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光辉岁月之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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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胜军
时势造英雄。在20世纪上半期风云激荡的神舟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舍生忘死、百折不挠，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这批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中，习仲勋就是耀眼的一位开国元勋。习仲勋比毛泽东小20岁、比邓小平小9岁，在开国元勋中属于最年轻者之列。
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34年，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
1943年，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
1952年至1953年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邓小平、西北局习仲勋、东北局高岗、中南局邓子恢、华东局饶漱石，史称“五马进京”。
1959年，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改革开放后，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在革命岁月、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均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陕西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个“关中名邑”富平县。在富平石川河南岸坐落着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农庄——习家庄。1913年，习仲勋出生于此。
富平意为“富庶太平”，古时“富称沃壤，利甲关中”。仅汉、唐、周、魏帝王陵墓就十余处。以赵宋皇帝定名的“赵氏河”绕习家庄汇入石川河。
春秋时有诸侯国在贵州习水一带，国灭后，即以国名习为姓氏。后来，习姓人聚居于湖北襄樊一带。明洪武二年，习思敬携家逃荒至如今的河南南阳邓州市“大习营村”。习仲勋为该族习魁之后的第九代。
贵州习水
光绪八年（1882）年，战乱与饥荒双至，习永盛携家带口逃荒，一路乞讨，翻越秦岭，来到富平县。当时，富平连续3年干旱、颗粒无收，全县人口减少2/3，因此招引外地灾民前来垦田。习永盛给次子习宗德（习仲勋之父）、三子宗仁分别取小名长儿、久儿，内心憧憬一个长久的安身之地。为了生计，习永盛在种地之余，挑起货郎担跟集转乡，终于在一座刻有“释迦如来第十六所真身舍利宝塔”的圣佛寺塔下猝然死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习宗德结婚，当时妻子家穷，是借了一双“上轿鞋”才成了亲。婚后育有子女7人，习仲勋为长子。习仲勋说，“父亲给我取小名“相近”，冠以习姓，就成了习相近，恰好与三字经的“性相近、习相远”词义相反。也许父亲当时还有更深的寓意。”
小时候，习仲勋对“黄巢荆山练兵”、“苗训退隐裔沟”等故事过耳不忘，特别爱听《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
1922年，九岁的习仲勋被送到都村小学读书。半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小学期间，习仲勋第一次考了全级第27名，此后一直第一名。
1926年，习仲勋考入立诚公学高小部公费生，人生迎来转折点。1925年，共青团员严木三受聘为立诚学校校长，他有意传播马克思主义。习仲勋入学不久就加入“立诚青年社”，随后加入共青团，彼时年龄不到13岁。
习仲勋、程建文、宋文梅在立诚学校被称为“都村三杰”。后来宋文梅在杨虎城手下担任特务营营长，西安事变期间负责看押蒋介石。1955年出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处长。程建文1933年脱离革命阵营，1949年去了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评议委员。
与习仲勋同班的还有立诚学校创始人胡景翼将军的胞弟胡景铎。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习仲勋促成了胡景铎带领上千名国民党官兵起义。
1926年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习仲勋成为积极分子。1926年立诚学校解聘严木三，严木三转任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习仲勋也决定转入第一高小。严木三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1927年，习仲勋又考上了省立第三师范。
1928年三师训育主任魏海记录进步学生名单，中共三原县委决定除掉魏海。程建文将毒药“人缘巴豆”投入三师教师灶的锅内，部分教师轻微中毒，行动暴露。习仲勋等九人被捕入狱。
在狱中，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与习仲勋单独谈话，宣布习仲勋为中共正式党员。狱中成立了党团员秘密小组。习仲勋对大家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
后来习仲勋等人被押解到西安军事裁判处，归陕西省主席宋哲元管辖。6月，关押于该处的9名共产党员被活埋。宋哲元对习仲勋等人说，“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宋下令释放习仲勋等人。
习仲勋入狱后，父亲习宗德积郁成疾。习仲勋出狱后，父亲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不久，习宗德病逝，年仅43岁。
1929年关中发生了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饿死者日众，连续四五年之久。全县一年饿死4000多人，十室九空。习仲勋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食的人群之中。
兵荒马乱之中，习仲勋母亲病逝，家中已经无力埋葬，只能在门房内垒墙隔离待葬，两年后才用棉被缠裹掩埋。
习仲勋的叔父习宗仁又重病需人照顾吃喝，叔母又随后病故。一家陷入绝境。习仲勋的大妹、三妹被病魔夺去生命。
中共成立了武字区筹赈委员会，习仲勋在立诚学校的同学唐玉怀为副主任，黄子文为主任。黄子文、黄子祥被当地群众尊称为“黄氏兄弟”。习仲勋积极参与赈灾，与黄氏兄弟结下友谊。
1929年冬天，奇寒，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中共陕西省委组织了对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的武装打击，遗憾的是被国民党镇压。
习仲勋决定离家出走，投身革命。他对两个妹妹说，“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
1930年正月初八，16岁的习仲勋泪别故乡。中共武字区委派他去数百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部队从事兵运（组织兵变）工作。习仲勋回忆说：
• 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一经查获，就是处死。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
习仲勋经过三四天长途跋涉，来到300多里外的王德修支队。王德修亲自写了条子，习仲勋被任命为二连见习官。不久，王德修出任杨虎城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1931年，不满18岁的习仲勋出任中共营委书记。
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营委发动兵暴，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谢子长游击队会和。会议讨论决定在“两当”举行兵暴。当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300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队伍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书记。
“两当兵变”时的习仲勋
行军途中，队伍陷入包围，除少数人逃出外，其余被缴械。起义失败。习仲勋数年呕心沥血却遭遇失利，心情极为沉重。他后来总结说：
