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看天下”（2）： 中美何以走到今天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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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配合”进一步激化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
作 者 | 刘胜军
6 月 21 日，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洪朝辉在题为“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的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上发言，比较了 1950 年代与 2010 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为透视中美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他的发言，从大历史的视角，梳理了中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化繁为简，令人耳目一新。
中美第一次脱钩
1948 年以后，由于共产党在国共战场中的节节胜利，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雷问题：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对此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美国总统罗斯福犯了战略性错误。罗斯福坚决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确定在战后以蒋为首的中国政府与美苏英平起平坐。结果，罗斯福的赌注下的太大、太早、太猛，导致美国深陷二战后中国政治的泥坑里，不可自拔。
第二种观点：蒋介石的无能、腐败、堕落。1949 年 8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长达 100 多万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强调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美国已尽力而为，失败应由无能、腐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负全责。白皮书中收录的《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是全书的核心。《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退出国共内战，属于中美第一次脱钩。
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
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 1948 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第三种观点：由于美国国务院内部共产党势力的作用，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锅甩得惊天动地，祸害至今。麦卡锡 1950 年的演讲中找到一只大羊和一群小羊：“大羊”是国务卿艾奇逊，还列举了 205 只“小羊”（国务院官员里的共产党党员或间谍成员）。1950 年后发生了几件大事：1950 年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导致中美直接发生热战。结果，1952 年美国总统大选艾森豪威尔凭借反对杜鲁门的三个词获胜：“韩国！共产主义！贪污！”。
中国失去了美国？
2019 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第一次提请大家思考：who lost America？（谁丢掉了美国？）我将他称为“沈大伟问题”（the Shambaugh Question）。
在此之前，中国一度渐渐“得到”美国：
• 1972 年以来，在一批美国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下，中国形象逐渐得到美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是反苏联，但在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中却有一大批亲华和知华派。这些美国学者的影响千万不能低估。
•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长期的中美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心，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文化、教育全方位融入美国各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 由于中国形象的改变，导致美国各界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多元的未来，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想象。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和友好战略，是一种必须而且是唯一的正确战略。当然，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上述三个中美友好的背景，突然在过去几年逐渐消失。这就是沈大伟问题值得我们学者认真探究的一大原因。
其实，沈大伟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中国曾经拥有成千上万的机会赢得美国，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呢？
美国知华派大转向
“沈大伟问题”有学术含金量，但“沈大伟转向”更是具有标杆作用。沈大伟长期非常亲中，八、九十年代当过英国著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多年来在中国上层和官场游走自如，在中国学界也是长袖善舞。但2015 年 3 月沈大伟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惊人地预测：中国即将裂了、断了、崩溃了，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沈大伟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的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新常态”。
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知华派从左到右的大转向，“沈大伟转向”也许还产生了三种著名的后续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和寒蝉效应。自此以后，很少有美国的亲华派学者公开出来为中国政策进行强有力的辩护和背书，因为这样做就政治不正确了。
04美国再度失去中国？
【背景资料：2020 年 7 月底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最新调查，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创下历史新高，73％ 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 2018 年的 47% 增加了 26 个百分点，比 3 个多月前的 66% 增加了 7 个百分点。】
对于何时何事何人导致美国社会上下对中国出现反感，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2008 年。2008 年金融危机是起点，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2010 年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西方和美国社会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有点类似 1964 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第二种观点：2012 年。2012 年后中国一系列战略动作，都是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看法的动因。【例如，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在最新演讲中抹黑中国说，“经济闪电战”的核心是“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不过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第三种观点：2018 年或 2020 年。2018 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恶化了中美紧张局势，一大标志是 2018 年 10 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 1994 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十面埋伏，全面发难。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正式终结。
于是，两国逐渐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其中的要素不外六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实力消长（老大与老二之争）、经贸冲突、区域冲突、以及领导人因素。
概括一下：
• 1949 年美国觉得丢掉了中国，于是中美脱钩、冷战开始；1972 年以后，中美慢慢恢复接触、合作，美国以为中国迷途知返又回来了，对中国的失而复得感到十分兴奋。但这几年美国又觉得，这次是中国失去了美国。于是，中美又该脱钩了。
历史就是这么如此往复地出现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冷战、接触、再冷战。所以，对于具有历史感的人，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
历史的启示
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现在让我们看看从历史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第一，中美关系改善的几大节点，主要靠人为努力。长期在美国读史，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过于迷信唯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相信宿命论，以为一切由客观、经济、战略、制度决定，人是没有什么努力的空间。其实，我研究历史的心得是，个人、众人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决定性作用。中美关系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许多关键的节点是由个人所决定。例如：
