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军:有三个领域不能腐败:教育、医疗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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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鲁迅
作 者 | 马晓才,杭商传媒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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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教授、编审、一级作家。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让天说话》《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快递中国》(合著)等作品 20 余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 60 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由《快递中国》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将于 2020 年播出。
△朱晓军夫妇参加杭商传媒 2018 海南笔会
马晓才:30 年前,你还是期刊编辑,现在是教授,还是浙江省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你是怎么取得这些成就的?
朱晓军:年轻时,我读过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没想到自己也成为了“马背上的水手”。读工科时,我写小说;在研究所工作,我下班就给报刊写稿;做编辑时,我干的是记者的活儿;在高校教书,别人搞科研,我写报告文学。去年,我退休了,创办一家写作中心,不再做“马背上的水手”了。小时候,母亲常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就是这样的人。
上世纪 50 年代,家跟着建筑工程跑,搬到富拉尔基。富拉尔基是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的重工业区,距主城区 40 来公里。那是文学的荒漠,我读不到文学书,就找语文课本看。有时在上学的路上,风儿吹来一张有字的纸,我也会把它拣起来看看。
中学时,我模仿鲁迅写篇作文,深得老师赏识,被当成范文。
高考时,我想选择文科,父亲反对。抗日战争时期,读国高的父亲入了党组织,这成为他一生的梦魇,运动一来,就惊恐不安,他入的是国民党。据说,父亲年轻时也爱好文学,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朱晓军”是他用过的笔名。这是母亲说的,父亲对此讳莫如深。父亲在单位也算笔杆子,没有运动时就起五更爬半夜地给单位写总结、报告之类的材料,运动来了就给自己写交待材料和思想改造汇报。他庆幸跟文学划清了界线,没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而只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他躲过初一,却没躲过十五,文革时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被揪了出来。父亲心有余悸,劝我报考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工程机械专业,我听了父亲的劝告。大一时,我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既欣喜又后悔。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读大学已非常之幸运,专业不如意也要苦读下去。
报告文学犹如暗恋的女孩,难以放弃。大学毕业的第三年,我调到一家期刊社做编辑部主任。我写的报告文学《汗血凝华》发表在本刊上。写的是一位画家鞠北硕,那时他还是北满钢厂的工人,重病缠身,近乎穷困潦倒。后来,他成为著名画家。
我在特稿的小道奔波十几年,发表近百万字,出版有《大荒羁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中国百年婚姻档案》、《来自魔鬼峡谷的报告》等。我的特稿跟报告文学比较接近,也有人认为我那时写的是报告文学。
马晓才:在 80 年代,文学是件高尚的爱好,几乎所有青年都有个文学梦,大凡认识几个字的在征婚广告上都声称自己“爱好文学”。后来文学衰落了,绝大多数人都离开这支庞大爱好大军,你是怎么又回到报告文学创作上来的?
朱晓军: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机遇,有什么样机遇成就什么样人生。没有杨晓升,我是不可能赶上这个晚集的。
