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想家李慎之：为何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刘胜军亚当斯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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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荟思想5

作者 | 李慎之

发展芯片光砸钱不行，还要砸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任正非

01：南王北李

李慎之是吴敬琏和江平都为之叹服的思想家。八十年代思想界曾有“南有王元化，北有李慎之”之说，足见其地位之高。

法学家江平充满敬意地写道：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李慎之和吴敬琏。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李慎之1923年生在江苏无锡，被誉为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1949年起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即所谓“大参考”）和《参考消息》。曾参加板门店谈判。1954年至1957年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李慎之1973年从劳改场所调回北京，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复党籍。1980年调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第一任所长（资中筠是第二任）。1988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曾1979年李慎之陪同邓小平访美。在飞机上有一段重要对话：

• 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

• 邓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02：制度高于技术

如今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更挟其“核心科技”之威，大打“卡脖子”之战。

当下，如何突破“核心科技”成为全民热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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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落后，并非今日才有的新课题。

回望人类文明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文明、农耕文明、科技文明。农耕文明属于“静态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极为缓慢。在这一阶段，中国“大一统”的体制展现其优势，中华文明长期傲居全球之首。

然而，当人类步入“科技文明”时代，“大一统体制”及明代以后的“闭关锁国”，成为创新的桎梏。由于科技创新带来生产力的爆炸性增长，中国的家底虽厚也抵御不住西方列强的强大冲击。

中国从巅峰坠落速度之快，连西方观察家也目瞪口呆。1954年著名科技史大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 )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李约瑟之谜”：

在第1 至第15 世纪,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欧洲在16 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 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这种历史冲击下的“救亡图存”，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德先生”、“赛先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

建国后，“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著名的“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内容。

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可以说，自近代以来，“科技”始终是国人探求的重大课题。

其实，在当今世界，对科技之价值的认同已经没有任何争议。科技成为所有国家的追求，创新成为所有企业家的梦想。

然而，历史和实践表明，科技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制度环境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强科技”的真正功夫，乃在科技之外。诺奖得主诺斯（D．North）深刻地指出：

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诸多因素中，产权的作用最为突出。在诺思看来，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要作用，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

作为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对于“路径依赖”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力，至今读来依然令人警醒。

03：李慎之的历史洞见

顷阅冯世则同志（原《社会科学》英文版及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主编）关于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腐蚀人”的文章，其中说到：

伟大的五四运动热烈欢迎德赛二先生，于今七十余年矣。认真想想，科学我以为我们一直是有的，包括传统时期在内，虽然不如西方发达（若不，李约瑟的那部巨著从何写起？）……民主在中国的技术文化中却无踪影……

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五四”先贤接着前人几十年的探索才发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经他“认真想想”就轻易地推翻了一个。冯世则同志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错了。他不但从善如流，而且要我写一篇文章来纠正他的误断。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化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

《雅典学院》

李约瑟盛赞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发明（记得那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发明了马镫，使人与马联为一体，对文明有伟大的意义），但是他的总结论是中国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

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
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

这话是使人一读就能信服的。

在欧几里得发明推理严密的几何学之时，中国还只有占卜之书的《易经》，然而现在它却被推为科学之祖的“元典”了。数学在中国当然也是自古就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罢，每一个木匠，要做一张圆桌，都懂得“径一周三”。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算学”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绝学”，也就是没法传承的学问，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过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传之秘”，或更进而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又成“绝学”。如此反反复复，并无可以形诸文字的传承体系。而这些我们今天承认之为“天才”的人，在历朝历代的圣君贤相、文人学士的眼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不过是“方技”或“术数”而已。　　

清朝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近世以来方为世人，尤其中国人所艳称。李约瑟更孜孜兀兀为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许许多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发明，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但是清末的先贤如梁启超、严复是懂得这一点的，“五四”的先贤如陈独秀、胡适是懂得这一点的。后者所以要大声疾呼拥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就是因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并没有这两样宝贝。　　

他们舌蔽唇焦都想把这两个判然有别的概念引进中国，开导中国人民，没有知道中国人并不领情，“学术”一词，此前几千年始终分不清，此后八十年也还是分不清。不但如此，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实际上则是混同“科学”与“技术”而不分。　　

这样的混同，害处是极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吴大猷在《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中说：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探索如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行，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虽则科学发展结果，可能很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科学的探研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索的主要分别，乃前者是不为先定的目标所局限，而是无止境地为“求知”前进。

吴先生把中国人发明“科技”这个名词认为是“很不幸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我请教了可称“日本通”的朋友，问他们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有没有“科技”这个词，答复是“没有”，只有“科学”与“技术”两个词。

吴大猷先生也读过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但他读完后的感想却与我们大多数人读过以后“爱国主义油然而生”不同，而是“微感不安”。“盖这些比较，或使一些国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据，以为我民族的科技上长期超先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落后于西方而已。”　　

吴先生接着再讲科学与技术之不同。他所没有说的是：中国学术从发轫之始起讲的就是“求善之学”，一切都从“应然”出发，又归结于“应然”，“实然”是不大考虑的；西方学术是“求真之学”一切都从“实然”出发，又验证于“实然”。西方学术的原动力是所谓“求知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而中国学术的最高境界，从孔子所谓“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安人之道”，到宋儒所谓“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都根本与“求知”不相干的。　　

就以吴老先生提到了“求真理”三个字而论，他为什么要在这三个字上加上引号？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真理”这个词的，是经过佛教从印度引入中国的。西学东渐以后，又以之来翻译英文 truth 这个字，其原义实与“事实”或真相无别，可以说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词儿，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有崇高价值的词儿，从小学起，就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中国与西方实在是天差地远。　　

唐僧取经

本世纪初就已经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了。稍后于他们的国学大师、“古董先生”如王国维、陈寅恪就一直慨叹于“中国人太讲实用而无理论”。不料“五四”以后不到八十年，也输入了不少科学技术，人们就渐渐习以为常反而失去了当初曾有的正确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两弹都上了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电脑与大哥大随处可见，中国俨然是“科技大国”了，却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国”绝非“科学大国”。我的印象是，在本世纪初，国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的科学与技术，到本世纪末反而又模糊起来了。

抚今追昔，我们所愧对“五四”先贤的是，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没有达到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有自卑的心理。因为虽然希腊文化在古代有其不可企及的辉煌，但继承和发扬之者原来都是在文化上本来无甚根底的野蛮人，即构成今日所谓西洋人的主体的日尔曼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国人要赶超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何况我们今天已有了一些科学的积累，所需要的只是彻底的觉悟与全民的共识。“知耻近乎勇”，最怕的是因无知而来的“自傲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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