• 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仍打着白军对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因为两当兵暴，习仲勋被通缉。习仲勋和周明德以驮盐换粮掩护推着独轮车去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见到刘志丹后，刘志丹紧紧拉着习仲勋的手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
刘志丹、谢子长决定去保安一带建立根据地，习仲勋被安排留在照金建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留在照金的特务支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习仲勋、陈伯昌将队伍撤离照金，向渭北根据地进发。
到达武字区后，习仲勋见到了游击队指挥黄子文。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
武字区遭遇清剿后，习仲勋和李杰夫带第二支队向心字区转移，两人在一个水洞里潜藏了十余天。后来，李杰夫叛变，后任蒋经国秘书，随蒋介石军队去了台湾。
习仲勋在富平西区开展斗争留下很多传奇。习仲勋回忆说：
• 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烟，我都叫旱烟抽醉了。
陕西省委派贾拓夫（1912-1967）到武字区视察工作，随后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
为加强对陕甘边苏区领导，陕西省委选派习仲勋去照金工作。当时，山东、河南等“三省十二县”饥民逃到照金落户。1933年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成立，习仲勋任委员、军委书记、团特委书记。红26军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指挥，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
习仲勋为建设薛家寨呕心沥血。薛家寨因薛刚反唐曾屯兵于此得名，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乃兵家要地。习仲勋被选举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习仲勋在战斗中腰部受伤，一个民团小头目在押送习仲勋时说，“我看你是个大官。我放你跑。”习仲勋拼命跑，在一个大沟坡滚了下去，艰难地爬到一个叫柳林的小村庄。村民郑老四用土法为习仲勋消疼止血，但血流不止，伤口溃烂。习仲勋被送到庵子村，遇到黄子文，被担架抬回了薛家寨。
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
红26军内部出现变故。军政委杜衡与刘志丹发生激烈争论，杜衡强行命令26军南下渭华，结果被敌军围追堵截，刘志丹等幸存者3个月后返回照金。省委书记袁岳栋、杜衡、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叛变。
26军南下失败的同时，国民党第17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1906-1934）率2000人起义，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机枪和迫击炮。习仲勋说：
• 这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
1933年8月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陈家坡村召开，习仲勋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刘志丹返回照金后，担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蒋介石派重兵围剿薛家寨，游击队被迫撤离薛家寨。习仲勋说：
•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26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是照金毕竟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太近，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
1934年习仲勋病愈归队，受到第二路游击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习仲勋担任队委书记、义勇军指导员。1934年2月，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主席，当时他不满21岁。1934年11月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组织学员军事训练，看到习仲勋过来，刘志丹便喊“立正”口令并举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
刘志丹（1903-1936）
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下，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4000人。
1935年陕甘晋省委发动肃反。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进行逮捕。不久，刘志丹被捕。习仲勋、刘景范也被以党棍罪名开出党籍。习仲勋因为对肃反“态度暧昧”被带到王家坪关押审查。
押送到瓦窑堡后，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冬天不给盖被子，晚上睡觉也绑着手脚，动辄鞭抽刀背砍，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习仲勋回忆说：
• 当时张秀山被鼻孔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死去活来，哭诉到，“我死了不要紧，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26军，这里面的干部全是好的。”
张秀山（1911-1996）
当时在省委所在地已经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命悬一线。
1935年10月毛泽东抵达吴起镇，得知陕北肃反消息，立即派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党中央和毛泽东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喜欢读报的毛泽东在哈达铺获悉陕北根据地
11月毛泽东指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赶赴瓦窑堡处理肃反问题。王首道回忆：
1970-197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 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到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毛泽东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为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习仲勋说：
• 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拿下来捉一捉虱子，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砸了我一顿，“我打你就和打蒋介石一样。”监狱后院已经挖了一个深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把我们这批人埋掉。毛主席一到吴起镇，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调查组发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罪名是“莫须有”，被释放。毛泽东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撰文回忆：
• 在十分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来了。我们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
习仲勋被释放后出任中央党校训练班第三班主任，董必武为校长。
