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Original 刘胜军亚当斯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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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是对人类命运的一次表决。

作者 | 刘胜军

被开除的斯金纳

去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因为一句话而为地球人所知，她说：

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中国）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

此论一出，天下大哗。不久，斯金纳因滥用职权被开除，此言也被逐渐淡忘。

虽然有了 9.11 的现实案例，但“文明的冲突”依然被视为谈论的“禁区”，似乎有这样的念头就是邪恶的。这一点，“天才学者”亨廷顿在提出“文明的冲突”之初就深有体会。1993 年《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旋即引发舆论风暴。他说：

我的观点被批评为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由于我的预测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亨廷顿是一位善于开辟学术蓝海的学术大家：

• 16 岁考入耶鲁，18 岁耶鲁毕业，而后参军。23 岁获得哈佛博士。

• 60 年代哈佛一些激进的学生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

•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是亨廷顿的得意门生。

1996 年《文明的冲突》出版，仅仅 5 年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9.11 事件。世人没有把责任归咎于亨廷顿的乌鸦嘴。相反，世人开始钦佩亨廷顿的深刻洞察力。亨廷顿说：

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世界是“文明的对话”。

在世纪瘟疫加剧民族主义情绪的当下，我们不能讳疾忌医，很有必要重温亨廷顿历史深处的忧虑：

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相互作用下发生。

中心问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能力下降之间的不协调。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人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伊斯兰和中国都拥有和西方不同的伟大文化传统，且自认比西方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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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走进《文明的冲突》。

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

文化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政治家不能忽视蕴含在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小说《死亡环湖礁》写道：

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

对那些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有在了解了我们不是谁、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冷战结束后，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基本的极。

当今世界有五大主要文明：

• 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其中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后代。日本是最重要的孤独国家，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

一些文明因为转型失败而成为无所适从的国家：

• 俄国：虽然是东正教文明的核心，但俄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不可分割的特点。

• 土耳其：土耳其抛弃了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虽然土耳其竭尽全力西方化，但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目标依然遥遥无期。土耳其为何不被接纳？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原因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人感觉土耳其在文化上不属于欧洲。

• 墨西哥：墨西哥具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文化，核心还是印第安人文化。拉美文明可以视为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

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无法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的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成为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西方文明的崛起

15 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航，拉开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序幕。西方凭借技术、航海和军事，征服了世界。西方人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而是通过暴力。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与西方文明崛起相伴随的是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一个革命性的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西方文明的关键词是：

• 理性主义、法治、基督教、代议制、个人主义。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要场面，西方尤其如此。西方人中流行的观点是：

• 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达沃斯人”。普世文明的概念对“我是谁”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解答。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非“大麦可”（巨无霸汉堡包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前者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移民是个大问题

人口流动是历史的发动机。1821-1924 年间 5500 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 3400 万到了美国。

人口比例大变化是一个改变均势的重大因素。20 世纪 20 年代年轻人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生力军。

如今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实际为 0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问题，墨西哥人则成为美国的问题：

• 在 21 世纪上半叶美国将拥有 50% 白人、25% 拉美裔人。

• 90 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 2/3 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 50% 。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态度也在转变。1965 年希望减少移民的美国人占 33%，1990 年占 61%。55% 的美国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

早在 1996 年布坎南就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把反对移民作为主要政治纲领。

文化碰撞

其他文明对于西方文明有三种态度：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

• 拒绝主义：日本与西方第一次交锋遵循了拒绝主义，西方人在 17 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最终在 1854 年美国海军佩里将军的“黑船”威胁之下被迫开放，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以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

• 基马尔主义：主张为了成功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必须相辅相成。基马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其西方化，这是一个痛苦的做法：废黜了苏丹、哈利法，废除宗教学院，中止了伊斯兰宗教法院，废除伊斯兰的国教地位，甚至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而非阿拉伯字母书写，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但最终，土耳其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韩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西方化：韩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徒国家，1950 年基督教占 1～3%，到 80 年代，基督徒占韩国人口 30% 以上。

• 改良主义：晚清时期中国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

西方文明的衰落

西方目前占绝对优势，但各文明之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无情的变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权力的上升历史 400 年之久，它的衰落可能也需要同样漫长的时间。西方对国际社会对控制在 1900 年左右达到了顶点。衰落不是直线的。

• 1920 年西方统治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到 1993 年西方控制的领土至少减少了一半。1900 年西方人口占全球 30%，统治着 45% 的全球人口。到 1993 年西方人口已经下滑到 13%，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西方人构成了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到少数。

• 1750 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值 1/3，印度 1/4，西方不到 1/5。1928 年西方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 84.2% 。

• 1980 年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 18%，2012 年达到 23%，到 2025 年会达到 30% 。

