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vs田延友：贵州都匀，一场家国春秋的对谈

拙见亚当斯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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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于山水之间，是中国文人墨客的心灵归宿。拙见创始人田延友与经济学家刘胜军在 2020 年 10 月 7 日在贵州都匀，展开一段家国春秋的文化对话。

为什么是都匀？

都匀，简称“匀”，别名山水桥城，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府。

都匀拥有33个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州人口的68.5%。这种文化多样性，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都匀毛尖由毛泽东于1956年亲自命名，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2012年6月，都匀荣获全球绿色城市称号，是贵州省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城市。
10月18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开幕。

对谈开场列出了 12 个关键词：绿博会、桥城、智造、经济内循环、电商、后浪、流量、突围、平视、想象力、全球化、重生。

田延友：这 12 个关键词里，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刘胜军：就当前来讲，内循环是特别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概念。因为疫情，我们都不能到国外去，真的有很切身的感受。内循环对中国可能会带来有 2 个特别大的改变：

1、内需，居民消费可能比过去带来更大的惊喜；

2、核心技术，如何突破如芯片这样的核心技术。

我们要理解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时间点。

首先，我们现在刚刚达到人均收入 1w 美元，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的转折点。

比如十九大提出的一个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央提出这个词还是有很深的含义的。因为刚好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人就开始转变消费的理念了。比如说，我们过去不太关注品质，但现在就开始关注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中国的内需，这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在历史发生过 1 次和中国能够相比的，就是美国消费在20世纪的崛起。

美国的消费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么，接下来就到中国的消费崛起了。中国的消费崛起这个过程中，又伴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

比如过去我们只要吃饱喝足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还要到处旅游、体验，那对都匀来说，机会就来了。

都匀的房产销售，有很大一部分比例被外来人口消化了，这已经表面，我们开始和内循环产生化学反应了。

田延友：内外双修，除了内循环，全球化也很重要。在 2028-2030 年时，中国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个大趋势对都匀又意味着什么？

刘胜军：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取得惊人的奇迹。但是震撼的同时，我们也会有些隐忧。因为我们都看到了，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势头也是很猛的，但是后来被美国打下去了，美国在 80 年代对日本也进行了贸易战，一系列的打压。

那么今天，中国的势头也非常猛，同样也遇到了美国的打压，美国放出话来说，要确保 21 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而不是中国的世纪。

所以我们中国确实是发展过程遇到了一个坎，这个坎不是我们自己的坎，而是美国，它要让你无路可走，所以这个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讲是个巨大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在美国给我们设置了如此大障碍的情况下，延续我们过去的经济奇迹。

如果从内部来讲，我们的潜力是无可置疑的，内需的巨大潜力，世界级的制造力，在互联网大数据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可以说，放眼国内，看到的遍地都是机会。

但是美国也看到了，所以美国开始卡脖子。所以我们现在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都不能忽视。

田延友：全球化的中国的崛起，对都匀来说意味着哪些可行性的大胆尝试呢？

刘胜军：我觉得对都匀来说，首先的机会还是在国内，不是全球。当然不反对和全球进行资源对接，那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国内呢？

因为中国现在 14 亿人口的规模，而且又刚好处于消费升级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上百年一遇的机会。

麦肯锡做过一个预测，到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的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

所以我们可以去对接全球的资源，但主要还是国内的资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不是说不要国际大循环，两个循环要相互促进。

而且因为现在有了互联网、大数据，哪怕像都匀这样在贵州这样一个地方的城市，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和全世界的人沟通、展示、交流。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不应该错过。

田延友：说到和美国的竞争关系，其实是一种竞合关系。

从中国，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把合作放在竞争前面。但在美国的视角，它觉得应该是，即便有合作关系，也是把竞争放在合作前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现阶段的“人民公敌”，就是特朗普。

刘胜军：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商人，也是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家。

从商业角度讲，特朗普最大特点是打破常规，不按常理出牌。

对于连任，我个人认为特朗普连任概率不高。

虽然约翰逊感染后支持率暴涨，但我觉得特朗普不会。两人情况不同，疫情搞到现在，美国占全球 4% 人口，确诊人数却占全球 20%，这样不成比例的灾难，首先就是因为特朗普的不作为，甚至撒谎导致的。