王蒙与杨晓升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杂志社主持“社会广角”栏目,晓升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会版主编,也是我的作者。2000 年,文学期刊犹如秋后挂在秧上的茄子——不断萎缩,晓升却调到北京文学月刊社当执行主编。晓升是位有远见,有担当,有胆识,有市场意识的作家与编辑家。他改变了文学期刊编辑模式,将读者放在首位,创办了精彩阅读版。
当时,最受欢迎的期刊是纪实类,发行量最大的《家庭》,每期发行数百万册,头题每篇两万元,相当于千字四五千元。我是《家庭》的重要作者。我有好的线索就写,没好的就不写,每年写那么三五篇。一年,《家庭》悬赏,谁一年发三篇头题奖励一辆轿车,我拿到了。
《北京文学》有一个栏目——“现实中国”,发报告文学。晓升给我打过多次电话:“晓军,你在忙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已不想写报告文学了。晓升劝我,“你采访后可以先写特稿,再写报告文学。”进入21世纪,发报告文学的期刊仅三五家,除《北京文学》和《当代》之外,大都半死不活。报告文学的稿酬也少得可怜,往往不抵差旅支出,既没社会效益,又没经济效益,想想实在是没劲。
2002 年 6 月 20 日,鸡西城子河煤矿瓦斯爆炸,124 人遇难。这不仅是“共和国第四大矿难”,而且遇难者有 20% 是厅、处级领导干部。6 月 25 日,前往鸡西采访的各路记者纷纷撤离时,我逆行而上。
鸡西矿务局拥有 14 个煤矿,46 万职工和家属。鼎盛时期,他们的年产煤炭 2000 万吨,雄踞全国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衰落了,负债率高达 98%,累计拖欠职工工资 3.7 亿元,拖欠最长的 48 个月。1997 年至 1998 年,平均 1.4 天就有一次千人的上访。1999 年 4 月 19 日,数千矿工和家属阻断鸡西的铁路与公路,导致交通中断 44 小时,震惊党中央和国务院,朱镕基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研究鸡西煤矿的解围问题。最后,黑龙江省委调七台河矿务局副局长、煤矿安全生产专家赵文林到鸡西矿务局任局长。
赵文林 34 岁当矿长,创下全国薄煤层开采的最佳业绩。他当过七八年安监局长,清楚鸡西煤矿都是高瓦斯井,每天 10 万矿工在井下作业,有一人不注意就会酿成矿难。
赵文林接到任命那天,晚上回家什么也没说,吃碗饭就上床睡了。半夜,夫人听到哭泣声,开灯一看,他躺在床上,抱着枕头在哭。鸡西矿务局的矿工大量流失,经验丰富的矿工都跑到小煤窑打工了,一拨拨从农村新招的矿工漠视安全生产。井下瓦斯浓度超标,安全系统会发出报警,继续生产就会断电。矿工收入与产量挂钩,没产量就没收入,这井就白下了。没收入,生活就难以为继,那些新招的矿工就用黄泥把瓦斯探头糊上。
赵文林还是去了鸡西。有人说,他不是去当局长的,而是去守火山口的。
他到任后,制定了解困路线图,提出“矿工吃饭重如山,矿工安全大如天”、“矿工的命也是命”。他要求干部盯在井下,监督安全生产,提出局长每月下井不少于 12 天,副局长不少于 14 天,矿长 18 天……鸡西煤田发生巨变,即将走出困境之际,发生瓦斯爆炸,赵文林遇难。
我在鸡西采访了三天,在《家庭》发了个头题。《“6.20 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生》的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有人说,这是把硬新闻写成软新闻的范本。
晓升对这一选题很感兴趣,约我写篇报告文学。我答应了,一是晓升约过多次,盛情难却;二是特稿写罢,感到言犹未尽。社会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赵文林比媒体宣传的某些英雄人物还要高尚,不该被遗忘。我有一种责任感。
我再次赶赴鸡西,又采访一个星期。采访赵文林的好友、鸡西矿务局纪委书记温振江时,他请我喝酒,端起酒杯说道:“你不要采访我,我说赵文林好不行,你说赵文林好也不行,百姓是天,让天说话。”我说:“好,我的这篇稿就叫《让天说话》。”他是性情中人,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患有癌症,医嘱不让喝酒。他说,“今天我要喝酒。”那天,我们两人喝得大醉。
我挖掘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次,平岗矿发生火灾,井下人员撤到井上。赵文林赶到后,换上防毒作业服就下井。井下瓦斯超标,随时都会爆炸,矿领导劝他再等等。“再等矿井就烧毁了,矿工吃什么?”他到井下一边指挥,一边操起液压水枪冲在前沿。三天三夜,火扑灭了,煤矿保住了。
赵文林遇难后,他的夫人在他办公桌找到 1.38 万元的餐饮发票。她大惑不解,他是局长,宴请客户不用他结账;他到鸡西才两年多,个人请客也花不了那么多钱。他的月工资仅 890 元。
最后,他的司机解了这个谜。司机说,这两年,哪个矿工干得好,赵局长就以个人名义请吃饭;哪个采煤队业绩突出,他也请吃饭。上任一年后,十几个煤矿产量大增,他高兴地要请下边 20 多位矿长和书记喝酒。有人提出去鸡西最高档饭店,吃招牌菜,喝茅台,他答应了。
矿长、书记酒足饭饱后,他把包递给局办主任,说:“把账给我结了。”
“局长,怎么你个人买单?”矿长和书记惊讶地问。
“我请客,我不买单,谁买单?”
“局长,这顿饭算我的好了,哪个矿报销不了这顿饭钱?”
