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瘟疫、经济危机与范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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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这个时期将会颠覆我们过往对世界的认知。
——达利欧
未来未知
媒体和投资者最喜欢听的就是预测，这其实反映了一种心理依赖，或者叫惰性。
巴菲特从不相信预测，他发自内心地敬畏市场。这是他成为世界首富的重要原因。
诺奖得主班纳吉讲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经典预测”：
• 《华尔街日报》一直凭其智慧预测未来趋势。1989 年他们想预测未来 50 年会有哪些辉煌无比的增长故事。自那之后 30 年过去了，《华尔街日报》都预测准了什么呢？他们预测的第一个赢家是孟加拉国，第二个赢家是泰国。你或许知道，泰国有点儿像 B 级片演员，算不上辉煌的成功故事。最后一个会把你逗乐的预测是津巴布韦。根据《华尔街日报》的预测，津巴布韦将成为下一个伟大的非洲增长典范。然而，众所周知，津巴布韦已经几近崩溃。《华尔街日报》预测哪个国家不能成功实现增长呢？答案是中国。中国被预测为落后国家之一。鉴于《华尔街日报》的这些预测记录，我不想因为预测而让自己尴尬，所以我不打算做预测。
最难的一次预测
随着 COVID-19 蔓延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一再超越市场的预期，导致美股暴跌，失业率暴涨，各国开启“战时经济模式”、“不惜一切代价”：美联储 all in（0 利率+无限量QE），美国全民派发现金救急。
与此同时，学术界和各国决策层对于危机严重程度的判断也出现分歧，引发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战神”达利欧在此次疫情中几乎折戟，他承认：
• 最近我犯了一个痛苦的错误，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应对流行病的策略。当我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传染病和其他自然现象（如干旱和洪水）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比其他其他事物(包括战争和革命)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都要大。我怎么会忽略流行病呢？我发现，我在市场上犯下的最大、最痛苦的错误，都是因为我没有研究那些发生在我有生之年的时间段。
为何此次疫情的影响很难预测？核心在于：
• 疫情持续时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 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直接决定“次生灾害”的大小；
• 黑天鹅事件：沙特石油价格战并非疫情的次生灾害，但同步引爆，导致“共振效应”。继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后，最近以色列卫生部长确诊导致以色列内阁被悉数隔离。究竟还有多少黑天鹅？
• 更重要的是：疫情会不会引起“范式的改变”？（参见：《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拐弯处的COVID-19》）这并非不可能。一旦疫情引发强烈的政治经济互动，世界秩序和规则为之逆转，那结果更加难以预料。达利欧感叹：“我相信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会经历一个与过往 “完全不同”（radically different）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将会颠覆我们过往对世界的认知。”
时间长短是最最最重要变量
时间维度是关键：如果将其看成意外一次性冲击，其影响在时间和规模上将是“可控的”。但如果发展成为中长期的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荒唐史》合著者肯尼斯·S·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精辟地指出：
• 我觉得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只是这一次的演习，这已成为 100 多年来全球经济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下跌。一切都取决于它会持续多久，如果持续很长时间，它肯定会成为所有金融危机的根源。
时间长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
1. 短时间或许尚可忍耐，时间长了很多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主权国家恐“缺氧窒息”，引发二次冲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成为下一波风险策源地。
联合国贸易机构预警，从现在到明年年底，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偿还约 2.7 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一债务如今面临多重压力：1）以往他们有能力将大部分债务转为新贷款，如今将非常困难，即使支付更高利率；2）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受到疫情破坏，资本外逃，而且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使许多国家遭受困扰，其中包括墨西哥、智利和尼日利亚。
2. 习惯成自然，危机的长期化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范式”。
《纽约时报》文章描述了这样一种“新常态”：
•以前正常的事情现在可能不再正常了。即使在病毒得到控制之后，人们也不太愿意挤进人头攒动的餐馆和音乐厅。家庭可能会持续焦虑并厌恶风险，倾向于节俭行事。一些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可能会无限期存在。如果焦虑持续，人们会不愿花钱，扩张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需要多年持续警惕冠状病毒的情况下。
伦敦投资研究公司 TS Lombard 的首席经济学家（Charles Dumas）表示：
•人们的心理不会就这么反弹。人们受到了真正的冲击。恢复将是缓慢的，某些行为模式将会改变，即使不是永远，至少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疫情会否长期化，目前有两个关键：
• 一是欧美国家能否壮士断腕，果断止损。
• 二是无症状疫情的发展态势。在一些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国家，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高达 50%。也有一些研究推测，或有 30%-60% 的感染者无症状或症状轻微，但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力和群体传播效率低。
△全球疫情突破百万关口
疫情出现的糟糕时机
大家都知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本身并无特殊之处，只是它出现的时机很不寻常。
应该说，此次疫情发生在一个世界经济相当脆弱的时刻。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