这证明了他政治上的失败。不要说保护老百姓了，连总统自身都难保。

特朗普连任目前还是小概率事件，大概率还是拜登当选。假如特朗普可以连任，我个人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特朗普是个没有底线的人。

第一届任期，他把世界搞得很乱了，反正又没有第三届任期，如果第二届上任，他很可能就豁出去了，完全过把瘾就算，可能把世界搞得更乱，甚至中美之间发生军事活动的可能性也比过去高很多。

田延友：义乌是个小商品的批发市场，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有自己的“义乌指数”，来预测美国的竞选情况。那都匀，未来能不能，怎么能贴近义乌的发展模式，借全球化的大趋势，无论利用互联网技术还是旅游资源，来形成一个竞争优势？

刘胜军：义乌代表的，应该是中国制造。都匀代表的，应该是种旅游资源。中国的优美环境，青山绿水，生活方式。

如果说要在国际上树立都匀的形象，我们可以找一些类似于李子柒这样的网红，帮我们宣传。虽然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但有很多美国人，从没出过国，他们对中国对印象完全是种空想。

如果我们能通过互联网让他们感受到都匀，感受到中国有这么美好对环境、生活方式、状态，那可能会让世界更爱上都匀。

田延友：从在座各位企业家的角度，我们如何发挥原有的历史优势，沉淀的信息、资源、经验，我们可以去简单复制吗？

刘胜军：虽然中国制造走到今天，是世界工程，但大家也看到，一旦美国人卡脖子，很多企业都不行了，包括中兴，甚至华为。华为应该已经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能不能过这一关，也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我觉得中国企业有两个常见的问题：

一个是喜欢模仿，模仿本身倒不是问题，但如果过度追求模仿，就会导致双输的局面，大家最后都没钱赚，把一个很好的产业做成个红海。

第二个是，很多中国企业没有长期化的思维模式，往往是急功近利的赚眼前的小钱，这样你的企业往往很难真正长大，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

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要形成差异化，第一个就是要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追求战略上的不同。

第二要建立自己独到的能力。否则也许能在某一阶段挣到钱，但很难成为真正的强者。

田延友：如果用四个字概括 2020 年的话，我总结了四个字——“家国春秋“。

刘老师觉得，2020 年对都匀这样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机会多些？还是从经济学角度说，它有没有打破经济学里的一些规律，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

刘胜军：2020 疫情确实是带来了 2 个重要的改变：

第一个是加速了数字化进程。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渗透和改造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本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 50 年，但因为疫情，这个时间可能缩短到 20 年。

第二个改变是，因为疫情，大家可能更关注国内的机会了。

这两个改变对都匀来说，都是很值得关注的。

首先，虽然都匀地理上并不是很发达，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触及全国乃至世界的每个人，让别人了解、认识都匀，乃至来到都匀。

第二，现在大家更关注国内的机遇，民众都很愿意去旅游、体验。大家更需要体验式消费，而在体验式消费中，最重要的就是旅游。

都匀刚好有资源去迎合这个需求。

田延友：有人说数字化的趋势和潮流，除了打破边界以外，也让这个世界更公平。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很容易的链接外界各种可能性。

谈到数字经济，都匀可能有2个群体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是康养，另一部分就是年轻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后浪。马斯克虽然是“一把年纪的孩子”，但我认为他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是另一种“偏执狂”。您觉得他可以作为后浪的代表吗？

刘胜军：绝对的，我们不讨论他的年龄，关键是他这种没有边界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就是这种企业家精神，永不满足。

田延友：中国的企业家是太有满足感了吗？所以缺乏这种精神，无法形成突破？

刘胜军：有很多原因吧，比如教育，我们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坦白讲很多人对中国的教育都有很多反思。

钱学森临终前见温家宝总理，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因为我们的大学比较注重技能，数学训练、各种应试的技巧，注重这种工程师技能的培训。

但如果大家看西方的教育，从小就是启发式的，没有边界的，不会说如果你的发言和老师的想象不符，大家就嘲笑你。非常包容、鼓励。

另外可能也和我们很多领域的限制太多有关。中央提出过一个词，如果能落实好，应该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改变——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政府没有明确规定的，都可以干，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企业家的想象力就会得到极大的释放。

这是我们需要推动的事情。

田延友：有些企业家说做地产要高负债，高周转率，那今年这日子都特别不好过，我们都被迫升级。过去几个月中，中国的上马了近一万个企业来做芯片、半导体。那转型是否一定要往高科技方向走？传统地产企业又如何突围？