“不行,我请客哪能让你们买单?”
出了酒店,有人拍大腿说:“也不知道局长个人埋单哪,要知道上这么高档酒店干什么,点那么贵的菜干什么,喝茅台干什么……”
“啥也别说了,回去好好干吧。”
赵文林遇难后,一个远在北京读书的女孩给父亲打电话,“爸爸,这个月少给我寄 100 元,替我给赵局长买束菊花。”赵文林去鸡西前,有些孩子考上大学也没钱读。有一位老矿工的儿子井下遇难,媳妇改嫁,他领孙子相依为命。一天,孙子欣喜跑回家,“爷爷,我考上了,考上了!”“你考上什么了?”“我考上大学了!”爷爷闻后脸色大变,扬手打孙子一个嘴巴:“谁让你考的,谁让你考的?你考上谁供你?”爷爷的退休金时常拖欠,盼着孙子早点工作。爷爷打完就后悔了,抱着孙子放声痛哭。赵文林到鸡西后,设立了助教基金,说矿区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大学,每年矿区有八百多个孩子走进高等学府。
赵文林出殡那天,鸡西空巷,几十万人站在街头相送,有人扯着:“八百天,你下六百天井,好好休息吧!”“好官,你连早饭都没吃,怎么能走呢?”“文林,来生你当局长,我还跟你干!”
《让天说话》发表后,多家影视公司要购买影视改编权,《大雪无痕》的副导演听我讲过赵文林的故事,流泪说:“朱老师,你改写剧本吧,我来拍。”我看了大量的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剧本写作方面的书,拟出分集提纲。2003 年,我从东北调到浙江,从业界进了学界,想法变了,想安心做学问。
这是我写作生涯的一大遗憾。赵文林的工作日记在我手里放了多年,2010 年我还想过把《让天说话》改写成长篇,再改编成电视剧本。写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随时都会有新的写作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是有时效性的,往往身不由己。
△朱晓军荣获鲁迅文学奖
马晓才:2007 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中,你的《天使在作战》全票当选,评委会认为《天使在作战》这“作品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你能不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
朱晓军:这是我写的第三篇报告文学。不论从新闻性,还是从故事性来讲,特稿都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不论你写得多么完美,别人赶在你之前发了,你也就前功尽弃。
2006 年年初,家庭杂志社下半月主编杨丽萍约我采写打黑医生陈晓兰。杨丽萍有着罕见的眼力,善于从寻常事件发掘潜在故事,在庸常中发现好视角,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合作了 20 多年。没有她也就没有那篇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我也许赶不上这个晚集。
在陈晓兰这个选题上,我们一拍即合。不论什么社会,有三个领域尤其不能腐败,一是教育,事关未来;二是医疗,事关生命与健康;三是司法,事关公正。遗憾的是这三个领域却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许许多多的“白衣天使”堕落成“白医魔鬼”,看病贵,看病难成为社会三大问题之一,哈尔滨出现住院 67 天花费 550 万元的“天价医药费”,沈阳出现“敲骨吸髓”。那几年,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惊心动魄。
打黑医生陈晓兰
医生怎么能算计病人,怎么能谋财害命?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妇产科医生。记得 7 岁那年,母亲中午回家吃饭时,我和 5 岁的弟弟跑出去。那天冷,我们却玩得热火朝天。回家却傻了,门挂着锁,母亲上班了。家回不去了,索性继续玩吧,我们跑到离家两三公里的嫩江冰面打出溜滑,我一不小心掉进冰窟窿,爬上来后棉裤湿淋淋了,不一会儿就冻得像冰棍似的,腿直直的不能弯,走动时“沙啦沙啦”地响。我们去了医院,弟弟进了住院处,我站在外边的走廊,冰化了,顺着裤子流下来,水汪汪在地上。母亲出来给我一串钥匙,转身就回去了。我感受到了母亲的冷漠与无情。十几年后,我又想起此事,问道:“妈妈,你那天为什么没送我回家?想没想过我那样会冻倒在路边,甚至会失去双腿?”她平静地看看我,“我一手托两命,怎么能送你回家?”
