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傲慢与偏见

Original 刘胜军亚当斯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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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者 | 刘胜军

最近，在社会热议“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张维迎写了一篇题为“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的文章，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希望重视企业家的重要性，不要通过“打土豪”方式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笔者完全赞同。邓小平当年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企业家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很难想象华为能成就今天的“科技奇迹”。正因如此，中央在2017年出台《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更是下金蛋的鹅，必须呵护好。

虽然企业家精神必须保护，但不等于所有企业家都要保护。一个社会，既有靠勤劳和创新致富的企业家，也有靠寻租发家的红顶商人。如果对所有企业家一概保护，结果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

还是吴敬琏老师说得准确：

• 富人要分两种，有些人是靠权力发财的，这一点要坚决的制止，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要给他们严厉的惩罚。

笔者认为，不仅不能保护那些靠权力发财的，对以下几种企业家也不能纵容：

• 靠污染环境致富的

• 靠996致富的

• 靠垄断致富的

• 靠抄袭侵权致富的

只有打击那些“不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才是对那些“创造价值的企业家”的最好保护。

回头再看张维迎教授那篇文章，感觉张教授对企业家太溺爱了，而对社会太不信任了。张维迎认为：

• 人们对商业活动的仇视和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和敌视，在今天被称为“仇富”，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

• 我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 嫉妒是基于相互比较产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而比较就会有范围，即你跟谁比。一般来讲，人总是倾向于跟同类比较，比如跟同班同学比，跟左邻右舍比。可比性越强，嫉妒心就越大。

• 一般人搞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赚钱。企业家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

对于张维迎的上述观点，笔者有两点批评意见：

• 关于嫉妒：嫉妒的确是人性，但这是不可改变的人性。古今既然，中外没有例外。因此，“羡慕忌妒恨”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客观条件，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以美国为例，“企业家价值”早就深入人心，但没有用。一旦“红脖子”陷入生活困境，仇恨自然滋生，特朗普应运而生。因此，即使假定所有企业家都是“合法致富”，也必须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不患寡而患不均”。指望让穷人不再“羡慕忌妒恨”，是很傻很天真的念头。

• 关于无知：张维迎所谓“一般人搞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赚钱”这种论断，在80年代的确是存在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在国内已拥有数千家上市公司、1.6亿股民的今天，在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坐拥数千亿身价的今天，说大家不懂企业家价值，令人不知所云。笔者出身于山东农村，即使在农村，如今一听企业家也会肃然起敬。

如果说社会上的确对企业家存在一些负面的印象，那也不是因为无知，而是民众已经看到了太多“不创造价值的企业家”：

• 靠寻租发家的徐明、丁书苗、刘汉

• 靠无限借债发家的海航陈峰、王健

•“空手套白狼”的安邦保险吴小晖

• 操纵资本市场的肖建华

• 因为垄断被罚款182亿的阿里巴巴、被罚款34亿的美团

• 如今陷入风雨飘摇的恒大

•……

所以，社会没有冤枉企业家。企业家也有好坏之分。张维迎担心，“容易把别人发家致富当作自己贫困的原因，容易得“红眼病”，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只是自己的丰富想象，是典型的“精英思维”，与现实脱轨。如今的现实是：

第一，贫富差距已经越过警戒线，中国成为每年新增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

第二，如今的确有不少的企业家，行走在灰色地带，靠制度套利、垄断、污染、抄袭甚至违法等方式发财。

因此，如今“企业家群体”不是弱势群体，而是“优势群体”。社会对企业家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谈不上什么“盲目的偏见和敌视”。

张维迎教授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也为经济改革与经济理念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从80年代“为钱正名”，到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到深入研究契约理论和企业家精神，再到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大辩论”。

但如今，笔者感觉，张维迎的一些观点不仅与社会现实脱节，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也缺乏客观的认识。张维迎很不喜欢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张维迎写道：

• 懂得经济学并不一定能免除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的文章和书基本都是反市场的。在他看来，任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一定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靠政府干预。

我很怀疑，张维迎有没有认真读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著作。的确，斯蒂格利茨对市场批评多多，但他从来不是“反市场人士”，更从来没主张建立计划经济。相反，斯蒂格利茨反对的只是“不公平博弈的市场”。斯蒂格利茨不是希望推翻市场体制，而是要完善市场体制，让市场体制真正公平、更加包容。

与斯蒂格利茨的“入世”相比，张维迎对市场的崇拜只是一种“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完全不符合现实。

的确，如果市场机制能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那么市场会成为一种伟大的机制。但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谁建立的？精英！这才是令人担心的问题所在。

张维迎与斯蒂格利茨的区别在于：张维迎习惯于站在企业家的立场看问题（其博士论文是《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斯蒂格利茨则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看问题（他因为对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研究而获得诺奖），尽管两人都拥护市场经济。

张维迎过于强调市场的积极面，而忽视了市场的阴暗面（吴敬琏：任何美好的事物往往也有它的阴暗面）。80年代，中国最需要哈耶克、张维迎这样的观念；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无疑更需要斯蒂格利茨和波兰尼（30年河东30年河西：敏锐的亚当·斯密，狡猾的凯恩斯，犀利的哈耶克，伟大的波兰尼）。

笔者希望张维迎教授不要“抹黑”斯蒂格利茨，建议认真读读一读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参见：美国：共同富裕的第一“反面教材”），就事论事，建设性讨论问题，共同构建完善、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与自由派经济学家想象中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即使以法治著称的美国，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结果公平，也没有“真正的机会公平”。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仅要善于从学理上揭示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更要直面市场机制不公平和不完善的残酷现实。

最后，笔者借用斯蒂格利茨一句话赠与张维迎和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 当1%的人占据了大多数财富时，社会注定付出惨痛的代价。1%的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其实是与99%捆绑在一起的。这一点是1%迟早会明白的事情，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如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80年代的物资贫乏，变成今天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应地，政策中心应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头一次，中央财经委聚焦“共同富裕”）。我们不能固守80年代的思维模式在21世纪的今天“刻舟求剑”，更不能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嫉妒和敌视企业家”，也不能把批评市场机制等同于回归计划经济。共同富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学术界更应理性探讨如何建设性地完善市场机制，进而推动共同富裕（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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