1935年12月习仲勋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中央派习仲勋赶赴关中特区工作，路上与刘志丹、宋任穷（1978年宋任穷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相遇。不久，刘志丹在东征山西时牺牲。习仲勋等人负责组建关中工委。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不久中央决定发动西征战役，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
1936年9月习仲勋生平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在保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拉着二十出头的习仲勋的手高兴地说：习仲勋、习仲勋。
会后，张闻天宣布调习仲勋任关中特区特委书记。习仲勋等人历时七八天、行程五六百里，到达关中。
1937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习仲勋等为委员。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成立，习仲勋兼任校长。在国共摩擦不断的情况下，二师七次建校、六次搬迁。
西北局对习仲勋的鉴定中写道：
• 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他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1943年1月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议对王震、习仲勋等22人给予奖励。毛泽东为每位获奖者题词，给习仲勋等题词是：
•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说：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会后，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不到30岁的习仲勋已经担负起领导陕甘宁边区1/3人口的地区的历史重任。
1943年毛泽东会见了即将赴任绥德的习仲勋。
中央做出审查干部、清查内奸的决定。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却认为“特务如麻”，致使审查严重走偏了方向。当时发明了一种叫“照相”的方法，根据脸色变化决定是否嫌疑分子。结果，抗大总校的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占总人数57.2%。
文革主要成员康生（1898-1975）
习仲勋给中央报告，建议及时阻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习仲勋对人说：我们讲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
毛泽东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后来，经过甄别，绥德大部分人被平反、恢复名誉。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回忆：
安志文1982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 习仲勋虽然也曾遭逮捕、坐牢、受刑，但他没计较个人恩怨。直至50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他说：回顾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1944年习仲勋与绥德师范党总支委员齐心结婚。齐心的父亲齐厚之曾任傅作义部参议，后随傅作义和平起义。齐心的母亲邓耀珍1940年从北平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1933年15岁的齐心成为八路军女战士。
习仲勋与齐心
1945年习仲勋出席七大，此时六大结束已经长达17年之久。毛泽东邀请习仲勋等地委书记们到枣园座谈边区经济工作。习仲勋当选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45年中央决定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取得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央西北局书记。王震三五九旅遭受胡宗南重兵围追，中央批准夺路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一月内，毛泽东多次致信习仲勋，就迎接王震部北返进行部署。最终，王震劲旅，胜利归来（建国后曾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中央党校校长等职）。
三五九旅王震
习仲勋问大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守华容道呢？”大家没有答出。习仲勋说，“这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为什么最终失败呢？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后来只培养了一个姜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国民党在榆林驻军中有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三人担任重要职务。胡景通、胡景铎是习仲勋立诚中学校时的同学，交情颇深。经习仲勋介绍，胡景铎加入共产党。
1946年胡景铎率领2100名官兵起义，最终北线战役5000多人起义。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
• 胡景铎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
胡景铎（1914-1977）
1947年西北野战军俘虏马鸿宾的侄女婿马奠邦。彭德怀对马奠邦说，“马鸿宾是个好人。当地老百姓就说他是个好人。”习仲勋将其释放，护送回去。此时对马鸿宾触动很大，1949年9月马鸿宾起义，建国后任宁夏、甘肃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49年在习仲勋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党第22军接受和平改编。
1947年中央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习仲勋为政委。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为保卫延安，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
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第一次青化砭战役歼敌2900人，西北野战军仅伤亡265人。20天后，羊马河战役，歼敌4700人。随后，取得蟠龙镇战役胜利，歼敌6700人。这就是著名的“三战三捷”。毛泽东说：
• 我彭习军只有6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31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将胡军锐气顿挫。
习仲勋与彭德怀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陇东战役，歼敌4300人。
1947年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军前委，由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会后，习仲勋和彭德怀分开，与贺龙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贺龙为联防军区司令，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习仲勋与贺龙
这段经历对习仲勋影响至深。1980年习仲勋撰文回忆：
• 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威武战争奇观”的影响，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
1947年土改中，习仲勋注意到一些左的倾向。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鼓动自发斗争，一个反动旧保长，竟然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大吃大喝八九天，临走乱拿一顿。习仲勋致信西北局：
• 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嘴上，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否则应受到党纪制裁。