陈晓兰比我母亲还高尚。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医生都像母亲那样“待病人像亲人”,没人会想到从病人身上谋取私利。医疗产业化、市场化之后,医生发现一座“金矿”,一座只要放弃良知,放弃人性就可以随意开采的“金矿”。陈晓兰是上海地段医院的医生。9 年前,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医院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对病人进行治疗,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结果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没有被打掉,她却失去了工作。她不停举报,屡败屡战,先后进京上访 32 次,仅国家药监局的局长接待日就去过 9 次,在她的举报下,多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被吊销。
我拨通陈晓兰的电话,提到采访,遭到了她的拒绝。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仅占用您半小时时间。”
人怕见面,只要能见面就有机会。
她犹豫一下,还是接受了。正月初五,我乘最早一班火车去了上海。
下火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在约定的小区门口见到陈晓兰。她穿得很居家,却难以掩饰知识女性特有的气质。在她家里,我们从早晨八点多钟聊到中午,又从中午聊到晚上五六点钟。
回杭州后,我很快就写出一篇六千多字的特稿,在《家庭》发了头题。我像当年写赵文林似的感到意犹未尽,打电话给晓升。他听后表示,尽快写完发过去。我再次去上海采访陈晓兰。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医疗器械领域从上到下有一条腐败链,上到国家药监局局长、医疗器械司司长,下到全国各地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敏感而严峻,有巨大风险,我敢写,晓升敢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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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我们肯定发,第六期头题!”返杭州的列车上,我忍不住拨通晓升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说。
也许这篇报告文学触碰到社会敏感神经的痛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南方日报》《深圳晚报》《大众日报》《今晚报》等 30 多种报刊连载与转载。《天使在作战》最先是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他们和《北京文学》在同一家印刷厂印制,他们看到这篇作品的校样后提出要连载。按常规要原载报刊发表后,其他报刊才能转载或连载,可是《北京青年报》前一篇连载 6 月 8 日结束,9 日要连载新作品;《北京文学》6 月 15 日才能出版。最后,《北京文学》同意《北京青年报》提前连载。
△ 2016 年马晓才和朱晓军在台湾东华大学
马晓才:你的《天使在作战》获得很多奖项,你赶上了自己的晚集,你在此后还写特稿吗?报告文学与纪实特稿有何不同?
朱晓军:的确,这篇作品获得许多奖项,如鲁迅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新中国 60 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还被收入《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文库·1949-2009 报告文学选》《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1 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等近十种报告文学选。
最让我最欣慰的是这部作品改变了陈晓兰的处境。在 2007 年,陈晓兰已彻底失望,想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从此退出医疗反腐。她跟记者说接到中国作协颁奖晚会的邀请,一篇以她为主人公的作品获了奖,她不想参加。记者说,那可能是鲁迅文学奖颁奖晚会,你一定要参加!《天使在作战》的获奖,陈晓兰得到社会的关注,她那年被评为“影响中国医改进程的二十人”、央视“全国 2007 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 年感动中国人物”。她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这让我感受到文学的价值与力量,从而把写作的重心转移到报告文学上来。
有人说,你太幸运了,刚写三篇报告文学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幸运是肯定的,且不说全国,浙江就有许多作家写得比我好,却没有获得这一奖项。不过,我虽然刚写三篇报告文学就获了奖,其实跟我做过 19 年的特稿编辑,写 20 多年特稿有关。我是从特稿写作的小路穿插到报告文学上来的。特稿为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以及调查与采访,结构与表达的技巧。回想一下,我写的特稿一半以上是可以写成报告文学的。
有人说,报告文学有三性,即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也有说思想性的);纪实特稿只有新闻性和文学性。
特稿就没有思想性吗?特稿就没有政论或议论吗?报告文学要没有政论或议论就不是报告文学了吗?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朱晓军参加杭商传媒 2017 西双版纳笔会
马晓才:《天使在作战》后,你还写过有关医疗的报告文学吗?
朱晓军:在那之后,我还写过《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大医精诚》等中篇报告文学,在《天使在作战》的基础上,又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
我还要继续写下去,要让病人知道自己所处的医疗环境,要让腐败的医院和医生知道有人在盯着他们。
当河水污染时,没有一条鱼可以逃过戕害。2007 年的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要我立即飞回沈阳。姐姐说,母亲心绞痛,一家三甲医院的专家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姐姐他们一听就懵了,母亲已年过八旬,哪里吃得消这么大的手术,能下得来手术台吗?
