敬琏的学术生涯，其最闪光之处在于其勇于反思、坚持较真、敢讲真话的独特功力。

吴敬琏的第一次反思

虽然哈耶克早在 1944 年就以无比强大的逻辑论证了“计划经济不可行”，但由于国内学术研究的封闭，吴敬琏一度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反右派运动中，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生产价格论”，堪称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然而当时的吴敬琏充当了孙冶方的批判者。吴敬琏、陈吉元和周叔莲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惟一动机和直接目的。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

吴敬琏的第一次反思来自人生厄运的意外收获。

1968 年到 1972 年期间，吴敬琏与“折骨为烛”的中国知识分子尊严的象征顾准在“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

顾准用他的思想一点点打破了吴敬琏头脑中“左”的枷锁，引领他走上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宏大历史命题的思想历程。1974 年冬顾准临终前，对唯一守护在旁的吴敬琏郑重地说：

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后来，吴敬琏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并向其真诚地致歉。1984 - 1992 年，吴敬琏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吴敬琏的第二次反思

53 岁是很多人心中已经迫近退休的年龄，对吴敬琏而言这却是人生的重要开端：1983 年 1 月到 1984 年 7 月通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吴敬琏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有时候，一段偶然的经历，可能对人生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一样，吴敬琏的这次“学术访问”带来了“化学反应”，颠覆了吴敬琏的经济学世界观。

来耶鲁之前，吴敬琏没有接受过任何西方经济学的正规训练。

在耶鲁，吴敬琏不但听不懂专业的学术研讨会，连研究生的基础课都听不懂。准备几句很短的发言，都要在之前读上几十个小时的教科书。

吴敬琏硬着头皮，从本科生的基础课开始学起，开始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求学生活。经济学家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凭借自己超凡的努力和悟性，这一年半的学习，让他形成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看法。吴敬琏回忆说：

在耶鲁的这三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

1984 年，吴敬琏从耶鲁满载而归。半年后，他被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一直持续到如今。

投身“顶层设计”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过去 40 年的重要经验，但并不意味着“盲目”。吴敬琏是最早参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顶层设计极为必要：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需要顶层设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

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想这种疑问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

1986 - 1987 年吴敬琏出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给了吴敬琏直接操刀顶层设计的机会。

80 年代末，由吴敬琏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的课题(358课题)，使课题组得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2010 年，以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等为代表的“整体改革理论”荣获“ 2010 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整体改革理论”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风险，与改革不系统、不配套有关。出路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学派。“整体改革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次较真”

“爱较真”是吴敬琏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是他能在历次争论中“屹立不倒”的法宝。

1984 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四过一乱”），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严重。

舆论的批评，促使中央高层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

1988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央召集 10 多个部委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会上，两人都反对“价格闯关”。

8 月 19 日，“价格闯关”公报一经发表，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现象。中央 8 月 27 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价格闯关”改革失败，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吴市场”一战成名

价格闯关失败后，不仅冲击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对改革带来了巨大冲击：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些针对改革政策和私营经济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

在这场十分凶险的“历史漩涡”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意外走红。

1988 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认为：

“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988 年 7 月 15 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再次成为“政治正确”。

1989 年 11 月 7 日，吴敬琏陪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吴敬琏认为：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不能同意。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

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

1990 年夏天吴敬琏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1990 年 7 月 5 日，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反击：

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其间，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争论太过激烈，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进行市场化改革。

△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1990 年底，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

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

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

‘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

1991 年冬天中央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 11 次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1992 年 10 月，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朱镕基的伯乐、已故经济学家马洪在吴敬琏 70 岁生日的贺辞中说：

吴敬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与朱镕基结缘

吴敬琏长期关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多次赴温州调研。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第一次感受外部风暴的冲击。

1998 年，吴敬琏来温州调研后，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大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学习温州。

“爱较真”的吴敬琏与“敢说敢做”的朱镕基可谓“诤友”，他如此评价朱镕基：

朱镕基有两个优点：一是他认为对的事一定坚持到底，不对的也会立即改正；二是与人争论绝不记仇。

1991 年，35 岁的陈光走马上任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对诸城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摸底以后大为震惊：市属 150 家企业中，有 103 家企业明亏或者暗亏，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 80% 以上。经过调研，陈光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他决定“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从 1992 年 4 月到 1994 年 7 月，诸城市全市 282 家国有和集体企业，有 272 家实现产权改革；其中，90% 以上的企业是将企业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

1995 年，陈光在诸城推行的产权改革被媒体报道，被冠以“陈卖光”的别称。外界对诸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主要是指摘其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陈卖光”，当时几乎是个骂名。

1996 年 3 月 20 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 9 个部委 21 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再次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家企业进行详细考察。3 月 24 日上午，在中央联合调查组与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在会上做了个简短总结：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完全同意。

“吴市场”的第三次反思

90 年代，中国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

然而，永不停歇的“吴市场”再次开启了自我反思。2003 年吴敬琏说：

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2007 年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已经进化到“ 2.0 版本的吴市场”。

与“老同学厉以宁”激辩股市

同时生于 1930 年的吴敬琏和厉以宁都是江苏人，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镜”、聪明绝顶的好学生；在金陵中学的校史馆中，吴与厉的照片同悬于一室。高中毕业后，“厉同学”与“吴同学”各奔南北。

同学情缘，并无影响吴敬琏的“爱较真”。

2001 年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痛陈“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一语激起千层浪。随即经济学界 5 位大拿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召开发布会批评吴敬琏，强调：

我国的证券市场像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用猛药来治理……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

“爱较真”的吴敬琏毫不退让，甚至出了一本书《十年纷纭话股市》来系统回应。当时很多投资者股市亏了钱，怪罪吴敬琏，甚至把他家里的窗户玻璃都砸坏了。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时至今日，吴敬琏以“敢说真话”而赢得了广泛尊重。

经济转型的积极推动者

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吴敬琏很早就意识到经济转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21 世纪初，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吴敬琏组织人员去调研（笔者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在 2006 年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经济形势一片乐观的情况下提出了清醒的预见。

谏言改革

2012 年十八大胜利召开。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好评如潮。吴敬琏评论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它正确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将要建立的 2.0 版的市场，是一个消除了条块分割、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在规则(法治)基础上实现有序竞争的市场。

与此同时，吴敬琏也认为改革之路不会是坦途：

正如三中全会公报所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将要进行的规模巨大和极其深刻的革命，必然会遇到来自陈旧的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方向，大胆实践探索，克服各种阻力和障碍，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确保，中国也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年老未敢忘忧国

2018 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冲击“全球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常怀千岁忧”的吴敬琏又推出“潜心三年”的力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吴老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