• 我们的经济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以前就已经十分脆弱。IMF 将 2019 年全球 GDP 增速定为 2.9%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只比我们通常认为的 2.5% 的全球经济衰退阈值高出 0.4%。新冠病毒的冲击发生在全球经济已经相当脆弱的时候，而此时如果经济中没有缓冲，必将遭受巨大打击。这就是我们已经经历的事实。
• 美国的财政赤字正呈爆炸式增长。目前可能最令人担忧的风险是企业信贷市场，美国公司特别是在过去 10 年中借了大量资金的公司，通过低利率大举加杠杆。面对经济活动的急剧下滑，以及企业收入的巨大缺口，企业高杠杆问题变得非常棘手。
达利欧认为：
• 我认为 1930 年至 1945 年是现在最近的类似时期，因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利率触及 0% 的底线，货币政策无效，债台高筑，全球经济疲软，存在巨大的财富和政治差距，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正在挑战现有的世界大国。作为对这些事情的回应，大量的财政支出产生了大量的政府债务，需要在没有足够的自由市场需求购买时出售，因此中央银行需要以某种方式将这些债务货币化。美国政府现在的财政赤字将超过 GDP 的 20% ，美联储印钞票和购买债券的数量将使其债务占 GDP 的 30% 左右，比二战时期的峰值还要高。
悲观者说
• 安联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这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时刻。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经济停滞，当然也从未见过一些大国突然陷入这种经济停滞。
•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这次疫情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远超过 2008 年，可能会比 1929 年 - 1933 年大萧条时还糟。因为：1）大萧条的中心是西方，当时全球化的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当前，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造成的伤害会远远大于当年。2）危机当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难同当”，不少国家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国家利益战胜了全球利益，甚至出现了不少“趁火打劫”行为。3）大萧条时美国处于“青壮年”时期，但现在它已步入“中老年”，国际领导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这意味着危机当前没有有力的协调者，这很糟糕。
不仅如此，郑永年还预言会出现“范式的变化”：
• 我认为可能会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状态，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各国会把和自己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非常紧密的生产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到经济主权时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抱有类似的忧虑：
•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可能引发世界各地的冲突。
最近，美国被指责“强抢口罩”。德国柏林州内政部部长Andreas Geisel愤怒地指控美国人是“当代海盗”。柏林市长Michael Mueller）斥责美国政府的行为“不负责任”、“不人道”和“无法令人接受”。加拿大总理特鲁称美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并提醒说美国也在从加拿大进口医疗用品。
伦敦政经学院终身教授金刻羽：
• 目前，世界正面临着类似 1930 年代经济萧条的前景，或许是 2009 年经济大衰退的几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经历的最大的经济事件。这场流行病可与 1918 年袭击西班牙的大流感相提并论，那场流感当时感染了西班牙 1/4 的人口，并且有 5000 万人死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大银行濒临违约，政府当时出手拯救了银行。如今，政府需要出面拯救一切——包括她的人民、中小企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如果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 12-18 个月的经济停滞，我们将面临的是比大萧条更严重的挑战。
乐观者言
乐观者成为少数派。
日内瓦的东方汇理财富管理公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Marie Owens Thomsen 打了个比方说：
• 你按下了暂停键，然后又按下开始键，机器又重新运转起来。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称：
• 我倒是比较乐观。人的社会属性就是越是恐慌、悲观到极致的时候，越应该心怀希望。流行病毒的感染类似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当流行病来临时，相关性强、互动性高的人群染病的风险就大，医院会出现“挤兑”情况，死亡率也会比平时大大上升。在政府和社会终于高度警惕，大家都产生恐慌后，产生共振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目前股市不能说完全探底，但是也接近谷底水平了。
• 美国经济在疫情之前总体来说是健康的，没有这次疫情的话经济衰退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经济 71% 取决于民间消费，民间消费指标的最关键决定性因素就是就业情况，老百姓有收入就有消费保障。我研究美国经济 40 多年，哪怕是最欣欣向荣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批评，美国媒体以批评为主。但实际上美国经济基础还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川普 3 年前的减税政策对企业的帮助。
• 美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利息低，流动性供应充足，疫情过去之后，美国企业恢复运转，会有更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搬回美国，因为他们看到了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疫情对他们的巨大影响，一旦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断，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和销售。所以我认为疫情稳定后，更多的美国企业和产业链会搬回美国，这对美国经济的恢复和提振也是有帮助的。
相对谨慎者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说：