接到习仲勋报告后，毛泽东复电习仲勋：1）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1949年习仲勋参加了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然后随中央领导人坐火车进入北平。
中央决定组建新的西北局，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任第一、二、三书记，习仲勋主持日常工作。翌年贺龙调离西北局，习仲勋任第二书记。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由56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习仲勋当选委员。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建国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习仲勋任政委。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
邓宝珊与毛泽东谈及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1951年国庆节习仲勋、张治中、贾拓夫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阅兵式上
建国后，剿匪斗争成为重点。西北较大的股匪有470多个，达13万人。到1951年底，大的股匪基本消灭。
甘肃有个主教马震武，威望极高。习仲勋亲赴兰州找到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和马震武谈话。马震武、孙作宾深入西吉滩招降，平定了西吉叛乱。
习仲勋最得意的手笔是收服项谦。项谦是西宁昂拉部落的千户。1950年他与马步芳残部勾结，企图武装叛乱，自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中共青海省委坚持武力解决，习仲勋说：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青海省委派代表与项谦多次谈判，项谦一意孤行。在争取项谦多达17次之后，习仲勋和西北局批准了军事进剿。四个小时结束战斗，项谦带少数人逃进深山老林。
解放军不仅保护寺庙，而且给卧病在床的项谦母亲治好了病。在感召下，项谦终于投诚。习仲勋说，“不管项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服了我们为止。”最终项谦被政府的大度感化，下决心回头请罪。政府仍委任他担任千户。后来毛主席见了习仲勋说：
• 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23年，九世班禅因担心达赖的加害而出走内地。解放后，昌都战役震动西藏，达赖决定和谈。1951年，习仲勋亲自到机场迎接十世班禅。班禅进京拜见毛主席后，返回青海塔尔寺。
为护送班禅回到西藏，习仲勋前往塔尔寺拜会班禅。习仲勋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欢送佛爷返回西藏的。”习仲勋对班禅言必称佛爷，随行人员很不理解。习仲勋说，“这是民族政策嘛。”
习仲勋与十世班禅
抗战胜利后，中央遴选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52年毛泽东问一位中央领导，“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对方回答，“年轻有为。”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炉火纯青。”
经常与毛泽东晤谈的张治中，每次谈到习仲勋，对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处理大政方针的果断，委任处事作风的谦虚、谨慎、细致、全面，赞不绝口，内心倾服。
1952年政坛出现了盛传一时的“五马进京”——西南局邓小平担任副总理，东北局高岗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部长，中南局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北局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五马”之中，39岁的习仲勋最为年轻，比邓子恢小17岁。
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现在派一个人来接任中宣部部长。就是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习仲勋感到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宣传工作经历，担心难以胜任。毛泽东鼓励说：
• 蛇看起来很吓人，但它在耍蛇人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
习仲勋还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委书记，并参与周总理领导下的经济工作，成为全国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成员。
1953年，习仲勋出任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1959年习仲勋担任副总理兼秘书长，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内政外交，日理万机，席不暇暖，非常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分担外交工作。有一天，他与习仲勋谈话，希望习仲勋兼任外交部长。习仲勋听了，连连摆手：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干外交部长这个职务。第二天习仲勋又专门向周恩来检讨并解释说：我是西北人，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没学过外语、出过国、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一直从事具体工作，不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没具体办理过外交事务，担心做不好外交工作，所以推辞了。但我可以给您当好“内交部长”。周恩来听后非常高兴。从此，在政务院、国务院工作分工中，习仲勋除了做好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工作外，还主管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回忆说：
•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陪恩来同志在西花厅接见被特赦的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等人。当时他们都很拘谨，还有些畏惧情绪。恩来同志为了缓解他们的紧张心情，指着我对杜聿明讲：“他是你的老乡!”（都是陕西人）他一句话就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已经55岁，身体健康。恩来同志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
习仲勋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计划建设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把设计图纸拿给习仲勋征求意见。习仲勋说：
• 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
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想法一样。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
习仲勋与周恩来
1958年习仲勋到陕西调研，了解到大跃进工程“引洮上山”项目，大为震惊。这个工程要修一千多公里渠道，还要在山上行船，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的山上运河。习仲勋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说，“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第二年甘肃就发生了粮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现象，“引洮上山”工程被迫下马。
习仲勋在参加八届六中全会时说，“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生产。”