刘胜军：首先，我对大家一哄而上做半导体这个事，非常不看好。

基本是无谓的牺牲，当然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田延友：董明珠不还说 1 年投 100 亿做这个事？（笑）

刘胜军：这些东西有时候都是变成营销的噱头。

这个时代确实创新是最重要的。但创新不一定是高科技，也不是说所有企业都去做高科技，这也不现实。

但不做高科技不等于不能创新。比如说房地产企业，最重要的创新，因为原来卖房是比较简单的，现在不一定了。

现在已经进入了房地产的下半场，这时候很多人买房是比较挑剔的，要带着想象力买房的。所以我们开发商，产品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喜，而不只是一个钢筋水泥的结构。产品层面的创新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就是营销的创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换，最重要的瓶颈是市场规模。比如都匀，是在本地卖房？还是贵州卖房？还是在全中国卖房？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卖给广州的人，整个思路、出发点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开始就要打破思维的边界，要有想象力。而且现在因为各种资源流动的便捷，我们可以突破都匀这样地理的边界。

第三，就是资源整合的能力特别重要。

中央现在对房地产的调控看起来决心还是比较坚定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都遇到了严重的资金链压力。这应该是所有房地产企业都要面对的难题。

那么要解决这个难题，可能我们要学会资源整合，和你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地方政府……通过这些合作、创新，来降低些资金的占用，这可能是房地产企业需要思考的。

田延友：您刚讲到个关键啊，不是所有创新都要和高科技链接。传统房地产行业，离它创新、衍生的边界最近的地方，可能真的是康养。那么到我们老了，都匀的康养有哪些可以突围的地方？

美国和英国的权威机构推出的报告。说 60-70 岁时，是生命中生产力最高的阶段。想想我们家里有没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其实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没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的感觉的。但他们真的有很多技能、想法、和经验。

还有，60-80 岁的区间，看这几个数据，财富500 强 ceo 的平均年龄是 63 岁，美国 100 个最大教堂的牧师是 71 岁。人创意最强的时候是 30 岁，而真正判断能力的峰值，就是在 63.5 岁左右。

刘胜军：都匀有很独到的地理资源，现在要打造康养，我非常同意。

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要有一定规模。如果只是很小的基地，难以产生示范效应。很多事情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带动相关的资源。

比如老年人来康养，最担心的其实是医疗。哪怕康养中心本身有很好的医生护士，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大医院。如果说，他得了重病，那能不能及时得到高质量的救护？

所以要解决这些重要配套资源，仅仅盖个楼，五星级服务，还是不够的。第一，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康养的生态系统，第二，要有一个规模优势。

所以政府规划的时候，可能要和社会资源做好一个衔接，而不是就以某一个个人的冲动就搞了一个项目。他往往难以产生这种化学反应。

其实全国搞这种康养的项目很多，很多地方风景都很好，但成功的还不是太多。

一方面需要大家在认知上有个定位的过程，另一方面，就是配套资源要跟上。

其实北京郊区有一些康养中心，生意比较好，其实他们的环境和都匀是没法比的，但为什么好呢？

一个是刚好人口基数比较大，第二个是北京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

从时机来讲这应该是个比较好的时机，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老百姓又很有钱，愿意消费，都匀又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

关键是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把定位搞清楚。在战略中，定位是第一位的。定位错了，后面做的再如何精细，都是难以成功的。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协调好。比如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康养小镇，这里不可能没有政府的规划。但如果政府介入的太多太深，又可能会和市场的需求脱节。所以政府的资源和社会的资本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链接，这点特别重要的。

第三个我特别强调，在这个时代，最重要就是像都匀这样，一定要放在全国来定义它，要打造“中国的都匀”，而不是“贵州的都匀”。

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视野，再去看用什么营销和传播，能让都匀变成“中国的都匀”。

田延友：做个小的总结啊，时间有限。这 12 个词我昨天拿到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逻辑的编排。

我想用全球化的视野，加上经济内循环这个大机遇，作为核心驱动力，然后他要基于后浪的思维、市场潜能，引发的流量和电商时代带给我们的所有可能性。虽然中间有很多坑，但这两个倍数级的关系应该加上比如我们的绿博会，像“云上桥城”、“云酒”、“毛尖茶”等等已经非常成熟的标志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