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瘟疫与文化革命

Original 刘胜军亚当斯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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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那些能将我杀死的事物，会使我变得更有力。

——尼采《偶像的黄昏》

作者 | 刘胜军

不出意料：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52 万例，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接近200个。美国后来居上，累计确诊突破 8.2万，跃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世纪瘟疫。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但下面这张图却令人深思。

大多数西方国家疫情发展路径非常类似，但东方社会却有效控制了疫情：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被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控制疫情的努力是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疫情发生后，东方国家的“迅速行动”与西方国家的“拖拖拉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政府政策差异上，更体现在人的行为上。

西方社会的迟缓，不仅是由于特朗普那样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更是深层次的价值观使然。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威廉·哈纳奇的话极有代表性：

虽然这种病毒的确很危险，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但我们也珍惜我们的自由。

正是这种价值观，导致同样的措施在东西方社会的“实际效力”截然不同。

出于对自由的尊重，西方国家迟迟不愿采取“限制措施”。英国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它在上周末（ 3 月 21 - 22 日）才下令关闭学校、酒吧和餐馆。上周末，大量英国人趁着好天气去逛市区公园和休闲区——人太多了，以致无法保持必要的距离。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画面显示，23 日的伦敦地铁仍然拥挤。伦敦政经学院终身教授金刻羽写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采取隔离措施的几天后，他父亲却说去酒吧喝酒是一种“必要活动”，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去。我认识的一对住在豪华的乡村庄园的70多岁高龄的英国夫妇告诉我，如果被要求再隔离一个月，他们会发疯的。我之前在纽约的同学说，纽约人不可能在家里待太久，他们宁愿感染这种病。而且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受够了，最终会发展成为群体免疫力。
我们的人民也是不同的。与西方人相比，东亚人是一个更顺从的群体，就像与意大利人相比德国人也是这样。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需要的社会娱乐活动更少。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他们都厌恶被管制的感觉。他们对技术监视也持怀疑态度，即使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对法国人来讲，自由更是不可动摇的中心基础，如同一句法语谚语所说：“宁愿完整地死去，也不要迁就地活着”(Plutôt mourir libre que vivire à moitié)。一位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说：

法国人反应很慢，地铁上人都不戴口罩的，有可能跟意大利一样患者激增。

一个读法律的法国学生Amandine说：

亚洲的管制对法国人和法国法律来说太具侵略性了。在台湾，政府规定居家隔离者手机GPS必须保持畅通，进行追踪，以便当疑似感染者测试结果是阳性时，迅速知道跟谁接触交叉过。但法国国家通讯自由委员会和人权维护者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措施。

美国虽然出现了很多危险的感染案例，但白宫的所有发布会上看不到戴口罩的人。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托尼·珀曼讲述了自己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的两次隔离经历，从中可以一窥中美文化差异：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我们的焦虑感就被引发了。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要求我们尽可能自我隔离 14 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没问过我们要去哪里。

△华盛顿的樱花（3 月 21 日）

在中国，人们认为隔离是一项共同义务，公众几乎立刻改变了习惯。所有人都时时刻刻把消毒、清洁和与他人保持距离放在首位。中国政府的严厉手段似乎奏效了。由于存在一张由政府命令、小区限制、同伴压力和强烈个人责任感所织成的复杂网络，每个人都在进行隔离，所以，不戴口罩外出或人群聚集在一处是触目的，令人不悦，甚至会遭到指责。在所有人纷纷效仿的情况下，人们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

相比之下，个人自由是推动美国例外论的引擎。但是，我们的放任主义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以及完全缺乏政府领导，让美国人感到困惑并暴露在风险中。而在美国，如果我们决定不自我隔离，谁会知道呢？

△ 3 月 21 日的加州 Huntington 海滩

在中国，我不会被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负责任的上海居民区分开来。相比之下，在美国，我感到自己被贴上了标签，即一个近期在中国居住过的潜在病毒携带者。有传染性的人与“无辜”者之间有着明确区别，后者不必为任何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因为个人自由的价值大于集体顺从。

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在疫情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西方，不少人不戴口罩是因为“个人权利的自由”；而在东方，自觉戴口罩则是基本的“集体责任”。

意大利是此次疫情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或许这与意大利人的浪漫文化不无关系。

中国派往意大利的医疗队深有感触。在意大利一场记者会上，意大利官员特意邀请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发言，他忍不住直言：

米兰是意大利国内最严重的城市，但是我发现，这里的封锁令或者管控令非常宽松。我看到公交车还在运行，我看到人还在运行，我看到酒店有人在聚会，我看到很多不戴口罩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战争，不仅仅是靠政府一方的努力，靠医务人员一方的努力。我们必须要自觉地维护来之不易的封城这样为了保护生命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必须要让时间停下来，让经济停下来，让人们平时喜欢的人际交往停下来，可以说让生活宅在家里，全力以赴地保护生命，生命是最值得大家付出所有代价的。

所以，意大利一位市长忍不住用“咆哮体”进行劝诫：

让你待在家不是让你开派对！

极端的个人主义，成为疫情的助燃剂。在欧洲和美国，都有一批人无视针对新冠疫情的封锁命令出门聚会。美联社为这些人取了个名字，叫做“病毒叛逆者”。德国各处有年轻人举办了所谓的“新冠派对”（Corona parties），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饮酒并高呼“Corona、Corona”。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表示：“现在仍有‘新冠派对’，有年轻人对着老年人咳嗽，喊‘Corona’取乐，最重要的是，有数量惊人的聚会正在举行。”

3 月 18 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发布了一段采访视频，正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度假的大学生们，对着镜头抱怨起疫情对他们春假的影响，并声称病毒无法阻止他们享乐。一名叫做布雷迪·斯洛德的青年表示：“就算我感染新冠病毒，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让它阻止我去参加派对，我已经期待迈阿密春假很久了，我们计划这次旅行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3 月 24 日，美国肯塔基州一群 20 多岁的年轻人参加“新冠派对”后，有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州长谴责说，“每个去参加这种活动的人都可能认为自己坚不可摧，但是他们会伤害到他人所爱的人。这种事太令人生气了”。

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导致一系列政治上的后果：

• 行为短期化：在选举机制下，选举周期导致政治周期，行为短期化不可避免，一些政策缺乏连贯性。这种短期化，在特朗普当选后更是变本加厉。奥巴马曾经设立可以协调全国医疗卫生相关部门的“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办公室”，却被特朗普在 2018 年解散——据说是为了省钱。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优先”就是“放大版的个人主义”。

• 行动缓慢：美国前期防控不力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老百姓能不能免费检测，谁来付费，长时间里没有答案。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参议员质问 CDC 主任

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Gelfand 教授回忆道：

她和同事在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 教授指出文化演进的“路径依赖”：

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Gelfand 教授认为：

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托尼·珀曼认为：

值得从中国人民身上汲取的经验包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和连带关系——为了集体利益牺牲“权利”，否则，我们中许多人将死去。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观。与这种精神保持一致的是，在每一次为遏制病毒扩散而采取的行动中，每个人似乎都得到了同等对待。

东西方的政治体制差异也与历史文化有关。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

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受地理因素影响很大，由于地域广大、四面临山，北方又有夷狄侵扰、旱涝灾害不断等这些因素迫切需要统一的国家进行调度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早熟，即在技术还未成熟的条件下要管理一个力不能及的庞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