1957年人民接待室收到甘肃农村干部来信，反映当地发生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沿途乞讨来到北京的。习仲勋心情沉重。
1961 年 习仲勋等 12 人组成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较典型的河南省长葛县蹲点调查。当时，长葛县委前任负责人铺摊子，摆阔气。放着老县城不用，兴建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的建筑设计，修建了仿照人民大会堂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一字儿排列在宽敞的公路两旁。习仲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对此予以严厉批评：
• 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大一片不可？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
1950年为了加快工业建设，西安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习仲勋说：仅仅为了修水路，没必要拆除城墙，一动就会乱。习仲勋、张治中发布《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使西安逃过一劫。1958年大跃进，又开始拆除旧城墙。西安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一些专家向国务院反映这一问题，习仲勋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习仲勋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
1962年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再次被批判，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八万言书”申诉。毛泽东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理论权威”康生捕风捉影，公然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弟弟刘景范和他爱人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
随着批判升温，习仲勋被诬陷为“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主要成员。
习仲勋事先并不知道《刘志丹》小说的创作。李建彤告诉习仲勋后，习仲勋表示：“写对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赞同写成大部头的小说”。李建彤未接受习仲勋的意见。
习仲勋见到书稿后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李建彤未听从习仲勋意见。习仲勋还让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劝说李建彤。
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多次劝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写作，刘景范转告李建彤的话：西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是支持谁支持？习仲勋迫不得已说：你要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
1962年习仲勋给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
八届十中全会，康生向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中央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
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对妻子说，“怎么习仲勋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连累了。”1959年中央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成立西北调查组。
1963年习仲勋开始写“检查报告”。不久，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不参加校内的学习和活动，在“西公所”每天上午阅读马列毛著作，下午养花种菜，从不迈出大门一步。
习仲勋希望到农村去，毛泽东却另有打算。1965年习仲勋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批示重查此案。中组部复查后认为：1）李建彤写《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约稿，并非康生所谓“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谈了他对书稿的意见，除此外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康生说习仲勋是这本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3）习仲勋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刘志丹》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1980年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反。
1966年文革爆发。从开始真正的拥护，到困惑怀疑，再到保持缄默，反映出习仲勋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
1967年1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文章，不点名诬陷习仲勋。1月4日半夜11点，十几个红卫兵冲进习仲勋住处，要把习仲勋揪到西安批斗。这些人是西北大学文革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习仲勋被拉到西北大学关押在学生宿舍。西北大学负责看守习仲勋到红卫兵，经过观察，认为习仲勋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好人，表示他们会尽力给予特殊保护。这几个红卫兵因为同情“走资派”而受到追查。
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按照周恩来的命令，习仲勋被转移到省军区实行“军事管制”（实为保护措施）。
习仲勋被造反派反复要求写交代材料。他身处逆境，把“许多罪责”揽于自身，避免了更多同志遭受牵连。
9月，造反派在西安医学院与习仲勋“拼刺刀”（批判和摧残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往往要“刺刀见红”）。习仲勋对造反派“交代”：
• 我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得太大，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还说过我亲眼看见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群众说，都拿去炼钢了，耕地的铁铧也炼了钢。
• 我们现在农村粮食紧，共产党有崇高威信，群众会原谅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闹乱子，农民就会用扁担砸我们。
习仲勋说，“我当时想，只要把握批不死就行。”1968年1月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批斗，开始了漫长的监护生活。习仲勋被关押在北京北新桥交通干校一间狭窄的小屋子。
齐心因为未与习仲勋划清界限，被康生列入500人黑名单，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7年。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其他3个孩子桥桥、安安、近平被送到内蒙古、山西、陕北梁家河插队。
1972年齐心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与习仲勋见面。不久，习仲勋被专案组带到一个地方。八年分离，习仲勋已经分不出两个女儿。习近平已经19岁。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 爸爸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了一支。他就问：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说：你抽烟我批准了。第二次再见到我，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习仲勋与近平、远平