1）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 1971 年 4 月访华，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
2）1972 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一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就将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一本质性问题，云淡风轻地一句带过；
3）1979 年，邓小平在决定中美建交时，也不再坚持美国必须停止军售台湾，尤其对此后美台签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眼开眼闭；
4）2001 年南海撞机事件，克林顿死活不说 apologize，只是将sorry变成了 very sorry 而言，结果也就雨过天晴了。
△邓小平式拥抱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节点也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今天，人为因素是不断向脱钩方向发展，形成负反馈效应。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所以，极左与极右经常是惊人的相似，线的两端，一旦成为圆形，就自己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与哭笑不得。
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地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06
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2013 年我在卡特中心的一次中美关系的研讨会上，针对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做了一个发言，其中提出了一个看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我当时说：
• 中美关系从 1972 年到 1979 年的基础是共享的敌人（shared enemy）；
• 1979 到 2013 的基础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
• 敌人与利益随时变化，只有将两国关系建立在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才能长治久安。共享的价值就是来自《圣经》、《论语》、《道德经》等中美文化经典的三个精髓：和、爱、忍（peace， love and toleration）。我当时说，如果中美两国不能立刻致力于建设共享的价值，两国关系可能不进则退。
最后的机会窗口
我们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是该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unthinkable）。只有多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和动力，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们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中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面的机会与窗口还剩几个：
• 美国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所有的政治都是与地方有关。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州、市、县和社区。至今，美国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动摇。以前中国只关心白宫，后来开始关心国会，然后关心跨国大企业，现在必须与美国的地方建立命运共同体，潜力极大。这次防疫大战，中国与加州和纽约进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证。
• 普通民众的因素。美国向来是先有公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3 月 29 日皮尤民调有四大数据有助于寻找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思路：1）美国 50 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待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较少；2）美国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相对较低，62% vs 72%；3）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59% vs 30%。这能帮助美国人不断增加自信，减少危机感和焦虑感；4）83%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绝对的自信。
• 550 万美国华人的因素。我们这批人是中美关系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们上大学；开放了，我们留学美国。所以，面对中美关系的危机，大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互相甩锅，要多多提倡 550 万美国华人命运共同体。
• 中国还是需要低调行事。美国在 19 世纪的 GDP 水平，几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难被发现的位置，长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后面。但在美国于 1877 年完成美国南部战后重建、1890 年完成西部边疆开发，内功大增，突然弯道超车，在 1890 年，其 GDP 成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防不胜防。尤其是美国成为 GDP 老大后，一直韬光养晦到 1945 年，装“孙子”的时间长达整整 55 年多。美国在 1930 年的 GDP 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但无论参加一战还是二战，美国开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无奈。当苏联 1917 年 10 月革命后退出一战，美国才加入一战；同样，二战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着美国没有退路。一直到了二战后，实在没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真正的老大。所以，中国应该深深体会在国际舞台上懂得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应该多强调中国还有 6 亿人的月均收入只有 1000 元或 140 美元而已；多强调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弹的悲情，少在别人还在受伤的心口上撒盐，多亮亮自己的伤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点，在此时此刻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行动上不要争老大。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一旦国力大涨，更需要在内外政策上谦虚谨慎不张扬，减少与老大正面对撞的力度。当美国在 1890 年成为 GDP 老大后，已经完败了四个老二强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统统碾压没商量。所以，美国整老二的战略和战术已经整得炉火纯青。
博弈的奥秘
我们需要多研究大国博弈的奥秘。
2005 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
• 威慑意味着准备好一切手段，但永远不要使用这些手段；
• 威慑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手段，没自信、没力量的时候，才去威慑；
• 军事战略类似一门强制的艺术，孙子兵法也被译成 Art of War；
• 打败对手不再足够，关键是必须抓住合作的机会。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威慑真正和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计算机模拟、人机对抗等科学实验证明：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这种善良在短期博弈中也许会吃亏，但长期一定得利，他们会输掉一场短暂的战役，但一定赢得一次长期的战争。什么叫重复博弈中的善良呢？从不首先背叛。这就是著名的“针锋相对”（tit-for-tat）战术的特点。结论是善良比狡猾有效，宽容比复仇更有机会获胜。
问题是，西方政治体制决定总统只关心短期得利，我下台后，管他洪水滔天，于是就有可能乱出牌，非理性出牌，在混战中，将对手打败，君子往往输给流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王道与霸道
我们需要多多告诫美国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
王道是 do what you should，美国要多做自己应该做的，这就具有道德标杆，追求一个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烂，更不要用劣币驱逐良币。
霸道是 do what you can，美国只做自己能做的，只想美国优先。霸道意味着：只要我能做，就做。于是就可能出现：只要我的实力决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点灯，我就做！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地向下沉沦。
谁先开枪谁就输了
谢林有句名言：
谈判双方都可以举枪，但一旦谁先开枪，谁就输了。
因此，逼对方开枪也是一个高招，目前美国鹰派正在千方百计地逼中国“开枪”，已经发现最好的逼中国开枪的一招就是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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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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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富有激情的财经写作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