凡是认为历史即将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即将衰微的社会。西方衰败的特征：

• 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

• 人口增长率很低；

• 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

• 在西方国家内部，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拒绝融入西方社会。

美国面临一个危险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冲击。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

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

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里残留下来但一个不合时宜者。摒弃美国信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衰落部分。

西方能否让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核心国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更为困难。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 印尼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但远离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埃及人口众多，但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伊朗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但穆斯林有 90% 是逊尼派，而伊朗却是什叶派；沙特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但人口较少，过于依赖西方；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其宪法规定信奉世俗主义。

在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与西方正好相反：在西方，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其忠诚曲线，一端是对家庭和部落的忠诚，另一端是对文化和宗教的忠诚。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许多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

一些西方人包括克林顿总统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非伊斯兰世界。但 1400 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

• 1095 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

• 15-16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兵临维也纳；

• 伊斯兰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文明，而且至少发生过两次。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不易接受其他的神，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都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根本冲突将在未来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不道德的。伊斯兰和西方在 1979 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不足为怪。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说：

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

中国登场

据说 70 年代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讲英语而非汉语。20 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未来几十年亚洲的增长将使西方支配的国际秩序不稳定。如果中国持续发展，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改变。马赫布巴尼指出：

• 英国和美国分别用了 58 年和 47 年才使人均产值翻番，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 33 年，韩国 11 年，中国 10 年。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谋求霸权地位。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恢复历史地位。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难预料：

• 尼克松（1994）：今天中国的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十年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 年内，会显得可笑。

• 李光耀（1994）：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最大的参与者。

财富就像权力一样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和道德文化优越性的显示。亚洲经济起飞后，自信心日益增长，不再把西方和美国的一切视为必然是最好的，而是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于西方。马哈蒂尔说：

日本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纪律、忠诚和勤勉，这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包括台湾的技术和制造能力、香港的营销和服务人才、新加坡优良的通讯网络、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资本、中国大陆的土地和劳动力供应。“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 90 年代初占菲律宾 1% 人口的华人占了企业销售额的 35% 。

• 华人占印尼不到 3%，但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 70%，控制了印尼 25 家最大企业中的 17 家。

• 华人占泰国人口 10% ，但拥有十大商业集团的九家，创造了该国 GDP 的一半。

• 华人占马来西亚 1/3，却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经济。

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两者无法同居一室。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 盛行于亚洲的儒家文化强调权威、等级制度、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等。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社会的演进，把长远利益放在首位。

• 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于眼前的利益。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欧洲的崛起相比较。中国的崛起，在 21 世纪的后半期将使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李光耀说：

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 30～40 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克林顿政府起初好像没有看到美国和东亚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文明的冲突

冲突的根源：

• 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权力的控制。

• 憎恨是人性的一部分。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

文明间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英国强权向美国强权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

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将在 21 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实力已超越美国

国际商业不足于阻止战争：1913 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纪录水平，但 1914 年就爆发了相互屠杀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贸易的增长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经济相互依赖只有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会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但有可能发生。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

• 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未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遗憾的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人类的“六尺巷”

认为非西方国家应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世界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

西方领导人的责任不是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独一无二特性。这个责任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国肩上。

50 年代莱斯特·皮尔逊警告人类：

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在正在来临的年代，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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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掩卷沉思，我想你会同意：无疑，当下人类正处在二战后最危险的时刻。

美国两党已经结束辩论并达成共识：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和对手。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美国两党陷入党派政治的极度分裂，另一方面“中国问题”成为美国两党乃至全社会的速效粘结剂。华为和孟晚舟的极端遭遇是无可辩驳的例证。

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美国诉诸贸易战、科技战，在一些领域与中国脱钩，世纪瘟疫的出现为美国的意图提供了更多的加速器。为了自己的方便，美国已经无意维系现存的国际秩序，事实上，美国已经成了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从巴黎协定到 WTO、WHO，“退群”成了主旋律。对于美国悍然“断供WHO”，我们已经不必感到惊讶。一旦国际秩序土崩瓦解，世界将重回野蛮的“丛林法则”时代。

“美国优先”战略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全球陷入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恶性循环，而且从内部分裂了西方文明。欧洲对于美国的突然转向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

特朗普是危险的，但推动特朗普上台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可怕。在特朗普执政的几年间，这一趋势被进一步点燃和煽动。在特朗普-班农思想的深处，是不可明说的白人至上主义。从围绕拆除罗伯特.李将军像引发的骚乱，到过去几年美国、新西兰发生的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怖袭击，已经预示了新一轮种族情绪的升温。在 COVID-19 爆发后，全球种族歧视恐将进一步扩散，我们已经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看到了不好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