1974年毛泽东对《刘志丹》案批示：
• 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
但是康生采取消极拖延战术。1975年专案组对习仲勋说：你可以向毛主席写一封短信，越少越好，不能超过4页。两天后，专案组负责人宣布：可以解除监护，但中央决定让你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
1975年5月习仲勋、齐心被送到洛阳耐火材料厂，住处仅24平方米。习仲勋每天5：30起床，散步到7：30，每次走八十华里，风雨无阻。
习仲勋在洛阳
周恩来去世，习仲勋为之三次痛哭。第一次是周恩来去世后到一天中午，习仲勋在屋里独自面对周恩来遗像痛哭；第二次是在周恩来灵堂泣不成声；第三次路过工厂门口看到橱窗里周恩来的照片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习仲勋与周恩来
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撤职。习仲勋闻知怒拍桌子说，“胡说，简直是胡说。人民悼念总理有什么错？邓小平这个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说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亲自操刀掌勺和大家做了一桌饭菜，请邻居和朋友分享。
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习仲勋在广播中听到后连声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的人才，我们国家有希望了。”
习仲勋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再次请求查清自己的问题，“我今年64岁，余年不多了，但我的身体已近康复，还可以为党做点儿事情。”
1978年2月，中办通知河南省委：迅速护送习仲勋进京。
1978年12月，邓小平当选政协主席，习仲勋为政协常委，叶剑英为人大委员长。会议期间，叶剑英接见了习仲勋，“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1979年习仲勋与许世友隔着车窗比试手劲。左为杨尚昆
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广大省委第二书记，动身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都接见了他。胡耀邦宣布：“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不久韦国清返回北京，习仲勋接任第一书记。
习仲勋与叶剑英元帅
习仲勋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省级领导人。习仲勋后来说，“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习仲勋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直言不讳。
他履新广东时敏锐地注意到，“在我们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不解放思想，……什么事都干不成”。习仲勋在广东开展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风，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叶剑英委托胡耀邦致信广东省委：
• 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1979年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
在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时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习仲勋坚持复查历史积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被挤出广东，一种是把地方主义平反搞成。”习仲勋处理了李一哲案、庄辛辛案、广东“地方主义”案等重要案件，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人平反。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先后有20多万人得到平反。吴南生说：
• 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
1978年习仲勋到毗邻香港的宝安调研。宝安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之首。1952-1977年，逃出4万多人，占全县人口18.7%。习仲勋深受震撼：香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经济能搞好广东不行？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针对华国锋的讲话旗帜鲜明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王全国还代表习仲勋、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
• 要总结文革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
• 建议用行政办法变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转到统一计划下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
• 希望在改革时，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
• 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优势……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更大的权力……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决定习仲勋任广东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
在肇庆，习仲勋鼓励地方干部大胆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
洲心公社被说成“复辟资本主义”，习仲勋说：
• 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错了我负责。
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说：
•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现在有些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
• 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
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字定不下来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
•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 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什么坏处。
9月，谷牧对习仲勋等人谈话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习仲勋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受命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筹建，担任广东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兼深圳第一书记。
12月，谷牧召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时说：
