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要 |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
本文将夏普里值分解思路扩展到多维贫困模型当中，从多维角度理解经济发展和成果分享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
1.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2.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
3.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共同富裕与多维减贫至少存在三方面关系。
其一，缓解贫困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提低”的底线任务。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2020年底，我国实现了极端贫困的全面消除，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但绝对贫困的消除不等于贫困的消除，也不等于国家扶贫使命的完结，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提低”任重而道远（李实和沈扬扬，2022）。
其二，共同富裕要实现多维综合的幸福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既包括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自信，还包括“环境的宜居宜业，社会的和谐和睦，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文化产品的丰富共享”。与之相似，在减贫领域也需要采取多维综合发展手段。多维贫困的内涵决定了其具有综合改善贫困群体“功能性活动簇”的功能，对提升贫困群体发展能力和发展自信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多维贫困进行研究贴合共同富裕的研究内涵。
其三，不平等是共同富裕与减贫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再到高位波动的过程。国际发展经验显示，过大的差距会影响经济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由此表明在共同富裕与减贫分析框架中关注不平等议题十分重要。
本文将夏普里值分解思路扩展到多维贫困模型当中，将多维贫困变化分解为每个维度、每个指标的均值变动（发展水平提升）和结构变动部分，从而从多维角度理解经济发展和成果分享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文章数据来自CHIP 2013和2018年的农村部分。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十八大”以来，伴随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超常规“精准扶贫”政策的开展，农村居民综合性福利水平显著提升，多维贫困程度显著下降。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发生率从4.0%下降到1.9%，彰显我国扶贫攻坚的巨大成就。
第二，文章发现在农村多维贫困程度不断下降过程中，各项指标的均值增长带来减贫效应，但结构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多维减贫成效。总体而言，“均值”提高对减贫具有正向影响，但指标在区域间、农村居民内部差距会产生扩大的“结构”效应，使得农村居民多维减贫进程减缓。分解结果显示，尽管增长效应带来了居民综合福利提升和多维贫困下降，但差距拉大形成的结构效应抵消了部分多维减贫成效，因此倡导包容性的增长模式是有效缓解我国居民多维贫困的有力手段。
第三，细化到各类多维指标，文章观测到2013—2018年期间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缓解来自于医疗负担的大幅降低、安全饮水改善、资产拥有量的提高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此外，农户受教育程度、住房面积和失业指标在2013—2018年间出现差距扩大现象，上述问题一定程度抑制了多维减贫成效。而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医疗费用支出负担两项指标则因均值恶化问题而产生提高多维贫困度的作用。
文章有四项政策启示：
其一，在未来继续“提低”过程中，应重视从多维视角促进低收入人群的全面发展。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摆脱贫困的核心是个体的能力培养和机会的起点公平。本文论证出改善多维贫困对提升贫困群体发展能力和发展自信至关重要，符合共同富裕多维综合的发展要求。任何一个维度（或指标）发展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对最终的多维贫困结果造成影响，更加需要关注贫困的多元性、综合性、发展性特征，以多维减贫与发展模式促进共同富裕“提低”目标的实现。
其二，认识到缩小差距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在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要警惕居民间福利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认识到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机制，避免因不均衡发展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不仅要关注各项福利指标的增长，还要关注这些福利指标在居民之间的差距，通过普惠发展和特惠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缓解多维贫困长效机制，促进我国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其三，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职能。要注重以发展经济带动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强经济增长成果被低收入人群共享的程度；有效发挥行政力量，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缩小居民内部的差距；重视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适当辅以有针对性的特惠政策，为困难群体提供政策帮扶。
其四，持续为低收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就业支持政策，通过开展劳务输出、强化职业培训、东西部扶贫协作、社会企业帮扶等方式，持续推进就业政策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力量，激发农村居民内生动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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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校对：利托、时加、奕成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