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中国经济：西方专家须放下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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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胜军
由于经济体制、发展阶段、调控机制的差异，西方的学者和专家在观察中国经济时，时常雾里看花，甚至出现重大误判：
• 本世纪初，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资产一度高达30%，西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一片悲观，2001年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炉，收获西方社会不少“好评”。如今章家敦的脸已经被现实打得鼻青脸肿：中国经济在201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达12.68%，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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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西方掀起又一次中国崩溃论。沈大伟的悲观，主要是出于他对中国反腐、中央权威提升的误读。 与他的预测相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稳健增长。虽然增速下滑，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所决定的，也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对此，“权威人士”早在2015年就已经给出了L型增长的判断。而且，中国6%左右的增速依然显著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知名投资家李录显然比沈大伟更了解中国，他写道，“中国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的结果可能是政治愈发稳定而非相反，这一点可能会让同情西方模型的国内、国外观察家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政府不改变经济改革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就会在一个稳定单一的大市场中持续发展下去。”
李录的话，其实点出了西方观察家的两个通病：
• 不理解“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和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规律。
• 不接受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在西方观察家眼中，任何与西方标准不一致的做法，一定是错误的、必定是不可行的。这种傲慢、自以为是和狭隘，蒙蔽了西方学者的眼睛。
随着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不理解、不接受仍将长期存在甚至会加剧。
实践和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专家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偏见。早在2010年美国著名投资者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就警告，中国的房地产过度已经让它处于“通往地狱的跑步机上”，泡沫随时可能破裂。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写道：“（中国房地产）繁荣的持久性表明，比起将它描述为泡沫，这个市场要复杂得多。”
不久前，因为意识形态偏见而闻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连续在英、美媒体上刊发文章，点名批评世界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进入中国的决定是个“悲剧性错误”。贝莱德在全球管理的总资产规模约9.5万亿美元。贝莱德首只在华公募基金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9月7日正式成立，首募规模66.81亿元。
“新兴市场教父”麦朴思（Mark Mobius）不同意索罗斯对于中国的悲观看法：
• 这意味着他们（中国）正在走向公平监管，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让投资者，包括海外投资者，更安心，所以我不知道索罗斯那样说的依据在哪儿（“阶层固化、躺平、内卷”：理解大变局的三把钥匙）。
与软银孙正义的“看不清楚”相比（历史眼光看中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索罗斯的“悲观”则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他2019年在《华尔街日报》写道：
•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感兴趣的是打败中国，这一点甚至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索罗斯真的不懂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在香港碰壁，也是因为他对中国政府的低估。
与索罗斯截然相反，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全球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10月22日再度发声（达利欧：八千里历史高空俯瞰中国）：
• 目前市场对中国监管政策反应过度，中国资产很便宜。
2021年，相比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第三季度同比增速回落至4.9%。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推动9月份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升值创纪录的10.7%，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拉闸限电（美国限购卫生纸，中国拉闸限电）。这次PPI上涨是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发生的，会不会导致滞涨？
PPI走势
观察经济形势，既要看短期，更要看长远、看大局，方能拨云见日辨明大势。不能一惊一乍，见风就是雨（任泽平，别吹了）。
越是在经济发展承压的时候，越是看清问题背后的本质，就越能凸显高质量发展的定力和决心。新华社记者近日梳理了十大社会关切、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采访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作出回应，为深度、全面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指引。
三季度增速“破5”却颇受关注，甚至引发一些担忧声音。季度增速放缓原因何在？
基数效应是一大因素。-6.8%，3.2%，4.9%，6.5%，中国经济在去年四个季度划出的这条上扬线，预示着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必然会“前高后低”，而且坡度比较陡峭。
短期性因素也带来一定冲击。下半年以来，国内疫情局部多点散发，河南、山西先后遭受暴雨洪灾，加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原材料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经济复苏之路遭遇困难。
面对经济下行挑战，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采取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减少对房地产和债务依赖等举措，释放出不走粗放增长老路、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信号。
“第三季度增速放缓，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是好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如果中国不经历这些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会更快，但中国经济可能就不会走上正确的轨道。
多重考验下要坚定发展信心，稳步恢复中更要保持清醒。
一方面要看到，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第四季度及明年初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四大宏观经济指标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CPI和PPI的“剪刀差”扩大；“三驾马车”中，制约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因素仍然比较多……
另一方面更要坚信，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为复杂的阶段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但我们有办法、有能力稳住持续恢复态势，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压力面前，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中国是具有强劲韧性的超大型经济体，这种韧性来自近1.5亿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来自经济体系的完整性，来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亿万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消费和投资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双引擎”。今年上半年，内需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80%。
全球疫情蔓延下，中国消费市场韧性更加凸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比上半年提高3.1个百分点。
消费也呈现跌宕起伏之势。8月，受疫情多点暴发冲击，消费同比仅增长2.5%，增速比上月回落6个百分点，为近一年来的新低；9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叠加促消费政策和中秋消费拉动，消费进一步回暖。
也要看到，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均较上半年有所放缓。疫情反复对服务消费、接触性消费造成持续负面影响；受原材料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及疫情和汛情影响，投资增速放缓。
考虑到当前外部环境多变，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出口增速可能的回落，稳住并扩大内需更为关键（齐声唤，消费券）。