• 比起 1930 年代的大萧条，当前的危机更像是一场暴风雪或自然灾害。这次不会达到大萧条那样的严重程度。大萧条源于人们的认知原因、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动荡混乱。那一次持续了 12 年。现在不会出现上一次那样的典型的通缩状况。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相比，现在的情形差不多与那时相反。2008 年是金融体系的问题感染到了整个经济。而这次，是由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正在感染银行体系。
经济学家许小年：
• 现在美国金融体系比 2008 年健康很多，表现在资本充足率 11%（2008 8%）；家庭资产负债表完好无损（对比 2008 就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失衡），金融体系流动性不缺。唯一不好是企业部门负债和政府负债高。短期来看，流动性风险缓解，1929 式的危机概率不大。风险在于疫情反复长期冲击，影响实体。只要美国金融不出事情，就不会有大的影响。但是，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衰退时间会比较长。中国的疫情大为缓解，但复工没有订单，工厂还是转不起来。
耶鲁大学罗奇（Stephen Roach）：
• 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全球经济衰退期。衰退的深度仅次于 1930 年代的大危机，影响范围之广，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与大萧条时期相比，现在经济结构已经非常不同，安全网也不同。导致 1930 年代大萧条的诸多因素在今天都已经不存在。大萧条中，股市泡沫破裂，银行体系脆弱，高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但缺乏一个真正的政策框架进行应对，全球货币政策也犯了严重错误。这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强大的外生性冲击，给经济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与中断。这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突然停滞。这至少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看到的跌幅最大的两个季度。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最终将得到解决，但经济反弹将不会自热而然发生。这不是你的花园品种商业周期，在急剧下滑之后，会出现同样急剧的反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产，但在人们仍然害怕和不愿意出去社交和消费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消费吗？因此，我认为复苏将是一个极具试探性的过程。
应对危机之策
与疫情防控的手足无措相比，美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应对堪称“神勇”，原因在于：
• 有 2008 年次贷危机成功救市的经验；
• 来自特朗普的政治压力；
• 2020 大选的选前备战导致共和党、民主党都不愿“做恶人”。
然而，专家们对于美国的“神勇救市”评价并不高。
首要的问题是本末倒置。
•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说：政策产生作用的提前是疫情能得到控制。如果不能优先解决好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不能有效对付病毒及其传染，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 罗奇指出：这场危机首先是公共卫生危机，解决的途径是科学、公共卫生以及遏制疫情的措施，而美国在这些方面做得还远远不足。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并非过去经历过的典型的危机，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宏观调控刺激需求的方式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
其次是惊慌之下的过度反应。
• 陈志武认为：美联储上之前出台货币政策的“核武器”，降息到 0 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我认为这个反应是有点过激了，过度恐慌的结果就导致了市场和社会人士更加恐慌。我认为美联储这一步操作有点过于离谱了。如果情况再恶化，只能是更大规模的 QE（量化宽松政策）。如果疫情稳定后金融资产价格反弹，基准利率又这么低，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和股票的企业股东会从中获利，很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
• 罗奇指出：货币政策无法应对疫情。提供流动性可以确保市场正常运作，但无法刺激由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在利率为零、资产负债表比现在大得多的情况下，央行将失去调控金融市场和资产价值的能力。
再次是缺乏系统性和国际协调，一些政策过头，而另一些政策却受制于政治体系而难以充分发力。
• 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干预，然而当前许多政策提案似乎都被误导了，有些甚至令人感到可悲。尽管政府对现代经济的干预存在多种形式，但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均衡状态的根深蒂固观念仍然在阻碍着对当前危机的充分回应。特别是在历史以来一直严格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生产活动的美国。迄今为止，特朗普总统和一众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偏爱那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指导——实际上是重组——私营部门的时候。纵使情况已是如此危急，他们对市场和私人行为动机优越性的本能坚信却使其不愿实施足以挽救我们生命和生计所需的政府干预。
最困难的是短期与长期的平衡。在政治周期驱使下，短期的冲动往往会压倒长期理性。
•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因此，宏观政策首先要考虑在自然灾害伤害经济社会的时候，尽量减轻这些伤害，让受到伤害的部门、群体、行业能够得到支持。如果说宏观政策本身导致了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那么这种宏观政策显然是非常不可取的。疫情本身没有长期的影响力，但是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却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
对于短期与长期的平衡，中国在 2009-2010 年的“四万亿”刺激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强有力的刺激，不仅难以扭转大的趋势，而且很可能导致结构性问题雪上加霜，埋下后来债务堆积等一些隐患，其影响延宕至今，十年不绝。
非典型危机
COVID-19 是一场“非典型危机”。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当代没有任何可比的危机：
• 它是相对短暂而强烈的外部冲击，并非典型的泡沫经济破灭（90 年日本危机、2008 年次贷危机）。
• 它的冲击力度之大、时间之长，远非 9.11 可以比拟。
• 埃博拉、非典虽然性质类似，但局限于非洲、中国，而非全球性大流行。