专家见姐姐犹豫不决就说,你们不要舍不得钱,你们要孝敬母亲,不能见死不救。
姐姐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怕背上不孝骂名,决定给母亲做手术。
我打电话请教陈晓兰。她说,你母亲不适合做那么大的手术。他们劝你们做手术可能出于个人目的,如果手术成功,他们就可以吹嘘“我们成功地为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失败,你们人财两空,他们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该赚的钱一分都不少。
我正想跟姐姐商量却接到她的电话:“你不用回来了。妈妈身上出现了水疱,请皮肤科医生过来会诊后,确诊是带状疱疹,不是心脏的问题。”
真让人后怕啊,母亲若为带状疱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死在手术台上,我们还不窝囊死?我不禁想到陈晓兰的父亲对她说的话:“在英语里,医生和博士是一个单词,这是对医生的崇高敬意。作为医生,病人不懂的你懂,你要为病人负责!”病人是弱者,他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医生。医生若背叛了他,那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
△本文作者为朱晓军颁发杭州湾智库特聘专家证书
杭州湘湖
马晓才:你还写特稿吗?《天使在作战》后,你出版十多本书,有的是跟别人合作的,这在文学创作中比较少见,为什么要合作呢?
朱晓军:随着写作重心的转移,我写的特稿也越来越少。纸媒衰落了,纪实类报刊也衰落了,《家庭》的发行量从数百万跌至几十万,还有些期刊停办了。另外,特稿时效性强,采写上要速战速决,特稿记者大多 30 多岁,我已不适合那种写作节奏了。
《天使在作战》发表后,我写过《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中国工匠》等,跟别人合著过《忠诚是天》《天地良心》《高地》《让百姓做主》《快递中国》《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还有没完成的《中国乡村“没妈孩子”调查》《钱塘一家人》等。
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小说是虚构的,两个人不可能产生同一虚构。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的,基于同一事实,可以合作,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德斯坦合著的《总统班底》,拉莱·科林斯与米尼克·拉皮埃尔合著的《巴黎烧了吗?》。
合作可以缩短创作的周期,可将不可能为可能。比如我与杨丽萍创作的《快递中国》,一个人可能完不成,要采访近百人,这些人分布在浙江、上海、新疆、四川、宁夏、河南、江苏等地,如果能完成也要三年以上,两个人合作可以分头采访与梳理,拟定写作大纲后分头写作,然后由一人统稿。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写作速度,还可以各尽所能,实现互补,达到 1+1>2 的效果。
我现在写作速度慢了下来。30 岁时,我一周可以写 7 万字,现在一个月也写不出来;过去采访两三小时可写五六千字的特稿,现在一个 20 万字的项目要调查采访一年,甚至几年。有一个项目,我们已连续调查采访 7 年,也许还要再做 3 年。中国乡村有 6000 多万留守儿童,其中有些孩子已被妈妈抛弃,他们的妈妈或是买来的,跑掉了;或是进城打工失联了,或是离婚走掉,他们被媒体称为“没妈孩子”。我国有多少这样的孩子,没找到相关统计数字,估计占留守儿童的 10% 左右,这不是一个小数。母爱缺失会影响孩子的认知、记忆、智力,还会导致人格失调等问题。2015 年,毕节的自杀的四兄妹就是“没妈孩子”,毒死衡阳一对姐弟的女孩也是“没妈孩子”。这些孩子有些是问题孩子,他们长大后组成的家庭可能就是“问题家庭”。我们调查中发现,有些“没妈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当年就是“没妈孩子”。
据人口专家预测,2020 年中国将有 3000 万至 4000 万男人无妻可娶。这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则是“无妻可娶”的重灾区,在这些地方买卖婚姻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买来或骗来的女人生下孩子跑掉的现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还有农村离婚数量在不断攀升,有调查显示河南部分农村的离婚数量已超过解放后 50 年的总数,据央媒调查统计,87.5% 的农村妇女离婚时拒绝要孩子。这意味将会不断出现新的“没妈孩子”。
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报告,作家要有忧患意识,仅唱赞歌是不够的。写作是一种艰辛的劳作,尤其是非虚构。不过,我已乐在其中,调查采访拓宽了我的视野,写作让我对社会与个人命运有了深刻的思考和认识。
织锦像《朱晓军》
写作已成为我的生活,如不采访,不写作,我会有一种车发动后停那不动的感觉,会感到生命无着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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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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