• 习仲勋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保险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1978，伟大的“睁眼看世界”）。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坚定推行“清远经验”，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创国企承包的先河。到1981年底，全国有363个县、17个小城市借鉴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习仲勋说：
• 清远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一个现成的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写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我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习仲勋常说：“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他足迹遍及南粤大地的山山水水，曾冒着酷暑，到梅县、汕头、惠阳“东三区”21个市县考察长达一个月。齐心回忆说：
• 初到广东，仲勋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做好广东工作责任重大，所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勋到沙头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僻冷清。这对仲勋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
1980年习仲勋、杨尚昆上调中央工作。虽然在广东只有两年十个月，但习仲勋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其重要的祖国南大门，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在《习仲勋同志生平》中评价说：
• 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一届六中全会习仲勋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负责书记处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人事制度变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回忆说：
• 胡耀邦同志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当时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处理的。
1981年中央书记处合影
1981年中央决定由习仲勋、万里分别负责制定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精简机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82年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出台，干部离退休步入正常化轨道。
习仲勋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绝不可掉以轻心（企业家如何向中共百年传奇取经？）。
1985年习仲勋、姚依林、谷牧请求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全会批准了请求。
1988年习仲勋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1年家人为习仲勋举办八十八岁寿宴“米寿”。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因为公务实在繁忙难以脱身，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 今天是您的88周岁生日，中国人将之称为米寿。若按旧历虚两岁的话，又是您90岁大寿。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大喜日子。昨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既为庆祝您的生日而激动，又因未能前往祝寿而感到遗憾和自责。
•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我从您身上要继承和学习的高尚品质很多，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点：一是学您做人。爸爸年高德劭，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党外人士的尊敬。这主要是您为人坦诚忠厚、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宽宏大度。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把你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二是学您做事。爸爸自少年就投身革命，几十年来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您相比，实觉汗颜。特别是您对自己的革命业绩视如过眼烟云，从不居功，从不张扬，更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习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您的赤子情怀。爸爸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的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五是学您的俭朴生活。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您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样的好家风我辈将世代相传。
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习仲勋女儿习乾平（毕业于外交学院法语专业），习仲勋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说：
• 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习仲勋的女儿习和平聪颖修秀丽，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儿子习正宁在海南担任司法厅厅长期间，1997年心脏病突发去世。这些变故，对习仲勋都是莫大的打击。
习仲勋常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
习仲勋情深意重。贾拓夫、刘景范都因《刘志丹》受牵连，习仲勋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
一位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秘书，在《刘志丹》案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听说他的住房有困难，就指示有关部门帮他解决了一套住房。秘书生病住院，习仲勋还去看望，秘书感动得泪流满面。习仲勋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
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在文革期间打过习仲勋。工作人员要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习仲勋摆摆手，“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
2002年习仲勋在京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习仲勋同志生平》做出高度评价：
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
• 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了好名声！
◎ 主要资料来源：
《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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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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