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升级势头明显，消费复苏基础仍然稳健。
连日来，浙江、天津、湖南等多地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开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扩大有效投资的“路线图”已然绘就，102项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未来几个月，更多扩内需举措的出台，有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更有效激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外贸，在最新出炉的中国经济三季报中，可谓是众多数据中表现十分亮眼的一个——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7%，特别是9月出口异常强劲，同比增长达28.1%，远超市场预期，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路透社称，中国的供应链韧性难以低估。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表示，这反映了“全球对中国商品的持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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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的“高光时刻”，源于中国有效防控疫情的“红利效应”，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体现、外贸韧性与实力的凸显。
亮眼数据背后，并非没有隐忧。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外贸基数走高等因素，今年外贸增速回落、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是大概率事件。特别是近期部分地区的汛情、疫情和电力供应紧张等情况，也对出口形成一定制约。订单高涨的背后，运力不足、运费高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货出不去，有单没利润，成为当下不少外贸企业心头担忧。
外贸“高光时刻”能持续多久？一方面，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加速，外部需求增大，将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进一步拉动作用；但另一方面，防疫物资出口量剧增等“一次性因素”也会逐步消退。正反因素相互影响，外贸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
根据有关部门监测，到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重点外贸企业订单依然充足。可以预见，全年进出口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在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外贸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形势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怎么抓好？
10月21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将分步实施、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作，首批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重点行业。
受国内经济加快恢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一些资源型行业再度呈现扩张态势，“两高”项目上马有所抬头，上半年9省区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
相关分析人士警示，随着国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主要经济体产能开始恢复，要警惕出口回调后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抬头。
这些现象，凸显供给侧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也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到专项检查，多地被点名曝光；高耗能行业用电得到严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恒大离悬崖还有一米），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慎重考虑房产税，大胆征收空置税）……
随着一系列务实举措相继落地：9月份，粗钢、钢材、电解铝等产量在上半年分别创出近年单月新高后继续回落，钢材出口量也已从上半年的高位回落至500万吨以下。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足以阻止其出台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优先考虑的是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而非短期增长。”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分析称。这为中国摆脱传统增长模式提供了“机会之窗”。
行百里者半九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把握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抓住这条主线，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中国经济必定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
9月中旬以来，全国电力供需紧张，一些地区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9月23日至26日，个别地区出现拉闸限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我国发电量煤电占比较高。限电，反映出能源尤其是煤炭供需紧张。
从全球范围看，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经济在逐步恢复，全球能源需求都在大幅增加；很多国家都遭遇了能源问题，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从国内看，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导致煤炭供需紧张，价格大幅上涨。发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影响了发电能力和意愿。
与此同时，一些省份经济复苏强劲，电力需求快速增长。1至9月全国用电增速达到12.9%，多个省份用电增速达到16%至20%。如此高的用电增长给电力保供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依赖性仍然较强，大量上马“两高”项目，加剧了能源供需的紧张局面。此外，水电来水不足，新能源出力不稳定，也影响了电力供应能力。
这个冬天，中国能否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剑指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10月19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连发三文，表示将采用包括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等一系列必要措施，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19日当晚，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短时间内便“锁定”跌停板。
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加快释放煤炭产能。9月底以来，已核增一批生产煤矿，日均产量已比9月份增加了120万吨以上，10月18日的日产量已超过1160万吨，创今年新高。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据统计，我国居民用电量占全部用电量的15%左右，民生用气占全部用气的比例不到50%。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和企业坚持民生优先，科学制定有序用能方案，确保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部分国家逆全球化而动，叠加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稳定和供应链畅通带来空前挑战。从防疫物资短缺、生产停摆，到疫苗供应不足、制造业“缺芯”，供应链风险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凸显。
当下的“芯片荒”，正是其中典型。从手机、电视、电脑、汽车等行业，到5G、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领域，很多都受“工业粮食”芯片短缺的困扰。这也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供应链布局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外部冲击下，供应链条越长，断裂风险也越大。谈及供应链，业界热词已由前几年的“低成本”，转换为如今的“复原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兼顾生产效率和产业安全，全球供应链调整加速。
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更加凸显：美欧等经济体加快出台制造业回迁计划，加速全球供应链向本土化布局。跨国公司在收缩全球供应链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供应链向近邻区域化集聚；为降低集中采购风险，让全球采购多元化、分散化，包括增加中国以外的采购来源地。
这种形势下，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会否给中国产业链安全带来挑战？
就中国市场而言，确有一些在华外资企业加快布局调整。特别是疫情发生之后，时而有外资企业宣布关停中国工厂的消息，一度引发担忧。
但要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一直在动态调整之中，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有些跨国企业会离开，一些新的企业也会进入。但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对于一些中低端产业的迁出，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顺应中国高质量发展趋势。
越南河内
有外媒报道，一批曾想离开中国的跨国公司，正打算把在东南亚的工厂尽快搬回中国。因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愈发成为“可靠的生产地点”。
