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独立经济学家刘胜军: 更担心的是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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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
摘要：无论疫情怎么样发展，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忘记，最重要的还是经济转型；疫情之后的经济难题应放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观察。
全球经济学家对疫情之后的前景展望逐渐趋于悲观。微财经创始人、独立经济学家刘胜军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疫情之后的经济难题应放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观察。他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复苏和深化改革的一系列建议。刘胜军是一名独立经济学家，2014 年曾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
Q：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前景，主流经济学界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刘胜军】观点的争论肯定是有的。整体而言，目前乐观的人越来越少。一开始，不少人坚持认为是一次性冲击，很快就会再重启。现在随着时间推移，乐观的人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少了。
如果说各个国家政府都能够下决心控制好疫情，疫情一旦结束，经济确实有重启或者是快速反弹的空间。不过，如果欧美国家在疫情控制方面不够果断，下不了决心，导致衰退周期延长，可能对经济会带来永久性的损伤，很多的就业可能就永久地回不来了。这些可能性都值得我们关注，不能够简单地保持乐观。
Q：国外讨论较多的是，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太多的措施？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出来吗？
【刘胜军】首先，中国的整体形势比国外好，因为受到的冲击时间相对比较集中，通过坚决的疫情控制之后，形势基本稳定了。海外的情况将如何发展，这是很难去提前研判的。我预计随着海外市场情况的蔓延，可能对中国的出口会带来新一轮打击。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出台措施，或者没有西方那么大的措施？从货币政策上来讲，中国和美国所处的金融周期不一样。中国现在主要任务是去杠杆，这导致中央对于过度的货币刺激一直比较谨慎。中国的问题不是靠货币刺激能解决的。如果简单货币放水，实际上很难传递到最需要钱的中小微企业，所以货币刺激意义不大，反而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在财政政策上，中外有一个差别，就是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其次因为储蓄率高，中国的消费率就低。所以我也呼吁通过发放消费券方式解决消费问题，既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购买力，又可以转化成实际消费，帮助中小微企业摆脱困难。
【刘胜军】中国经济面临三大不确定性。
第一，欧美国家疫情会持续多久？欧美虽然看起来到了疫情高峰期，但是美国政策多变，如果过早的放松，可能又会导致新一轮失控。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情况也有加剧的趋势，整个外部环境还没有真正的好转。这肯定对中国的出口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二季度可能会体现得更明显。
其次，需要观察的是疫情完全结束后，国际政治大环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一些国家在炒作对中国的报复，会怎么样来给中国找麻烦，会造成怎样的不利的影响？11 月份美国大选结束之后，谁将成为总统、会采用什么样的对华战略? 很难预料。
第三个不确定性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台很多的政策，如果说不景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那么有可能会给经济带来永久性的伤害。
无论疫情怎么样发展，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忘记，最重要的还是经济转型。我们的增长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摆脱靠债务、靠低效率的投资，靠政府刺激的状态。我们必须去推动高质量发展。总体上肯定是不乐观，和过去一年相比越来越不乐观。
Q：怎么看现在的失业问题？
【刘胜军】中国的失业问题通过政府的指标是很难反映出来的。一方面，很多农民工本身就没有相应的登记，中国有大量的隐性失业难以统计。其次，很多人本来就是自由工作者，他们还在忍耐，这一类人在数据上也难以反映。
解决失业问题就是看怎么样来让经济能够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有一点很重要，政府既要防止不应该倒闭的倒闭了，但是你也不能让一些僵尸企业不倒闭。
比如说美国在 2008 年、2009 年的时候，失业率也突破了 10%，但是慢慢可能失业率就下来了，后来到了 50 年最低的水平。
Q：供应链往海外的转移是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吗？
【刘胜军】短期不值得担心，长期确实是一个问题。转移有几种，一种是基于成本的考量，这种转移趋势中国很难扭转，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因为中国的成本不可能再回到东南亚那么低的水平了。因此，有很多低端的制造业要转移到东南亚，你很难阻挡，留住一年也留不住二十年。对于低端产业的转移，中国也没必要强留，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产业升级。
另外，一些欧美国家可能觉得有些战略性的物资，不应该在中国生产，他们要转移出去。如果他们非要做科技脱钩，中国也很难去改变。
供应链的转移，短期内不值得特别担心，主要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产业链，其他任何国家都很难去复制。其次，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商机所有的企业都不可能放弃。
中国可以做的，就是把我们内部的事情做得更好。比如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扩大产业开放，把国内的消费潜力激发出来，让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Q：有学者说，发达国家提供的一个教训，就是低端制造业的缺失，导致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失业或者降薪，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民粹主义的泛起。低端产业的迁出，会让中国也走入这样的循环吗?
【刘胜军】这当然是个现实，但重点是从现实当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怎么避免。美国出现“锈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缺乏前瞻性的作为。既没有推出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也缺乏对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容易理解：底层民众往往在规则制定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对中国而言，首先，低成本是一个万有引力，你是无法抗拒和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整个产业转变的过程当中，要进行合理的分配。
政府要前瞻性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尽量减少制造业转移对这些群体的不利影响，例如再就业培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救济体系等等。中国需要通过遗产税之类的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
Q：您怎么看信心的问题？一些企业家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消费者不敢消费了。
【刘胜军】因为短期内很多企业看不到清晰的未来，很多员工没有收入或收入下降，这时候确实大家都没有信心消费。
信心的动摇，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次疫情。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招数。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像消费券这一类措施至少是可以救急的。第二，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让经济能够慢慢恢复正常。等经济恢复正常了，整个社会的情况稳定了，那么预期慢慢也会趋于稳定。第三，中国消费者信心的不稳，根源于整个企业的预期不稳，而这又根源于过去几年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争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贸易摩擦这些外部因素还要影响深远。
【刘胜军】我这几年一直在呼吁大家重视一个问题，就是抛开外部环境不谈，中国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是中国经济要摆脱困境的最佳路径。但是改革步入深水区，推进非常艰难。
现在大部分的改革陷入了执行力困境。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要突破这一局面，一是需要大胆解放思想，二是要解决真正官员不作为的问题。
Q：对于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问题值得担心?
【刘胜军】我现在担心的是上一轮全球化趋势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拐点。疫情之后，会不会从全球化的拐点进一步上升到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或者危险性确实越来越大。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带来的影响恐怕比贸易摩擦更危险。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当前的确处于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或许是一次历史巨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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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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