• 西班牙流感虽然更加强烈，但已经是 100 年之前的遥远历史，与今天的经济社会（如全球化程度）缺乏可比性。
达利欧堪称“金融危机”研究的大师，对于债务周期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但他这次意外失手，只因遇到了一个“非典型危机”。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更大的问题在于各国应对能力的差异。假如所有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果断，那么可预测性会大大增强。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受制于领导力、文化价值观、政治周期等因素牵制，而拖延不决，放大了预测难度。（参见：《世纪瘟疫与文化革命》）
笔者几点总结性论断如下：
1. 此次危机程度虽远大于 9.11，但与大萧条的严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大萧条是严重的泡沫经济崩溃与当时缺乏现代央行体系所导致的“自由落体式意外悲剧”，当代社会已经有能力避免这种最糟情形。
2. 至暗时刻仍未到来：截至4月3日，地球上一半的人口（近40亿）因受到封锁令限制不得不留在家中。这一数字占到了人类总人口的一半。全球确诊病例目前已接近110万，但专家们怀疑，由于无症状病例和检测的大幅延迟，真实的感染人数还要更大得多。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估计，真实数字在500万至1000万例之间。
3. 此次危机冲击的首先是消费者和企业（而非金融机构），与次贷危机之类的金融危机性质上不同。
4. 与非典、埃博拉相比，此次是全球性危机，各国之间的“共振效应”要严重许多。
5. 此次危机发生于世界经济脆弱的时刻，应高度警惕黑天鹅和次生灾害的叠加效应。
6. 中国是最先受难的国家，但因为措施到位而成为最先摆脱“至暗时刻”的国家，再加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中国的率先复苏将增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7. 美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中心，预计死亡 10 万～24万，是二战后最严重死亡事件，预计美国经济将遭遇严重的短期衰退。由于美联储的 all in，暂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但疫情仍未触底，经济和股市仍将有一轮下跌。
8. 鉴于印度人口高达13.53亿，社会治理能力孱弱，医疗水平低下，有理由相信印度会成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风暴眼。
9. 由于疫情导致供给、需求的双重冲击，靠货币和财政政策难以解决问题，控制疫情才是前提。
10. 总体而言，全球对此次疫情的应对“不及格”，导致公共卫生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
11.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当下，疫情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的格局调整。即使开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也承诺，将在年底前实现法国防护性口罩生产的“全面独立”：“这场危机教会了我们，对某些产品和物资来说，它们的战略属性要求我们具有欧洲主权。”
12. 最大的危险：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泛滥的当下，疫情冲击有可能加剧“范式转变”甚至引发国家间的冲突，这是比疫情本身更可怕的灾难。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一些国家开始禁止粮食出口。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公开信称，太多的欧盟国家一开始都只关心自己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联盟，我们只能一起战胜这种大流行病。这是有害的，并且原本可以避免。如今，欧洲正在团结到意大利一方。”
疫情也在悄悄地改变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一些政治家开始以“战时总统”名义来扩大权力。3 月 30 日，匈牙利议会通过“新冠病毒法案”，在新法案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疫情期间可以依照行政命令执政，不用经议会批准便可自行修改法律。议会也强制休会。这一特别授权状态将维持多久，该法案并未明确。《纽约时报》文章忧心忡忡地写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 在匈牙利，总理已经可以实施政令统治。在英国，大臣们掌握了一种在批评者看来“令人震惊的”权力，可以拘捕和关闭边境。以色列总理关闭了法院，并开始对公民进行侵入式监视。玻利维亚推迟了选举。
• 在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权力，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以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人民。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阻挠下，司法部做出了让步，提交了一份较缓和的提案。这些“非常之举”很可能常态化：9·11 袭击后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在它本来要应对的危机结束后仍然存在着。
13. 对中国而言，在成功控制疫情的基础上，应重点关注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避免消费失速和大量失业导致的“二次冲击”，货币刺激和“新基建”均非上策之选。消费券、对中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和金融支持更为有效。
欢迎来到新世界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大胆预言：
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甚至压根没有开始去思考。
没有人怀揣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尝试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 这一次会不一样吗？
东方社会（中、日、韩、新等）应对疫情的有效性总体上显著高于西方，这会不会在日后引发西方文化与观念的“向东看”抑或“文明的冲突”？
疫情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洗牌？疫情与民粹主义的共振，会否引发世界新的危险？
疫情过后，人类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又将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
......
未来未知，但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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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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