中国对外资的“磁吸力”与日俱增。据调查，90%以上的在华外企主要面向中国市场。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无可比拟。再加上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丰富等综合优势突出，都成为吸引外资的磁力。
日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1至9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95.1亿元，同比增长19.6%，继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凸显中国仍是全球最佳投资目的地之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如何在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中掌握主动权？
未来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提升稳定性和竞争力，重要而紧迫。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国正在补链强链行动上不断发力。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并不意味着走向封闭和内顾，而是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在开放合作中锻造更强大综合竞争力（《中欧商业评论》 | 刘胜军：“双循环”大势所趋，企业如何安身立命？）。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亮相”，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今年以来，随着促进共同富裕部署渐次展开，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同时也出现个别偏颇的声音，把促进共同富裕曲解为“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甚至“劫富济贫”。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又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向“躺平、内卷”宣战：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来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促进共同富裕，也是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阿里奇迹背后是一场社会危机）。
共同富裕绝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有人同时富裕，也不可能不同区域、不同人群达到整齐划一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要保持历史耐心，不能超越实际发展阶段；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
实现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是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
共同富裕不是养懒汉，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共同富裕更不是“吃大锅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其中，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不能曲解为“劫富济贫”。
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我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近段时间，有关部门针对资本无序扩张、垄断等违法违规行为出台了系列监管举措。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是成熟市场经济的表现。一系列监管举措，针对的是“无序”，强调的是“规范”。
近年来，在一些领域，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强迫经营者“二选一”“掐尖式并购”等行为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数据杀熟、隐私数据被泄露等侵害消费者权益，引发公众质疑与担忧。
伴随着监管部门对一些行业加强规范，出现了少数“打压民营经济”的曲解和杂音，这是毫无根据的。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反垄断，针对的是违法违规行为，而不是针对特定所有制企业，更不是针对特定所有制的特定企业。
资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持续发展，已经积聚起巨大的资本能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就是要通过引导和规范，让资本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与社区商贩争夺最后一块“铜板”（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金融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应该看到，通过严格执法、完善规则，部分领域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和竞争失序行为得到纠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也受到民众和业界的广泛认可。
2021年，中国“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乡村振兴又如何布局落子，国内外对此十分关注。
目前乡村振兴机构和队伍调整基本到位，30余项衔接政策稳步推进，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出台多项倾斜支持政策，实施“万企兴万村”等行动。
到8月底，全国在岗驻村工作队17.2万个，驻村干部56.3万人，其中驻村第一书记18.6万人；全国有5.2万名任期届满的驻村干部主动请缨，继续驻村。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踏上新征程，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仍在“三农”，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持续几年努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目前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但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情况新特点。
一方面，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包商银行等风险机构依法稳妥处置，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高风险银行的总资产目前仅占银行业总资产1.4%，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
另一方面，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仍未消除，部分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个别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主要集中在几个省份，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面对老问题新情况交织，如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首先要稳妥处理好个别企业的风险问题。当前个别房地产企业出现的债务违约问题，原因在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未能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审慎经营，反而盲目多元化扩张，造成经营和财务指标严重恶化。应看到，个别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是个案风险，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总体可控。目前，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依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摆在恒大面前的三条路）。
恒大海花岛
与此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就当前整个房地产市场而言，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风险总体可控，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改变。
守牢安全底线，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注意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既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又不搞“大水漫灌”。当前，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部冲击，同时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一些区域性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这些风险的处置与化解尤需地方政府压实责任，防止地方财政风险、行业风险、区域经济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着力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助力中小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增强内生动力。
我国有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金融风险，以金融活水助力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迈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定步伐，中国经济虽面临不少挑战，但机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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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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